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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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 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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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7)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回。
  阿克苏大规模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满足他们的返沪要求。青年们回到自己农场,变卖了家私,每人又领到户口准迁证及200元搬家费。有的团场在领导主持下召开欢送大会,会上肯定了上海青年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的贡献,希望返沪后继续为“四化”努力奋斗。
  阿克苏上海青年闹事,迅速波及南疆另两个上海青年的居住地区——喀什和库尔勒。喀什农垦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河流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唐代和唐以前大规模屯田的地方。当地知青(以上海青年为主,还有少数北京、南京青年)在阿克苏上海青年影响下提出返城要求。库尔勒市是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垦区各团场原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该垦区上海知青于12月初大批进入库尔勒市,有的团场汽车全部被上海青年控制,他们在市内###,各人身带白布,上书“要户口、回上海,为什么走后门的能回上海,我们不能回”。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上述地区领导迫于压力也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
  闹事知青以为问题得到解决,兴高采烈,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殊不知形势又陡然变化。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鉴于南疆农垦系统长期混乱,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只有出动军队宣布###,以恢复秩序。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另据《阿克苏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载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开始平息下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8)
(四)善后措施
  新疆农垦系统上海知青闹事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广,造成一系列遗留问题。
  1980年底,全系统知青还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到翌年初,倒流回沪势头凶猛。春节前夕,属于非正常探亲、公出而回到上海的青年达15万之多。情况最严重的如巴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返沪者已占2/3。不少人是变卖家产后,拖儿带女返沪的,给个人生活和上海市政带来诸多困难。新疆和上海方面通力合作动员青年重返边疆。新疆农垦部门为安置这批青年做了物质准备,并再三申明:对参与闹事者,不咎既往,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对回归者适当照顾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至于事件的组织者和个别趁乱打劫者,则逮捕法办。12月23日,由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及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联合署名,张贴布告,宣布于众。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闹事,引起中央的重视。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盘考虑,决定采取切实可行办法,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中受###致死现已###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9)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城市飓风(1)
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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