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咽了一口唾沫说：“渴。”通信员忙很高兴地启发他：“你知道不知道咱们坐在哪里？”杨志看了一下，说：“我们不是坐在高粱地里吗？”通信员忙说：“这不是高粱地，是甘蔗地，甘蔗又甜又解渴。”杨志一听，警惕地看了一眼通信员：“甜也不能吃！”通信员还有点不甘心：“咱们偷偷地吃一些吧，再走路了也有劲。”杨志一口拒绝：“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说着就站起来，向大家提出了执行群众纪律的要求，结果，直属队没有一个人吃甘蔗，有的渴了，就趴在稻田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这些遵纪行为都受到了群众好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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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1）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始了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的运动，大别山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民以食为天，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有自尊，命运只能任人摆布。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都是不甘心任人摆布，揭竿而起，但赶走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一个新皇帝，农民依旧没有土地，依旧任人摆布。再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悉国情，熟悉农民的政治集团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动员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接着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力度之大，甚至连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开明绅士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其中刘少白在土改中粮食和房屋也被全部没收，还被上千人批斗，只留下两间破屋栖身，处境十分艰难，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信求助。
１９４７年，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解放军
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虽然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迎合了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使农民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农民成为解放军取之不竭的兵源，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空前壮大。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土改工作的强大威力，土改成为共产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土改刚进行完，标语口号也就刷上了墙：“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然后再发支枪，一批批农民拿着枪就上战场了。再也没有比土改更好的动员参军的方法了。共产党尝到了土改的甜头，也就十分看重这个“革命法宝”，以至于大军所到之处，土改工作也随之展开。
大别山也不例外。但在一定意义上，大别山的土改还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把土改工作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了。毛泽东在以后也接连撰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要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但他对在新区能否顺利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也心存疑虑，刘邓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给野司发来电报，询问新区是否可以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刘邓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找了一部分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领导同志去征求意见。鄂豫皖苏区领导段君毅发表意见说：“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好
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页。）
刘邓回电毛泽东，决定在大别山不依靠保甲长、地主土豪，坚持“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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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2）
1947年10月10日，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
土改
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半年内在大别山完成土改任务。这个指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六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5页。）
为了建立地方政权，领导土改，野司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各个纵队根据野司决定，抽出人员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刘邓大军实行土改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土改，各个纵队还抽出干部、战士1000至2000人组成工作组，参加地方工作。另外，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准备进行土改工作。
南下干部和部队抽出的工作组，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
但是，大别山的情况和华北解放区有着天壤之别。蒋介石这时已经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仅岳西县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被杀害100多人，区长李单堂牺牲后还被敌人割下头，挂在县城“示众”。乡长储协才的12岁的儿子也被敌人活活捅死。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华北解放区一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组，他回忆说：
部队开到浠水县马家寨，上面来了命令，每个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干部为主，就地成立区政府，进行土改。旅里就把我抽了出来，由团里一个姓王的供给处长带着，一共47人，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成立了浠水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设在朱店。其实我们也根本没办法去朱店，因为到处是敌人呀，大部队走了，把我们留下来，敌人又回过头来搞我们。我们就找了当地裁缝，每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装，军装也不穿了。敌人到处追我们，我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分田。这里是老根据地，上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们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还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萝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说实话，除了第三个，前两个我们也要。所以，有时不但地主、富农反对我们，有时甚至贫农也和国民党走到一起了。我们白天给老乡分田，插上牌子，晚上我们一走，分到田的贫农就跑到地主家里求情：“大爷，大叔，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就还给你。”分地主家的浮财时也是这样，家具什么的，老乡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分浮财，他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搜出一点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滚哭着耍赖，说自己也是贫农。地主站在一边不吭声。可等我们一走，他就放出风来：“拿我一斗粮食，将来还我十斗！”我们的根据地没巩固，敌强我弱，到处都是敌人，老乡哪里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别山的土改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大别山的实际形势，机械地照搬老根据地的做法，贫民团和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斗地主，结果事与愿违，过早地分了地主、富农的浮财和粮食，分散了社会物资，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因为情况不熟，除了少数是积极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人参加土改工作，不但没打击到真正的地主，反而伤害了贫雇农。在镇压恶霸地主时，有的地方又扩大了打击面，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抓人杀人的问题，犯了“左”的错误。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是工作组成员，他回忆说：
打土豪，分浮财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不起来，消息也不灵，走到一个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里东西多，就认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财都分了。有时做得比较过火，斗争地主时，也有打骂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梁上，问他：“你家有金子银子没有？有武器没有？藏在哪里？”不说就打。通过这些方法，确实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把藏在草垛里、埋在地下的浮财、枪支都交出来的。但有时打击面也大了，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来收拾。有一次到一个村庄，有一家院子很大，看着就像是地主，但他们家里人跑光了，留下一个给地主干活的，我们也把人家当成了地主，他说他不是地主，我们还认为他不老实，把他捆了一两天，打了一顿，营里教导员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这才把他放了。
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人民武装
李子英当年是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组织股长，代理麻城一区区长，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山腰，看见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偷偷地观察他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人形迹可疑，是敌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过来，问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枪，住在哪里。他说：“我不是土匪，也没有枪！”战士们认为他在说谎，上去把他捆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土匪，枪就埋在我家里！”李子英他们就带着他回到村里，一到家里，他抱着他妈的腿就哭了：“妈，我不能活了，我给红军招了，我是土匪，枪在咱家里埋着。”战士们让他找枪，他在屋里团团转，磨蹭了大半天，也没找出枪。七连副连长认为他不老实，一把把他推到门外，李子英还没反应过来，副连长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团副团长汇报了这事，副团长就让他写了张报告，大意是说：“查匪XX，就地正法！”贴在了村子里。李子英至今还很后悔：“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有老乡就偷偷地给我讲‘你们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坏随便杀人，对周围的老百姓影响都很坏’。”
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工作组的环境日趋恶劣，地主阶级展开反扑，“小保队”四处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工作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小保队”几百人冲到了麻城木子店区政府，工作组边打边退，冲出了重围，但还是有几个文工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几个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还有的被割了生殖器，挂在树上示众。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顽手里，更是受尽了污辱，被强奸后，又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有的被卖给地主恶霸当小老婆。
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