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间差创造双方士气差的谋略思想；同时体现了他们谨防敌诈、慎重追击的用兵等谋略。近二百年之后，孙武对长勺之战中体现的类似的军事谋略做出了深刻的概括：
第一，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提出：“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后人梅尧臣注释云：“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张预注释云：“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二十二子》）这正是对长勺之战鲁人用兵思想的总结。
第二，根据鲁人对逃跑之敌的顾虑和慎重追击的思想，孙武提出“无邀正正之旗”和“佯北勿从”（《军争篇》）的原则，即认为不应迎击旗帜整齐的敌人；对伪装败退的敌人不要追击。
第三，根据鲁人曹刿对齐人败退真情做出判断的经验，孙武提出了“旌旗动者，乱也”（《行军篇》）的察敌之法，杜牧曾直接用长勺之战中的有关情节释注此句之意。
第四，《国语？鲁语上》和《左传？庄公十年》载，长勺之战前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同齐军作战，庄公回答说他对身边的人常施恩惠，又说他对神祭祀很讲信用。曹刿告诉他：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不能作为取胜的根据。当鲁庄公说到他对政事尽量以情处置时，曹刿认为这才是可以与齐国作战的根据。孙武将这类思想也做了概括，提出：用兵作战“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用间篇》）和“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的军事思想。
第五，鲁军作战和追击的胜利，在于其能对齐鲁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场形势有相当的把握。孙武提出：“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地形篇》）即是说，在作战中仅能知道敌与我一方面的情况，都不会有必胜的把握。战争的规律是：“知己知彼，胜乃不殆。”（《地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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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朋：蚁穴探水，巧用物性
据《韩非子？说林上》载，隰朋随齐桓公、管仲率兵北伐孤竹（今河北卢龙南），春往冬返，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一时寻不到水源，大家非常着急。隰朋对大家说：“蚂蚁冬天居于山之阳面，夏天居于山之阴面，因为蚂蚁近水而居，顺着蚁穴挖下去，必能得到水。”兵士们找蚁穴挖掘，果然得到了水源。
在大军断了水源的严重关头，隰朋巧妙地借用蚂蚁的生存本性来探掘水源，将动物的自然之性利用于人的特定目的，表现了他高超的智慧和天才。隰朋蚁穴探水的运用是基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认识：
第一，动物和人性状不同，但却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基础或生存条件，从这方面来说，人也是动物。凡适于动物居处的地方，一般也适于人的居处。水是动物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在一个区域内，没有水，就没有动物的居处；而如果有居处的动物，那此地就必有水源。隰朋在齐国兵士到处寻找水源的时候，一定看到了路上爬行的蚂蚁，蚂蚁行走速度极慢，路上的蚂蚁不会是外地的路过之蚁，必是本地的居处之蚁。在有动物居处的区域，人们如果断了水源，那问题不在于没有水源，而在于有水源但人们没有找到它。
第二，有些动物某方面的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人原本属于动物，但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后，活动区域扩展，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生存上对一定地域某些特殊条件的依赖必然减弱，当人类有条件把自己的精力散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把维持生存的那部分精力主要用之于对自然条件的综合利用和加工改造上时，过去纯粹依赖自然而生存时期所具有的某些有限的生存本能反而会逐渐下降。而有些动物，甚至许多非高级的动物，由于它们的生存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反而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代积累和提高了它们在某方面适应自然条件的生存本能，这表现在它们对生存要素的感官探测可能更为准确，对自然条件的直观反应可能更为敏感等。在这里，越是非高等的动物，生存上越是对自然条件依赖直接的动物，很可能其某种生存本能越高。基于这些认识，隰朋认定蚂蚁具有比人探测水源的更高的直觉本能。
第三，动物的一切活动结果能够被人所利用。尽管有些动物的某种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但动物的任何活动都属于自然界本身，人类有能力认识自然之性，并有能力对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利用，对动物凭优长的生存本能而做出的活动结果，人们当然能够以智攫取。某些生存本能的有限和退化，是人类之所短，但能攫取他物之优，巧夺天工，为己所用，却是人之所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其他某些动物本能活动上的优长和自我能力的许多不足，而且要具体地认识和发现哪些动物的所优所长，要认清自我能力的不足之处，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避短就长，充分发挥出自已固有的“人性”。隰朋蚁穴探水的机智，不在于他要学得蚂蚁般优长的探水本能，而在于他能将蚂蚁的本能性活动结果加以利用，他在“人”的位置上避短扬长，从而显示了人之能力的高强。
和隰朋蚁穴探水相联系，《韩非子》还讲了齐国军队自孤竹返回时途中迷路，管仲提出老马识途，遂信马由缰，大军随老马找到行军之道的事情。随马找道和蚁穴探水一样，也是以承认动物的某些本能优长为前提，同时又将其优长处加以巧妙利用，弥补人之能力的不足，从而显示了人的智慧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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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1）
公元前589年，晋国与齐国发生了靡笄山（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之战。《左传？成公二年》和《史记？齐太公世家、晋世家》记载了齐将逢丑父在危急关头为营救齐君而采用的李代桃僵之计。
晋国元帅谷匹克率军攻齐，齐顷公亲自率军拒敌，他以逢丑父为车右（位于驾车人右边的武士称车右）。双方在靡笄山激战后齐军大败，齐顷公急绕华不注山而逃，但被晋军包围。晋将韩厥遥见齐君金舆车乘，率本部兵马驱车来捉，偏偏这时齐顷公的骖马（三匹马中位于两旁的马）被树木绊住，不能行走。眼看齐顷公要束手待缚，这时，逢丑父急中生智，他换穿了齐顷公的锦袍绣甲，坐于金舆中的尊者之位，却让齐顷公换上自己的戎士服饰，坐于车右位置。韩厥追到跟前后，把身穿锦袍绣甲的逢丑父认作了齐顷公，手揽绊马之索，要将齐君带到晋军大营。逢丑父诈称口渴难言，取瓢对身右的顷公说：“丑父可去为我取水。”顷公下车，去附近华泉打来一瓢水。逢丑父接水一看，嫌其混浊，让去另寻清水，齐顷公借机绕过山脚逃遁，后被败散的齐将乘乱载归。
逢丑父被韩厥当作齐顷公带至晋军大营，晋帅郤克曾出使齐国，认识顷公，见了逢丑父，情知上当。逢丑父告诉晋国将帅说：“我是车右将军逢丑父，刚才往华泉取水的那位就是我的君主，他早已回到齐营了。”郤克勃然大怒，喝令将逢丑父斩首，逢丑父申辩说：“臣子代替君主赴难，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人，我首先这样做了，反要被杀害，以后谁还敢这样忠于君主呢？”郤克闻言，对身边人说：“代君赴难的臣子，杀了不吉利。我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尽忠国君的人吧。”于是放掉了逢丑父。
在国君就要被俘的时候，逢丑父情知反抗、逃跑均无济于事，于是采用变换服饰、李代桃僵的计策解君之难。李代桃僵是广为流传的所谓三十六计之一，古乐府《鸡鸣》上有：“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李代桃僵是在灾祸面前为保他人而代其赴难的策略，此计的要害是找“替身”代为受祸，施计的困难处在于要把替身装扮到足令对手信为真身的程度。逢丑父利用韩厥不认识顷公的特殊情况，施计时仅仅换穿锦袍绣甲，以服饰和座位误导韩厥，也就足能令其信假为真了。逢丑父危急时不仅有代君赴难的忠诚，而且有难中见易、化难为易的智略。
逢丑父作替身代国君赴难，把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了，然而国君就在身旁，仍是晋军的掌中之物，为了创造机会使国君脱逃，他借口渴打水的名义支走了顷公。逢丑父和顷公这时实是以打水为题为晋人表演了一出“双簧剧”，他们心照不宣，密切配合，让晋人信打水为真，终使这位假冒的车右逢丑父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在韩厥眼皮下溜走，至此，逢丑父李代桃僵的救君之计才得以彻底完成。
逢丑父是准备代君受死的，但他受死前情愿寻求一次自生的机会。晋帅郤克明白了他代君赴死的真相后，要追究的是他对晋军的欺诈之罪。逢丑父在临诛前的申辩中却转换角度，强调自己的代君赴死之忠，他所强调的方面完全符合于当时君臣关系的普遍原则。这一申辩使自己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郤克如果杀掉他，必然在晋国群臣中造成忠君者不得好死的恶劣影响。郤克为了免除这一不良影响，勉励晋国群臣的忠君之心，合乎情理地赦免了逢丑父。
逢丑父李代桃僵之计的整个实施过程表现出了三个特点：一是他利用所骗对手的特殊情况和人们往往以服饰定身份的心理定势，将装扮替身的困难步骤就简处理，在较短的时间里即作好了施计的准备。二是替身和真身是相互顶替的，当逢丑父假扮顷公的同时，齐顷公扮成了逢丑父。后一替换使顷公真身在对手面前有了堂堂正正的角色，避免了藏匿的麻烦，也为后面的双簧表演准备了条件。三是逢丑父在施计之后据礼申辩，机智地谋求到了脱身。他既要以李树代桃之僵，使桃树英华如旧，又要最终避免李树的受害僵死，使其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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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2）
李代桃僵是在某种灾祸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承认灾祸的不可消除性，它只是想法置换灾祸的受害者，这种置换会使灾祸的程度或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齐国一名武士被俘与国君被俘，对齐国的灾祸具有完全不同的程度和性质，对晋国的胜利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逢丑父的计策正是首先改变齐国受灾祸的性质，降低晋国取胜的意义，然后据礼巧辩，说服晋帅放掉他这一对两国利害无谓的被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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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将相治国，佞臣乐身
齐景公是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的大臣中有相国晏婴、司马穰苴以及梁邱据等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和《说苑？正谏》记载了齐景公在一天晚上前往大臣家寻求共饮之乐的事情。
齐景公夜间饮酒，想移到晏婴家同饮，晏婴听到君主到来的通报，急忙穿礼服立于门口问道：“诸侯有什么事情吗？国家有什么变故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先生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晏婴回答说：“设席陈器、与君共乐的事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于是又移往司马穰苴之家，穰苴听说国君驾到，立即披甲戴盔，手拿长戟站在门口问道：“诸侯有战事吗？大臣有叛乱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将军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穰苴回答说：“设席陈器、陪君享乐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接着又移往梁邱据之家，梁邱据听说国君驾到，左手拿瑟，右手擎竽，唱着歌迎上前来，陪君主饮酒。齐景公说：“今晚上饮酒，我真感到快乐啊！”他对人说：“没有晏婴和穰苴两个人，我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没有梁邱据这位臣子，我怎么能身心快乐呢？”
齐景公夜间饮酒寻乐，想找一个陪饮之人，他先后到相国晏婴和司马穰苴之家，两位官员见君主晚间驾到，以为有重要国事，以礼节相迎，职业性地询问君主驾临的原因，当他们知道君主为饮酒之乐而来时，以为是自己的分外之事，均予婉辞。而梁邱据一定是熟悉景公的秉性爱好，他听说国君驾到，并不打问原因，随和地搬出乐器前来相陪，使君主得到了一夜快乐。
晏婴和穰苴是齐景公两个得力的文武之臣，一个是誉称天下的国相，一个是列国闻名的将领，他们是齐国当时立国的柱石。景公饮酒行乐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见景公对他们的心之所系和平素的爱戴。然而，景公在饮酒寻乐上所求于他们的，他们均未给予，反倒是无所树功的梁邱据满足了景公的饮乐要求，这样，梁邱据也就在景公眼中成了与晏婴、穰苴相并列的、不能离开的第三个人物。
晏婴和穰苴不是不能饮酒纵乐，而是他们看重功业，以治国征战为己任，不屑于充当设席陈器之人，也许他们还受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影响，不愿意做出夜间陪饮的这种不合臣礼的事情，因而对君主的所求婉言辞谢。景公对两位爱臣的拒饮并无强求，他有许多臣子，两位爱臣不愿做的事情，自然会有人愿做，众多的臣子中，自然会有人愿意靠近君主，以能接近君主、为君陪乐为荣幸。景公在两受拒绝后移驾另就，终于遇上了梁邱据这样的臣子。
齐景公既要治国，又要乐身。作为君主，他不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与此相应，他的身边就必有不同的两批大臣，一批是治国之臣，一批是乐身之臣。齐景公坦诚地向人们表白了这一心底，从而向人们透露了历史上许多君主治国用人的一条秘密。
《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难一》、《史记？齐太公世家》和《说苑？权谋》记载，春秋前期，齐国名相管仲临终前，特意交代齐桓公为国家计，以后要远离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位嬖臣，但齐桓公将三人驱逐后，“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最后不得已将三人重新请回。易牙主管君主的烹调，竖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