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年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条可行的道路（6）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当年7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务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
与50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15岁到20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家庭。
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之前，它还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