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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防守，《孙子兵法》讲：“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兵法主张防守时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进攻的侥幸心理上，而要自己作好充分准备，寄希望于自己难被制胜的强大实力上。养由基深知斗越椒箭艺的厉害，他谨慎防卫，一方面用“实而备之，强而避之”（《计篇》）的基本防御策略避免敌人的攻击伤害；另一方面又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的原则，灵活地选取各种防御手段，使敌人难以预料。
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2）
第三，对于进攻，兵法要求“避实而击虚”，认为“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养由基和斗越椒初次交锋，难知对手防守的虚实，于是他以佯动示形的方式调动敌人，探测对手的防御规律。兵法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势篇》）如何调动敌人，探其虚实，兵法提示人们说：“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主张用挑动、示伪和角量等方式探测敌人。按此要求，养由基用虚扣弓弦的方式调动敌人，使其显形于己。摸清敌人的防守规律后，养由基本着“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虚实篇》）的原则，猝然发矢放箭，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理想进攻效果。
养由基较射的胜利启示人们，取得某种技能较赛的胜利，首先要依靠自己该项技艺的高超，人们应该常常注力于自己某项技艺的培养和提高，以此去和对手决胜，而不应该把决胜的希望寄托于技艺之外；同时，某项技能的较赛还有赖于智谋的指导和配合，人们在自己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着力于谋略思想的锻炼和提高。技能和智谋是人生克敌制胜的两个必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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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相者：以交相人，命运粗断
《新序？杂事》记叙说，楚国有一个善于相人的人，他因对人断语正确，、从无差失而闻名于国中。楚庄王见了他，询问他相人的奥秘，那人回答说：“我并非能相人，只是能观察人的交友。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他结交的都是遵守孝悌、忠厚谨慎的人，那这人必定家财日增，一生平安，这就是所谓吉祥之人。一个做官为臣的人，如果他结交的都是诚信之人，好行善事，那这人就会不断长选，官运亨通，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士。一个君主，如果身边的多为忠诚之士，敢于直率地劝谏君主，那必然国家安稳、君主尊荣、天下富裕，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君。我就这样从人的交往中看人之相。”
我们难以断定相人有否真正科学的依据和方法，但却能够肯定，上述楚人的“相人”之方有其极大的合理性。
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看待外界事物，对于与自己看法大致相同的人，会逐步产生一种内心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如果能不断得到强化，那相互间就会增加往来，甚至结为知己；，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交往关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内在原因的客观事实。
楚国的这位相人者也许对他的考察对象并不知底，但他首先确定该人的交往范围，接着分析这一范围内许多人物的共性特征，凭此就知道了考察对象的基本情况。事实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自发的交往群体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相同要素的凝聚，它们要本能地通过凝聚形成力量，既抗拒来自不同要素的压力，又实现自己的归属。因而，同一群体的人总有其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只要愿意仔细考察、认真分析，总能发现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共性特征。反过来，某一群体的共性特征必然为该群体中的个体所拥有，发现了其共性特征，就等于掌握了对其中任何个性做出断定的基本依凭。
相人者不仅要断定一个人的基本情况，还必须指出一个人的大致命运。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礼仪规范系统，都有与之相应的奖惩标准和升贬机制，掌握了一个人的品德、性格和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把他放置于社会特定的奖惩机制中去考察，分析社会对他的个性发展能给予多大的允许度，看他在社会中会得到多么大的奖惩量，这就多少能窥见他人生的必然命运。如果相者能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人生偶然性的诡秘式提醒，那就真可以作为一次人生命运的预测了。那位楚国的相人者看来是很有经验的，他把受相对象分为普通百姓、国家官员和朝中君主三类，结合各类人不同的人生目标和客观条件，紧扣受相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常常能做出令人叹服的预测。
凭交友而断定一个人，严格说来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相人，也许这位楚人要借“相人”之名蛊惑人心，吸引顾主，有他自己另外的目的，但不管怎样，他的“相人”不是凭主观臆断，有其客观上的合理依据，他“相人”的奥秘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结交对象往往就是该人的影子，其中反映着该人的某些特征，从一个人众多的交往对象上，能观察到该人不少的个性特征。考察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交往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以从中发现直接考察所不能发现的特征。同时，一个人和他的结交对象在形象上互为镜子，人们常常不能准确认识自我形象，但只要能真正了解自己结交对象的群体形象，也就能对自我形象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这也许是人们追求自知之明的一条有用方法。
孙叔敖：为官三怨，贤相可免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告诉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楚优孟：优孟衣冠，戏论贪廉（1）
楚国有位名叫孟的优伶（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人称优孟，常以滑稽调笑取欢楚宫，楚令尹孙叔敖生前待他很好。《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为官清廉，没有私蓄，又不让儿子袭爵受职，他死后儿子竟非常贫困，不得不砍柴谋生。一次，孙叔敖之子背柴上市时遇见了优孟，向他告知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优孟非常感慨，答应帮助。他准备了一套孙叔敖生前的衣帽，仿习其生前的言谈动作，一段时间后，竟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楚王及宫人都难辨真假。楚庄王一次设宴，优孟扮作孙叔敖前往祝福敬酒，楚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准备任他为国相，优孟回答说：“我得回家与夫人商量，三天之后答复。”庄王答应了。过了三天，优孟来了，庄王问道：“你夫人是怎么说的？”优孟回答：“夫人说楚相不值得干。”他接着向楚庄王唱了一首歌子。按宋代洪适《隶释？延熹碑》所载及《列国志》第五十四回描写，优孟的歌词如下：
贪吏不可为而可为，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贪吏不可为者，污且卑；而可为者，子孙乘间而策肥。廉吏可为者，高且洁；而不可为者，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
楚庄王已看清了优孟的身份及其意图，听着优孟后面关于孙叔敖之子贫困状况的如泣如诉的唱词，心中凄然，不觉潸然泪下。优孟歌罢，庄王即召来孙叔敖之子，封以寝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之地。
从孙叔敖之子生活的贫困中，人们能进一步看清孙叔敖为政时的清廉，明白他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的一个重要原因。
优孟以他对故相国的崇敬之心，不愿看到其子在贫困中生活，于是精心策划和主演了这场调笑戏谑的小剧目。他要借滑稽剧目的形式激起庄王对故相国的思恋之情，并借机把故相之子的生存窘态告诉庄王，诱导庄王做出妥善的处置。调笑戏谑是优孟所擅长的事情，但看了这出调笑之剧，庄王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自己对高尚清廉之臣的内心依恋，同时又知道了清廉之臣付出的世代的艰难代价，两相对照，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对故相关心得太少，愧对故相，于是立即封邑于其子，以聊补他对孙叔敖的歉意。优孟的目的也由此达到。
优孟逢场作戏，对庄王作了一次生动、成功的讽谏。今人有“优孟衣冠”的成语，足见优孟的这一讽谏形式对后人影响之深刻。优孟配合剧目情节唱了一段回肠荡气的歌子，尤其耐人寻味。
人们根据做官者是否清廉而把他们分为贪吏和廉吏两类。按说，贪吏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污浊而卑鄙，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却由此得到了丰腴的利益，而这又引诱人们去做贪吏。按说廉吏是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高尚而纯洁，然而他们的子孙却少衣缺食，而这又逼使人们不做廉吏。优孟的这段唱词本意是要说明廉吏孙叔敖子孙贫困的必然性，却无意间向人们揭示了贪吏和廉吏各有得失的生活规律。一方是社会所能认定的高尚品格，一方是子孙所能得到的丰腴利益，在公私难以兼顾的条件下，任何做官为吏的人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而被迫放弃另一个。廉吏得到的是前者，放弃的是后者；贪吏追求的是后者，注定要丢失前者。要高尚的品格还是要非分的利益，看来是一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事情。一个人总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观念对二者做出选择，而人们也总是根据一个官吏的行为选择对其进行判断和评价。
对于优孟讽庄王及其歌词，我们有如下一些看法：第一，贪吏得到了非分的利益，注定得不到好的评价和名声，廉吏得到了社会对其高尚品格的认可，却未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优孟讽庄王及其结果表明，即使社会没有建立起对廉吏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人们也会乐于对他们的利益短缺予以补偿，而贪吏的短缺必定成为他们永远的遗憾。第二，廉吏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惠及儿孙，却留给了儿孙可以引为自豪的堂堂正正的人格形象，留给了他们奋斗求生、自立成才的客观条件；贪吏虽能留给子孙无尽的物质利益，但却部分地剥夺了他们本应具有的奋斗自立的客观条件，留给了他们一个龌龊的祖宗形象，使儿孙们失去了一些挺胸做人的自豪。第三，贪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极大的，社会总是希望为官者做廉吏而不做贪吏，但不应仅仅把这种愿望寄托于道德的审判和良心的谴责上，而应该形成一种民众参与监督的机制，借法制的手段实现这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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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优孟：优孟衣冠，戏论贪廉（2）
西汉宣帝时的贤臣疏广曾将皇帝所赐巨金散与故里乡亲，转告子孙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清人林则徐发挥此意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有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有财，则增其过。”这些思想正与我们上述看法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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