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是土豪，不给人家钱就杀吃了。又把一批人推到了对立面，搞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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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7）
徐怀中在《“火浴”小记》中也讲道：
为了尽快发动起群众，在新区扎下根来，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财，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这当然是一片热心，要让广大农民得到利益。可是，随着敌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绅像雨后的蚯蚓，钻出地面活动起来，威吓分了他们田地浮财的人说：“慢着高兴，看我叫你们吃了草鱼吐鲤鱼！”于是，分得土地的，连忙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从田坎上拔掉，分得东西的人，悄悄送还去了。事实证明，局势尚未稳定的新区，搞急性土改分浮财，不仅行不通，由于过早地分散了社会财富，对支援战争也不利。
在金寨县，“由于广大干群和战士对地方老财和乡绅民团十分痛恨，不少乡区政府，对敌人不注意分化瓦解，曾出现乱杀、乱打、乱罚等现象，致使少数人乱跑反。”台运行、赵士光：《白涛县长》（《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5页。）
原随野战军统率机关南下的地方干部支队成员胥光义率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宋集、土陂集一带开展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开创豫皖苏新区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并进行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然后即实行分田。由于当时在新区搞土改没有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老解放区搞土改的办法，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宋集地区采取的方法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第一步是做贫雇农的思想发动工作；第二步是成立贫雇农协会，找苦主诉苦申冤；第三步展开对恶霸地主的斗争；第四步是分配斗争果实；第五步分配土地。我们与当地的大恶霸地主王三老虎的雇工食住在一起，生活三个多月，很艰难地做贫雇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并把王三老虎抢掠劳动人民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白天分了，夜晚有的人又偷着送还给王三老虎。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要恶霸地主的东西？并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贫苦农民的劳动成果，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很多贫雇农不敢大胆说真心话，只有几个老贫雇农和我们相知较深，才分别对我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恶霸地主和我们是仇敌，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现在，王三老虎还没抓着呢，你们走后他就杀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受不了啊。”加之老解放区去的个别县区干部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政策观念薄弱，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求成，因而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有的地方连基本群众也疏远我们，造成了混乱局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搞不下去了，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复杂，于是就向中原局主管土改工作的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同志反映，说明在新区搞土改的条件不成熟，如按原计划搞法是不行的。建议他们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原局领导和野战军领导。
对就大别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危害，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有所觉察，并已随时注意纠正。在视察了新县、金寨、麻城的土改情况后，邓小平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根据地的确立和土改的完成，要有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性逐步深入，应缩小打击面，才对农民有利，否则会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对各个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别山土改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从新区情况、群众觉悟程度等六个方面详细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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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8）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于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实行土改的思想尤为重要。邓小平提出，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电报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长电，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三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地主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2月6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邓小平，“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电报中对大别山土改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提出了新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二、区分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政策；三、禁止乱杀人；四、注意工商政策。在注意事项中，他还特别指出：暂时不斗富农不分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中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批语：“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2月15日，毛泽东以2月6日长电为基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党内指示，下发各区。毛泽东与邓小平就大别山土改问题电报往来情况参见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8页。）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指示，1948年3月12日，鄂豫区党委明确宣布停止土改过火的做法，并到处张贴布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使他们安心生产。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仅新县即退赔六七万块银元。这样做，很快减少了对共产党有对立情绪的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土绅也开始和共产党合作。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土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也为党中央的政策制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激战张家店（1）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极为关注，对大别山的险恶环境，毛泽东也是有顾虑的。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时，毛泽东就致电刘邓：“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7页。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的英山县城开进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邓大军必须得打几场像样的大仗。大别山的群众之所以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解放军能否立足生根。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向大别山开来，他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解放军到处宣传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说归说，做归做，群众不亲眼看到解放军打几场大仗，打击一下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另外，为鼓舞部队士气，也有必要打几仗。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当年还是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的赵魁华回忆说：
在大别山转了一个来月，战士们的牢骚很大，主要是没仗打。那时大家最盼打仗，打了仗，一是能有支好枪，把自己的枪扔掉，换上一支好枪，所以打了仗后，有时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有时是清一色的美国卡宾枪，就看对方国民党军是什么装备了。二是打了仗，就有了充足的子弹。三是能找个雨伞、雨衣之类的东西。营以上干部主要是弄匹好马，一个得力的警卫员，一支好手枪。团以上干部的三大件是卡宾枪、小撸子（手枪）、好马。战士们盼打仗，还有一点，就是不打仗，没钱没烟抽。打完仗，打扫战场，虽说缴获归公，要组织点验，查谁私藏了金戒指、钢洋，但多少也能留一点，最主要的是有烟抽了。其实打起仗来，开小差的倒不多，不打仗了，开小差的倒多了，主要是北方人，没穿的，吃饭也是有一顿吃一顿，没了就饿着，一点保障也没有，整天也不打仗，群众又躲着我们。战士们怪话很多，打仗死了就算了，就怕在这不死不活地耗着。
打几个大胜仗
但一开始的三个仗都没有打好。
1947年9月7日鲁道源率领国民党军整五十八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立即做出部署，准备歼灭整五十八师。二纵主攻，一纵一旅扼守经扶、泼陂河大道，阻击敌四十八师增援。当天，二纵在商城以北河凤桥与敌五十八师交火。五十八师立即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守待援。刘邓大军一直在晋冀鲁豫平原上作战，没有打过山地战，只管猛冲，不但没有打下来，而且伤亡较大，二纵六旅副政委彭学桂也牺牲了。一纵一旅在经扶至商城的公路上阻击敌四十八师，也遭受了极大困难。
一纵一旅经过艰苦奋战，仍旧没有顶住敌四十八师的进攻。9日，敌四十八师先头部队与五十八师会合。刘邓见战机已失，下令撤退。9月11日，毛泽东电告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主力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91—92页。
正如毛泽东这个电报中所说的，国民党军桂系军队战斗力较强，素以顽强、勇猛、狡诈著称，在军阀混战中，颇有战功。经过无数次混战，蒋介石基本上把那些杂牌军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对桂军一直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解放军来收拾。当时针对西南地区的地方军队，国民党军中就曾有“滇军、贵军两只羊，东边湘军恶如狼。广西猴子是桂军，恶如老虎凶如狼”的说法。
激战张家店（2）
刘邓大军一进入大别山，桂系的整七师、整四十八师就尾随而来。特别是整七师，是桂系的起家部队，由第七军改编而来。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苦心经营下，第七军成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第七军在北伐期间，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南京外围龙潭和第一军等部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7万余众恶战5昼夜，击败孙军，致使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第七军也赢得了“钢七军”的称号。整四十八师战斗力也很强，它本来就是由第七军出桂参加北伐时留桂部队扩编而成，原为第十五军，抗战爆发后，改编为第四十八军，有“加钢黄鳝”的绰号，能打能跑，战机抓得较准。在红军长征时，廖磊率第七军两个师，夏威率第十五军两个师参加对红军的“追剿”作战，在湘江之战中，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据《红一方面军军史》中记载：“夏威指挥所部两个师又一个团，对我红五师发起疯狂进攻，红五师自师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就达2000多人。在光华铺，夏威所部一个师又一个团与我红四师第十团展开大厮杀，仅一天之内，我红四师第十团团长与继任团长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他指战员伤亡自然可想而知。”在此役中，被阻于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虽经英勇战斗，但最后还是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十八团最后只冲出三四十人，几乎全军覆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万人锐减到3万人，这里面有国民党“中央军”的功劳，但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也出力不少。在抗战时，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积极努力，也付出了牺牲，取得了很大的战绩。抗战胜利后，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投入了华东战场。第七军虽说只有两个师，但仗着自己的优势装备，横冲直撞，到处“惹是生非”。1946年8月，山东野战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将第七军第一七二师3个团包围在泗县城里。经过两昼夜激战未能攻克该城，且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