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词概念可以有多层含义，但每一概念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般总有确定的意思。武士在辩辞中利用两个语词概念的多义性，故意偷换它们的原本含义，把错误行为的责任推给别人，谋求到了自我解脱。武士的行为和辩护固不足道，但其辩术不谓不智。
熊横：三策合用，信利两全
楚顷襄王熊横为太子时曾在齐国作人质，楚怀王死时，熊横答应割楚国五百里地给齐国，才得以离开齐国，回楚国继位为王，不久，齐国派人前来索取楚王原来答应的五百里土地。《战国策？楚二》记载了这件事并介绍了楚王三计合用退齐兵的过程。
齐国派人前来索地，楚王令群臣献计，上柱国（楚国最高武官）子良入见楚王说：“请先割地给齐国，然后以兵攻之，这样既保全了信用，又显示了武威。”之后大臣昭常入见说：“五百里土地是楚国之半，因此不能割给齐国。请让我领兵坚守此地。”昭常离去后，第三位大臣景鲤入见说：“楚国不割土地给齐国，但楚国不能独立抗齐，请西入秦国求救，以防齐国争夺。”太傅慎子最后求见，熊横向他介绍了子良、昭常和景鲤三人的计策，并向太傅表示：现在不知道该用三人中谁的计策。慎子听后，向熊横提出了三计合用的策略，并作了相应的安排，于是，熊横首先派子良去齐国献地；第二天任昭常为大司马，让其领兵坚守东部领土；其后又派景鲤西入秦国求救。
子良献地之后，齐国派人来楚国东部接受交割。昭常对齐使说：“我奉命坚守此地，誓与此地共存亡，现有甲兵三十多万，等待齐兵到来。”齐王闻讯，问子良说：“你来献地，昭常却在守御，该怎么办呢？”子良回答说：“我奉楚王之命献地，肯定是昭常假冒君命，您可率兵攻夺。”齐王率大兵来攻夺楚地，未入楚界，景鲤请来的五十万秦国救兵已在赶赴战场。齐王很恐惧，急请子良回国与楚、秦调解，再也不提索地之事。
面对齐王的索地之请，楚国群臣想法不一，各献计策，三条计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超之处。但慎子和熊横在最后的决策中，能巧妙地将三个计策结合使用，使三计在应用中互补短长，求得三计的宗合效果，这却是非常高超的一着。
三计在本质上存在抵牾之处，对它们的综合实际是新计谋的创造。在这一创造中，决策人将计谋中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处理，交给两个人分别执行，对于敌有利的一面虚而置之，仅求其虚名，应付对方而已；对于已有利的一面实而备之，求其实效，毫不马虎。比如子良献地，虽派出高级官员，规格甚高，但仅一使者，虚言诳齐，惟名义上保全信用而已；而昭常守地，有几十万军队相随，真正有备无患。另外，两个大臣分别执行着楚王相抵牾的两个命令，但齐王只能直接接触到其中的一个大臣，取地受阻时，齐王反能怀疑另一位楚臣的“矫命”之行，他既难以确认楚王的故意耍弄，又对具备武威之实的“矫命”行为无可奈何，空落下一个楚王守信的印象而无所获得。没等起兵相攻时，秦国救兵又至，只好悻悻作罢。楚王则在领土和信用难以兼得的困难境地中，通过虚实相间、分别处理的“合计之计”，成功地保持了领土和信用两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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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余：接连自伤，栽赃仇敌
《韩非子？奸劫弑臣》讲述了楚国春申君的爱妾余陷害春申君正妻，并谗杀其嫡子的计策。妾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于是暗中自伤身体，晚上哭着对春申君讲：。“我能成为您的爱妾，感到非常幸运，但是，我奉侍了您，却得罪了夫人，以至于被她打伤。我与其被夫人害死，还不如死在您的面前。”言罢即欲自刎。春申君急忙制止，他非常气愤正妻，不久将她抛弃。
春申君的正妻之子叫甲，妾余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嫡子，继承父爵，又生一害甲之计。她暗中将自己的内衣撕裂，哭着对春申君讲：“我为您之妾已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但他今天背过人撕拉着调戏我，我奋力逃脱，撕裂了衣裳。”春申君听罢大怒，让人杀掉了甲，妾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为了陷害别人，妾余两次使用了自伤之计。妾余的自伤计是暗地里进行自我伤害，然后把这一伤害的直接责任推给他人，以此诬陷其人，并争取到了人们对自己的同情。
人体的故意伤害可分为自伤和他伤，自伤违背人的生性，没有过分特殊的原因，人们不会自伤，也不会相信谁会自伤。妾余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常规，轻而易举地将自我伤害的直接肇事责任“栽赃”给了春申君的正妻，并利用春申君对自己的宠爱除掉了情敌。一计得手后，妾余再用此计“栽赃”嫡子甲，诬陷甲调戏自己，利用春申君自尊心严重伤害后的怒气杀掉了甲。
一般说来，自伤计的运用可以具有不同的目的，当事人用它可能要取得某种荣誉和利益，可能用它作为多种情况下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可能用它来陷害某一特定的人物等等。但无论如何，自伤计的实施总是利用人们对自我伤害行为的难以置信心理，把暗中自伤的责任推给他人，欺骗舆论。像妾余那样以诬陷某人为目的的自伤计，其实只是借刀杀人的手段。
自伤计和苦肉计是不同的，它虽然也使当事人受些皮肉之苦，但它的施行不是由两个人配合完成，而是一人独立完成；其人体伤害过程不是有意公开，而是暗中进行；其目的可能不是为取得某一特定对手的信任，而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图等等。
李园：香饵诱鱼，献妹窃政
楚国考烈王熊完久不生子，春申君黄歇（为楚国相国，封邑在今上海、苏州一带）寻访宜于生育的女人进献，找了很多，熊完还是没有生子，因而无太子可立，君臣们非常着急。赵国人李园决心乘此机会在楚国搞一次政治投机，窃取楚国政权。《战国策？楚四》、《史记？春申君列传》和《资治通鉴？秦纪？始皇帝上》记载了李园在楚国献妹窃政的一连串计谋。
第一，借镜照花，香饵诱鱼。李园有一位姿色绝伦的妹妹，他欲献给楚王熊完，但料到熊完没有生育能力，怕妹妹入宫无子，久后失宠，于是想出一策。他想法子做了相国黄歇的家臣，不久请假回家办事，返归时故意迟到了好多天。黄歇责问他迟归的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人来向我妹妹求婚，我陪了使者几天，因此迟归了。”黄歇听说李园之妹受齐王求婚，料其有非常之色，便问是否已经定婚，当李园回答尚未定婚时，黄歇急忙要求相见，等见了李园之妹，他大喜过望，即娶为自己之妾，对其宠幸无比。
第二，借精孕子，渡海瞒天。李园之妹入相府不久，即怀身孕，她接受李园的筹划和指使，瞅机会对黄歇说：“楚王对你的尊爱超过了他的兄弟，但楚王无子，以后还是会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新王上台后，有他自己的所爱之人，而你为相多年，对楚王兄弟已多有失礼之处，他们上台后，你还会保住相位和封地吗？肯定会祸事及身。”见黄歇愕然点首，追问解脱之法，她继续说道；“我现已怀孕在身，而无人可知，好在婚期不长。凭你的地位把我献给楚王，楚王必然宠幸，如果生下儿子，那就是你的儿子继位为王了，整个楚国都成了你的，还会有什么灾祸呢？”黄歇深以为然，遂让李园之妹住于另外的馆舍，旋即将她进献于楚王熊完，不久她生下一个儿子。熊完立此子为太子；立李园之妹为王后。李园作为王后之兄，被楚王重用。
第三，暗算同谋，窃政归一。数年之后，熊完久病不治，撒手归天，李园先入宫中，秘不发丧，安排武士伏于宫门，及黄歇人宫时，被武士砍下头颅。太子继位后，政归李园一人。
在楚王熊完没有生育能力的特殊情况下，李园要借助于自己的妹妹窃取楚政，设置了如上的计策，其中前两条是相互衔接的关键部分。他要把妹妹献给熊完，使其生子立后，但他知道，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权势和生殖力才能达到。他将两种所借定于黄歇一人，意在拉黄歇入伙，让楚国国相协助自己实施计谋。因此，为了达到献妹于王、生子为后的目的，必须前插一曲，先对付黄歇，于是有第一条计策。
在第一计中，李园要献妹于黄歇，但他主动提出，又怕掉了妹妹身价，于是他置花不献，借镜照花，编造了齐王求婚之事，借齐王抬高妹妹身价。但若向黄歇无故说出齐王求婚之事，仍有自夸之嫌，于是他故意归假超期，引诱黄歇追问，把自己照花的镜子使黄歇追问出来。为鲜花的出手重重地渲染色彩；同时也使自己在计策实施中处于被动的角色，以消除对方入人之彀的戒备心。慕李园妹妹之色，黄歇果然入伙为助，但他本人毫无所知。
李园之妹怀孕，表明黄歇的生殖力已经借到，李园不失时机地完成第二条计策。此计的要害是要说服黄歇把到手的美色作为诱饵进献于熊完，黄歇不愿失妾失子于他人，但更不愿失位失势于楚国；黄歇贪色，但更贪天下。李园深知黄歇心中的这些对比关系，指使妹妹向黄歇明白地摆出这些利害短长，以保位窃国作引诱，使黄歇借权势便将美妾献给了熊完。李圆在这里仍然没有出面，黄歇帮助他完成了计策。
同盗相妒，势所必然。李园和黄歇同谋窃政，必然事成相妒。李园第三计是前两计的逻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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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齐君：尊亲弱国，尚功权移
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太公望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太公望和周公旦两人非常要好，他们走在一起，就谈论如何治国的问题，太公望说，我的治国办法是“尊贤上（尚）功”。周公旦说，我的治国办法是“亲亲上恩”。太公望说：“按你的治国办法，鲁国自此就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往后拥有齐国的一定不会是姜氏。”果然，齐国以后日益强大，一度称霸春秋，二十四世后田氏代姜执政。而鲁国日益削弱，仅到了能够保持生存的地步，三十四世后灭亡。
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对自我的所有，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的奥秘和各自的失误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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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看重锐气，知己知彼
齐桓公争得君位后，派人向鲁国索要齐国“囚犯”管夷吾，得到后即任为相国。鲁庄公受齐国愚弄，准备兴师伐齐，齐桓公派大将先行伐鲁，两军于公元前684年战于鲁地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鲁人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谋略活动：两军相对，鲁庄公准备鸣鼓进军，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加以制止，等齐军鸣了三通鼓之后，曹刿才让庄公鸣鼓。鲁军冲锋进军，齐军大败而逃。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先别着急。”他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又登车凭轼远望，然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赶了。”鲁军于是开始追击。
鲁军取胜后，曹刿向鲁庄公解释取胜的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气方盛，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齐军三鼓气竭时，我们正一鼓气盛，所以能战胜他们。”曹刿又向庄公解释所以要察看后再追击的原因：“大国多诈难测，恐怕有埋伏，以诈败引诱我军，我见他们后退的车辙杂乱，又望见他们旌旗倒下，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所以才让您下令追击。”
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