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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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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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语词概念可以有多层含义,但每一概念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般总有确定的意思。武士在辩辞中利用两个语词概念的多义性,故意偷换它们的原本含义,把错误行为的责任推给别人,谋求到了自我解脱。武士的行为和辩护固不足道,但其辩术不谓不智。 
  

熊横:三策合用,信利两全
楚顷襄王熊横为太子时曾在齐国作人质,楚怀王死时,熊横答应割楚国五百里地给齐国,才得以离开齐国,回楚国继位为王,不久,齐国派人前来索取楚王原来答应的五百里土地。《战国策?楚二》记载了这件事并介绍了楚王三计合用退齐兵的过程。 
  齐国派人前来索地,楚王令群臣献计,上柱国(楚国最高武官)子良入见楚王说:“请先割地给齐国,然后以兵攻之,这样既保全了信用,又显示了武威。”之后大臣昭常入见说:“五百里土地是楚国之半,因此不能割给齐国。请让我领兵坚守此地。”昭常离去后,第三位大臣景鲤入见说:“楚国不割土地给齐国,但楚国不能独立抗齐,请西入秦国求救,以防齐国争夺。”太傅慎子最后求见,熊横向他介绍了子良、昭常和景鲤三人的计策,并向太傅表示:现在不知道该用三人中谁的计策。慎子听后,向熊横提出了三计合用的策略,并作了相应的安排,于是,熊横首先派子良去齐国献地;第二天任昭常为大司马,让其领兵坚守东部领土;其后又派景鲤西入秦国求救。 
  子良献地之后,齐国派人来楚国东部接受交割。昭常对齐使说:“我奉命坚守此地,誓与此地共存亡,现有甲兵三十多万,等待齐兵到来。”齐王闻讯,问子良说:“你来献地,昭常却在守御,该怎么办呢?”子良回答说:“我奉楚王之命献地,肯定是昭常假冒君命,您可率兵攻夺。”齐王率大兵来攻夺楚地,未入楚界,景鲤请来的五十万秦国救兵已在赶赴战场。齐王很恐惧,急请子良回国与楚、秦调解,再也不提索地之事。 
  面对齐王的索地之请,楚国群臣想法不一,各献计策,三条计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超之处。但慎子和熊横在最后的决策中,能巧妙地将三个计策结合使用,使三计在应用中互补短长,求得三计的宗合效果,这却是非常高超的一着。 
  三计在本质上存在抵牾之处,对它们的综合实际是新计谋的创造。在这一创造中,决策人将计谋中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处理,交给两个人分别执行,对于敌有利的一面虚而置之,仅求其虚名,应付对方而已;对于已有利的一面实而备之,求其实效,毫不马虎。比如子良献地,虽派出高级官员,规格甚高,但仅一使者,虚言诳齐,惟名义上保全信用而已;而昭常守地,有几十万军队相随,真正有备无患。另外,两个大臣分别执行着楚王相抵牾的两个命令,但齐王只能直接接触到其中的一个大臣,取地受阻时,齐王反能怀疑另一位楚臣的“矫命”之行,他既难以确认楚王的故意耍弄,又对具备武威之实的“矫命”行为无可奈何,空落下一个楚王守信的印象而无所获得。没等起兵相攻时,秦国救兵又至,只好悻悻作罢。楚王则在领土和信用难以兼得的困难境地中,通过虚实相间、分别处理的“合计之计”,成功地保持了领土和信用两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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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余:接连自伤,栽赃仇敌
《韩非子?奸劫弑臣》讲述了楚国春申君的爱妾余陷害春申君正妻,并谗杀其嫡子的计策。妾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于是暗中自伤身体,晚上哭着对春申君讲:。“我能成为您的爱妾,感到非常幸运,但是,我奉侍了您,却得罪了夫人,以至于被她打伤。我与其被夫人害死,还不如死在您的面前。”言罢即欲自刎。春申君急忙制止,他非常气愤正妻,不久将她抛弃。 
  春申君的正妻之子叫甲,妾余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嫡子,继承父爵,又生一害甲之计。她暗中将自己的内衣撕裂,哭着对春申君讲:“我为您之妾已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但他今天背过人撕拉着调戏我,我奋力逃脱,撕裂了衣裳。”春申君听罢大怒,让人杀掉了甲,妾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为了陷害别人,妾余两次使用了自伤之计。妾余的自伤计是暗地里进行自我伤害,然后把这一伤害的直接责任推给他人,以此诬陷其人,并争取到了人们对自己的同情。 
  人体的故意伤害可分为自伤和他伤,自伤违背人的生性,没有过分特殊的原因,人们不会自伤,也不会相信谁会自伤。妾余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常规,轻而易举地将自我伤害的直接肇事责任“栽赃”给了春申君的正妻,并利用春申君对自己的宠爱除掉了情敌。一计得手后,妾余再用此计“栽赃”嫡子甲,诬陷甲调戏自己,利用春申君自尊心严重伤害后的怒气杀掉了甲。 
  一般说来,自伤计的运用可以具有不同的目的,当事人用它可能要取得某种荣誉和利益,可能用它作为多种情况下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可能用它来陷害某一特定的人物等等。但无论如何,自伤计的实施总是利用人们对自我伤害行为的难以置信心理,把暗中自伤的责任推给他人,欺骗舆论。像妾余那样以诬陷某人为目的的自伤计,其实只是借刀杀人的手段。 
  自伤计和苦肉计是不同的,它虽然也使当事人受些皮肉之苦,但它的施行不是由两个人配合完成,而是一人独立完成;其人体伤害过程不是有意公开,而是暗中进行;其目的可能不是为取得某一特定对手的信任,而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图等等。 
  

李园:香饵诱鱼,献妹窃政
楚国考烈王熊完久不生子,春申君黄歇(为楚国相国,封邑在今上海、苏州一带)寻访宜于生育的女人进献,找了很多,熊完还是没有生子,因而无太子可立,君臣们非常着急。赵国人李园决心乘此机会在楚国搞一次政治投机,窃取楚国政权。《战国策?楚四》、《史记?春申君列传》和《资治通鉴?秦纪?始皇帝上》记载了李园在楚国献妹窃政的一连串计谋。 
  第一,借镜照花,香饵诱鱼。李园有一位姿色绝伦的妹妹,他欲献给楚王熊完,但料到熊完没有生育能力,怕妹妹入宫无子,久后失宠,于是想出一策。他想法子做了相国黄歇的家臣,不久请假回家办事,返归时故意迟到了好多天。黄歇责问他迟归的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人来向我妹妹求婚,我陪了使者几天,因此迟归了。”黄歇听说李园之妹受齐王求婚,料其有非常之色,便问是否已经定婚,当李园回答尚未定婚时,黄歇急忙要求相见,等见了李园之妹,他大喜过望,即娶为自己之妾,对其宠幸无比。 
  第二,借精孕子,渡海瞒天。李园之妹入相府不久,即怀身孕,她接受李园的筹划和指使,瞅机会对黄歇说:“楚王对你的尊爱超过了他的兄弟,但楚王无子,以后还是会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新王上台后,有他自己的所爱之人,而你为相多年,对楚王兄弟已多有失礼之处,他们上台后,你还会保住相位和封地吗?肯定会祸事及身。”见黄歇愕然点首,追问解脱之法,她继续说道;“我现已怀孕在身,而无人可知,好在婚期不长。凭你的地位把我献给楚王,楚王必然宠幸,如果生下儿子,那就是你的儿子继位为王了,整个楚国都成了你的,还会有什么灾祸呢?”黄歇深以为然,遂让李园之妹住于另外的馆舍,旋即将她进献于楚王熊完,不久她生下一个儿子。熊完立此子为太子;立李园之妹为王后。李园作为王后之兄,被楚王重用。 
  第三,暗算同谋,窃政归一。数年之后,熊完久病不治,撒手归天,李园先入宫中,秘不发丧,安排武士伏于宫门,及黄歇人宫时,被武士砍下头颅。太子继位后,政归李园一人。 
  在楚王熊完没有生育能力的特殊情况下,李园要借助于自己的妹妹窃取楚政,设置了如上的计策,其中前两条是相互衔接的关键部分。他要把妹妹献给熊完,使其生子立后,但他知道,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权势和生殖力才能达到。他将两种所借定于黄歇一人,意在拉黄歇入伙,让楚国国相协助自己实施计谋。因此,为了达到献妹于王、生子为后的目的,必须前插一曲,先对付黄歇,于是有第一条计策。 
  在第一计中,李园要献妹于黄歇,但他主动提出,又怕掉了妹妹身价,于是他置花不献,借镜照花,编造了齐王求婚之事,借齐王抬高妹妹身价。但若向黄歇无故说出齐王求婚之事,仍有自夸之嫌,于是他故意归假超期,引诱黄歇追问,把自己照花的镜子使黄歇追问出来。为鲜花的出手重重地渲染色彩;同时也使自己在计策实施中处于被动的角色,以消除对方入人之彀的戒备心。慕李园妹妹之色,黄歇果然入伙为助,但他本人毫无所知。 
  李园之妹怀孕,表明黄歇的生殖力已经借到,李园不失时机地完成第二条计策。此计的要害是要说服黄歇把到手的美色作为诱饵进献于熊完,黄歇不愿失妾失子于他人,但更不愿失位失势于楚国;黄歇贪色,但更贪天下。李园深知黄歇心中的这些对比关系,指使妹妹向黄歇明白地摆出这些利害短长,以保位窃国作引诱,使黄歇借权势便将美妾献给了熊完。李圆在这里仍然没有出面,黄歇帮助他完成了计策。 
  同盗相妒,势所必然。李园和黄歇同谋窃政,必然事成相妒。李园第三计是前两计的逻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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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齐君:尊亲弱国,尚功权移
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太公望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太公望和周公旦两人非常要好,他们走在一起,就谈论如何治国的问题,太公望说,我的治国办法是“尊贤上(尚)功”。周公旦说,我的治国办法是“亲亲上恩”。太公望说:“按你的治国办法,鲁国自此就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往后拥有齐国的一定不会是姜氏。”果然,齐国以后日益强大,一度称霸春秋,二十四世后田氏代姜执政。而鲁国日益削弱,仅到了能够保持生存的地步,三十四世后灭亡。 
  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对自我的所有,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的奥秘和各自的失误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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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看重锐气,知己知彼
齐桓公争得君位后,派人向鲁国索要齐国“囚犯”管夷吾,得到后即任为相国。鲁庄公受齐国愚弄,准备兴师伐齐,齐桓公派大将先行伐鲁,两军于公元前684年战于鲁地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鲁人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谋略活动:两军相对,鲁庄公准备鸣鼓进军,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加以制止,等齐军鸣了三通鼓之后,曹刿才让庄公鸣鼓。鲁军冲锋进军,齐军大败而逃。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先别着急。”他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又登车凭轼远望,然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赶了。”鲁军于是开始追击。 
  鲁军取胜后,曹刿向鲁庄公解释取胜的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气方盛,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齐军三鼓气竭时,我们正一鼓气盛,所以能战胜他们。”曹刿又向庄公解释所以要察看后再追击的原因:“大国多诈难测,恐怕有埋伏,以诈败引诱我军,我见他们后退的车辙杂乱,又望见他们旌旗倒下,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所以才让您下令追击。” 
  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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