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典型人物的归宿（5）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为题，专门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的经验。1979年3月，《情况简报》增刊第14期又发表了辽宁省委正确对待下乡知青典型的报道。同时强调指出：对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间，确有一些是搞“闹而优则仕”起家，靠追随“四人帮”爬上高位，成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如朱克家、张铁生之流，也有一些###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予必要的党纪国法制裁。这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乡早、有干劲、成绩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护。国务院知青办的文章还规定了保护知青典型的几条原则：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要处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结论。错误特别严重需要做组织处理的，也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或者调离领导岗位，或者下放基层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现做最后的组织处理。
典型人物的归宿（6）
1979年5月23日《人民月报》在刊载本报记者来信《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为其解脱，做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结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参见《中国青年报》，1979年5月8日；《辽宁青年》，1979年7期。。
应该看到，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纠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的现实需要。当时，全国知青的返城风已经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获得了再度辉煌的机会。
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虽然给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机会，但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因成为典型而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纪轻轻，下乡不久，即被领导看重，多方培养，并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势陡变，身份地位则难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1976年前后历史车轮的急遽转折，一些志得意满时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后悔莫及。与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经历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不但昙花一现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时，两人总是身兼高职，频频亮相于广播新闻中。1976年，侯隽被提升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7月份调到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这中间，仅仅经过三个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审查。起因是，她任职期间，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调查报告》，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是正组长和知青办主任，她作为副组长也参与了其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人指出这份报告符合“四人帮”口味。侯隽的问题查清后，被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阔别多时的宝坻县窦家桥，仍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荒野：《著名知青董加耕的三十年》，《大江南北》，1991年6期。。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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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1）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