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自省；介子推决定携老母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好让晋文公后补的奖赏难以实施，让他一辈子背上沉重的人情债。
晋文公不久带人上绵山寻找介子推，介子推不是不知，而是不愿出来，也不能出来。如果介子推此时与文公相遇，晋文公必定会想法留住他，强予他奖赏，甚至有可能给他超过其他臣子的最高奖赏，但这不是介子推的稀罕之物，也不是他隐身山林的追求之处。他这时若出山被迫接受了君主的赏赐，不仅难给负义之君以刺激，反倒背上君主的情债，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同时还会有以逃隐要挟赏赐的嫌疑，难在同僚面前抬头，既销掩了当年割股啖君的功劳，又必遭君主日后的中心嫉恨。得到自己并不稀罕的东西，而失去自己珍贵的节义操守，这是介子推此时出山难以避免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介子推因而绝不出山面君。
晋文公纵火烧林，逼介子推出山就范，他急于卸下自己的人情债，对臣子采取了最严厉的逼迫手段。这表明介子推隐居山林的行为已使君主内心难以安宁，他刺激君主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然而，介子推此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保身躯还是保节义，二者只可取一。像当年割股啖君时一样，介子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重节义而轻躯体，为了贞守节义，他不向痛苦低头，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死亡低头，心甘情愿地焚身于绵山之上。唐时胡曾先生为介子推作诗云：
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
晋文公本想强予介子推以重赏，但弄巧成拙，奖赏非但没有施出，反而烧死了应该受奖的功臣，本已内疚的心上刻上了一道血痕。看到介子推的骸骨时，他有无限的伤感，也留下了终生的自恨。他为介子推立祠封田，又以“禁火”作悼纪念，以此聊补对这位流亡之臣的歉意。
无论介子推在割股啖君和辞禄焚躯时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轨迹，但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君主贫困时舍身报效，在君主富贵时辞禄远逃、却富爱贫、轻利重义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和那些嫌贫爱富、重利轻义的势利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喜爱这一形象，同时也喜爱那种为逃避利禄，在权势和压力面前宁死不屈的高洁品行，于是，人们对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世代不竭的崇敬和悼念，这种崇敬和悼念，包含了人们对世间贫困赤情的企求，寄托了人们对利禄和权势的蔑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一种世俗心态的厌恶。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3）
季节关系加上人们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寒食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唐时尤甚。宋人邵雍曾言：“人间佳节唯寒食。”许多骚人墨客逢节挥毫，寄寓心意，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唐人韩翃作《寒食》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孟云卿作《寒食》诗云：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云：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诗人杜甫有《小寒食舟中作》，韦应物有《寒食寄京师诸弟》，韩偓有《寒食夜》，张说有《奉和寒食作应制》。宋人王禹偁被贬商州（今陕西商县）时作《寒食》，诗中有：“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咽。”他在《清明》之诗中仍念及“昨日邻家乞新火”的寒食情景，清人李渔作《清明前一日》，诗前四句云：
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
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
我们至此可以窥见，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代表着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现象。《周礼？司烜氏》有“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许为周时旧制，但介子推辞禄焚躯为“禁火”增添了新的文化意义，它使寒食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并且历代沿袭或俗。因为介子推身上体现的节义品行始终和贫苦联系而与富贵无缘，它表达出了古人的某种气节，因而传统文化创制了、并且长久地接纳了与此相关的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寄托某种企盼的时令机会。上述许多诗作自然各人意境不同，且与介子推事迹已无多大的直接关系，但它们其实都没有离开人生及其贫富、交情的话题，它们是在人生“寒食”的话题上表达心境和阐发寓意的，这是寒食时节本族各代诗人“集体无意识”的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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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处父：假意决战，诳敌退军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和《说苑？权谋》记载了公元前627年的一件事情。晋国的阳处父率军攻打蔡国，楚国大将子上率兵救之，两军隔汦水（即今沙河）相持。阳处父后来因晋军粮草将尽，意欲退兵，但他既怕退兵时楚军乘机进攻，又怕退兵后给人落下临阵退却的笑柄，于是想出一计，他派人前去对子上说：“你若想和我决战，我就退后一舍，让你渡河列阵，咱们早晚决战；你若不想渡河，那就让我一舍之地，使我渡河列阵。不然这样相持下，劳师费财，对谁也没有好处。”子上欲渡河列阵，随行的孙伯说：“晋人不讲信用，如果乘我半渡而击之，那就吃亏了，不如让他们渡河列阵。”于是子上让楚军后退了一舍，等待晋军渡河。但阳楚父等楚军一退，故意宣扬说：“楚军不敢与晋军决战，已逃跑了。”乃率军退归。他知道楚太子商臣与子上结怨，退军后让人给商臣说：“子上受了晋国贿赂，所以退兵。”商臣将此事告于楚成王，成王杀掉了子上。
在这里，阳处父迫于战争形势意欲退归，他故意给楚将子上提供了或者渡河决战，或者退后待战的两种选择。如果楚军选择了前一方式，渡河与晋军决战，那阳处父很可能采取半渡而击的方法，轻易地击败楚军，取胜回国。楚军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做出了后一种选择，这也是阳处父事先预计到的，于是他乘楚军退后待战之时，假造一个楚军惧战逃跑的舆论，乘机率军退归，既避免了撤退时为敌所乘的后果，又取得了一个战胜的名声，没有伤害自己的士气。
楚军中计后撤，阳处父犹不罢休，他又制造一个子上受贿退军的谣言，利用楚国内部的矛盾纠纷离间子上，转借楚君之刀杀害了子上。阳处父这次始终未与楚军交战，但他连施两计，放出暗箭，竟致死了楚军之将，达到了两军交战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
事实上，楚军与晋军夹河相持，楚军近予本土，军资取给方便，在战略上稍占优势，这次只要咬住晋军不放，坚壁持久，利用晋军远离本土的弱点消耗对方，必有坐收战果的一天。可惜他们看不清自己一方的优势所在，为敌人的假言迷惑和调动，丧失了优势，又为敌方的谣言中伤制造了借口。
三国时的司马懿与远来伐魏的诸葛亮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斜谷口西侧）夹壑相持，他咬住蜀兵，坚壁相持百余日，终于轻而易举地等到了战争的胜利。他是一位远比楚国子上高明的将领。
《孙子兵法》提出了察敌之法中云：“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是一条正确判断敌情的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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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处父：虚设诱饵，空言诱囚
为了囚禁某人，乃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诱使其自投罗网，这是人们常常采取的虚饵之计。史籍记载了春秋时这一计策的两次使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公元前627年，秦国盂明视等三帅率兵越晋伐郑，返国时在觳地被晋军伏兵擒获。晋襄公在继母文嬴的劝说下放走了三帅，不久又后悔了，遂派阳处父去追捕。阳处父急急迫到黄河东岸，见秦国三帅刚刚坐船渡河，阳处父知一时寻不到船只，于是心生一计，他故意解下自己所乘的左骖之马，假托是晋襄公要送给孟明视的礼物，让三帅上岸接受。孟明视有心提防，他立于船头拜谢，并不上岸受礼，阳处父的虚饵计遂落空。
《史记？伍子胥列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为杀害太子建而拘捕了太傅伍奢，他怕杀掉伍奢后其子伍尚和伍子胥日后复仇，乃派人到伍奢之家对二子说：“你们来，就免你父亲之死。”长子伍尚为免父之死，随使者去了郢都，被平王囚禁，父子二人一同被杀。次子伍子胥不信其言，后逃至吴国。
以上阳处父对于孟明视、楚平王对于伍尚兄弟采用的都是虚饵之计。此计的实质在于对所要拘捕的对象以利诱之。利诱的特点是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使诱捕对象误人可控制的范围内。阳处父虚饵计的更为高明之处，一是他随机应变，指定所乘的左骖之马为引诱之物，使“虚饵”具有了可借托的实物，使所诱对象更易受骗；二是他将所借托的诱饵假以晋君赠送之名，使对方难以推辞，投网就范。阳处父对孟明视指马言赠，且假以君命，这与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的前命相符合，因而也掩饰了自己引诱对方入彀的图谋，对盂明视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虚饵计乃是以空言诱人，它不需“本钱”，简便易行，因而常被用作诱捕某人的手段。然而，此计由于如下两个特点，也常常会在机智的诱捕对象面前失效和落空：第一，设饵之利对诱捕对象常是一种无故之利，这一“利”必使他产生疑问，使他怀疑这一画饼之利实为别人虚设的诱饵，从而拒绝投入罗网。比如伍子胥在楚平王的虚饵前，可以首先确定：释放父亲伍奢，从情理上并不需要二子前往；二子前往不能成为释放父亲的理由，据此他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这一释父之“利”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他就会识破虚饵。盂明视在阳处父赠马之时，必然也会感到作为一名战俘所得到的过分的、因而不合情理的爱宠，以无故之宠识其虚饵之诈。第二，诱捕对象的“获利”只有在接近许诺人之后才能获得。对诱捕对象而言，这种获利可能是暂时的、微小的，而接近许诺人的冒险却对自己是致命的、根本性的，诱饵之利总是小于冒险的损失。当人们稍微怀疑一种无故之利时，即使不能确定其必为虚饵之诈，也宁可舍弃其利，而不愿冒险地投入罗网。这也就是孟明视和伍子胥能分别逃脱阳处父、楚平王虚饵之计的原因，也是上述虚饵之计能留给人们的一点教益。
臾骈：辞强约战，料敌退兵
《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在公元前615年冬出兵进攻晋国，晋国赵盾率大军拒秦军于河曲（今山西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黄河拐弯之处）。晋国谋士臾骈认为，秦军远来，不能持久，建议晋军深垒固守，以待敌变。赵盾采纳了他的建议，严令军士坚守。秦军几次挑战，并且采取诱敌之计，均未得到决战机会。一天晚上，秦国派使者前去告诉晋军说：“我们两国军队尚未痛快地交锋，明天就请决战吧！”臾骈见秦使说话时眼珠转动，声音反常，等其离去后对赵盾说：“秦军要打算逃走了，请赶快安排追击。”后来证明臾骈的预见果然十分正确。
在这里，臾骈把秦军口气刚硬的请战之辞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先辨其真假，然后从反面识破了秦军的诈情。
辨析秦军的请战之辞，臾骈以以下基本情况为根据：秦军远来进攻，几次求战不得，兵锋已老，加之后勤供应的压力，已无力取得大胜，他们在与晋军难于继续相持的情况下，只有退归一条选择。但秦军要退归，最可担心的是一直在蓄锐等待的晋军乘退追袭。秦军为了保证自己撤退顺利，必然要想法稳住晋军。据此，他们的约战之辞极可能是撤归之前放出的“烟幕”，他们要引诱晋军忙于备战，自己则乘机撤归。臾骈还细心观察，认为秦国使者“目动而言肆”的外部表情，即潜意识支配着的“身体语言”已证实了自己对秦军约战之辞辨析的正确性。根据上述情况，臾骈满有把握地肯定：秦军要动身溜走，时间是在他们引诱晋军备战的当天晚上。如能截击，必获大胜。
臾骈在战场上辨析敌辞，从反面识破敌之诈情的这类事情，被后来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概括进著名的察敌三十几法之中，表述为：“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兵法？行军篇》）敌人措辞强硬，示以驰驱进逼之姿态，那是在准备撤退。这一察敌之法指出了战场上的一种复杂情况，提醒人们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善于从反面识辨敌人的诈情。
魏寿余：家小“被捕”，“逃脱”诈降
寿余是晋国的大臣，其封地在魏（今山西芮城北），与秦国隔河相望。《左传？文公十三年》、《史记？秦本纪、晋世家》记载，晋国为了招回已降秦国的本国谋臣士会，乃使魏寿余假装以魏邑叛晋投秦，晋人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让寿余只身逃脱，寿余逃至秦国，提出愿将魏邑献秦，得到了秦康公的信任，寿余于是暗中联络士会，最终逃归晋国。
寿余要入秦劝回士会，但秦人不会轻易相信和接纳他，于是寿余实施了这一诈降之计。诈降计是向敌人佯示自己立场的转变，利用敌人对自己的相信而打入敌人内部或接近敌人，借机暗中行事。此计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骗取敌人的相信，而取得敌人信任的要害还是在于向敌人显示自已立场的转变。
诈降计一般是用苦肉计的方式或携家小逃敌的方式骗取敌人的信任。苦肉计是以本国的惩罚来显示自己的受抛弃地位，向敌人表明自己立场转变的原因，把自己的投降放在能使敌人接受的情理之中；携家小逃敌是以自己对本国义无反顾的诀绝态度显示自已对敌国的信赖。诈降计如果没有其中某一方式的配合，就有明显的诳骗之嫌，会难以取得敌人的信任，使计策落空。
寿余的诈降看来是选择了携家小逃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