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3）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历史以来、特别是“###”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上海的要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上海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并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青年还被告知：上海现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如果盲目增加城市职工人数，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总之，上海青年认为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有返城，而政府则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对青年的返城要求当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返回新疆不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并要求今后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海青年负责。上访团代表也受到压力。于是第一次上访宣告失败。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4）
7月下旬，上海知青又发起第二次上京请愿活动。在这以前，被勒令解散的“上青联”不仅恢复了活动，且有新的发展。“上青联”的组织原则规定：遵守宪法、法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总部决定，统一行动；实行###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上青联”委员由各单位###推选；全体委员必须有豁出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等等。设在阿克苏的“上青联”总部发出通知，为配合上访团，要求各团场、各连，就本单位领导对上访团及有关人员是否有进行###的情况，以及本单位土政策至今未改的具体情况写信拍电报给上访团，速告中央。
新组建的上访团人数超过上一次，由8个团场的73人组成。上访团起程前，代表纷纷表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表示：“没有其他特长，有颗心”，“能力差，决心大”。所有代表均由知青们推选出来，其中不少人是克服家庭阻力后受任的。这次活动募捐了两万元。
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1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摺”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这次行动来势凶猛，时值7月末，距十一国庆节不过两个月。因为担心上访团到京会产生不良后果，有关做好劝阻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的指示已经下达。但代表不听劝阻，执意上京，部分代表已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市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已经出发的代表以后也陆续在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被截获，并送回新疆，最后由各人所在的团场派人到乌鲁木齐市领回。至此，第二次上访中途搁浅。这以后，阿克苏等地区上海青年又两次组织上访，但代表们均未能跨出新疆一步。
（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怠工、串联、###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 想看书来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5）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全垦区发生###21次，###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
《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及类似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主要组织者必须主动进行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继续破坏捣乱，则要从严惩处《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6）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