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27日2时，原计划十八旅已全部渡过淮河，实际上连一半都没渡完。这时，刘邓首长赶到了淮河岸边。刘邓李在岸边一间小屋举行紧急会议。
李达把渡河进展情况汇报完后，刘伯承一直在沉思。小屋里站满了人，闷湿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四十六团正在彭店与敌八十五师激战，四十九团又赶回去了，两个团都是六纵的主力团，虽然都很能打，但时间也耽搁不起，敌人再赶上来几个旅，后果不堪设想。小屋里一片寂静，只有外面的风声还在呼呼地响着。
天助刘邓（2）
刘伯承忽然抬起头，看着李震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李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李震的口气非常肯定，五十三团派人侦察过了，五十四团也派了人，旅里也侦察过了，都说不能徒涉。
李震一一回答了他所有的提问，淮河不但不能徒涉，就是架桥也很困难。
屋里很静，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靠收集来的10多只小船，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几万大军渡过淮河，除非有奇迹出现。野司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邓小平果断地说：“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谁都知道，留在后面，是很危险的，万一来不及过河，只能就地打游击，甚至陷入重围之中，但最高统帅就是最高统帅，他们只会当机立断，绝对不会在那里婆婆妈妈地你推我让地消耗时间。刘伯承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天已经渐渐地亮了，李震正在渡口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渡河，刘伯承走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李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里还在想，不知是谁给他找来这根看着很别扭的竹竿，当手杖用也要不了这么长嘛。
刘伯承上了船。当年六纵的许多指战员都看到了，船一离岸，刘伯承就在船边晃动着，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不少人还在议论：“司令员在干啥？”“是啥东西掉河里了吧！”
河中忽然传来了刘伯承的声音：“李震同志，能架桥呀！我试过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呀！”又大声地喊：“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
站在岸边的指战员们恍然大悟，刘伯承原来是在船边用竹竿试探河水深浅。
但刘伯承还不放心，李震刚要上船时，接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一张纸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
李震到了对岸，刘伯承还站在那里。他看见李震就问：“布置架桥工作没有？”
李震忙讲：“李参谋长已经按照执行了！”
刘伯承还不放心，又叫李震用他的名义写信给李达，要想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在每个字的外面再加上圆圈，以示强调。
李震写完信，念给刘伯承听了一遍，刘伯承说：“在那圆圈的外边再套一层圆圈，要叫我们干部注意才行！”
信送走了。刘伯承看着李震，很严肃地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又用那根长长的竹竿在地上重重地顿了一下，重复了一句：“要害死人！”
李震惭愧地低下了头，他后来回忆说：我静静地站在他那魁梧的身前，他那永远显着和蔼的面孔，一直沉在严肃里，他的话一字一句像千斤重锤打在我的心上。
刘伯承司令员同六纵指战员一起测量淮河河水深浅
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在半夜时，就带着直属队用竹排渡过了淮河，在南岸建立了一个指挥所。天刚亮，他看见马夫和喂马的都来了，刘昌很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过来了？”
马夫是个小个子四川兵。他说：“我会水，水刚到嘴边，过来的。”刘昌大喜，忙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告诉李震，这里可以过来，然后让马夫赶紧给李震汇报。
这时，李震也接到了五十三团的报告，说是他们团一个马夫牵着马徒涉过了淮河。还没报告完，刘昌的信也已经到了。
李震高兴地咧开嘴笑了，他赶紧写纸条让通信员快马加鞭赶去报告刘伯承。纸条刚写完，刘伯承的警卫员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了，送来了刘伯承一封信，说他亲自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淮河完全可以徒涉，让李震赶快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火速从上游徒涉。
部队迅速组织徒涉，在浅水区放上浮标，很有秩序地排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这时太阳出来了，从西南飞来了两架敌机，进行轰炸、扫射，子弹噗噗地打进水里，炸弹落在河里，溅起了一两丈高的水柱，但大家没有理会它，冒着弹雨过河，甚至有些战士还给它开玩笑：“你下来吧，下来咱们吹吹牛！”“我们饿了，你下个蛋蛋让我们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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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助刘邓（3）
部队大部分渡过了淮河。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
四十六团赶到淮河边时，水已经涨到了鼻子下，只好大个子负责小个子，会游泳的帮助不会游泳的，跌跌撞撞地总算全团过了河，但还是有两名战士被河水冲走了。
四十九团担任阻击任务，是最后渡过淮河的。十八旅把所有的船只和竹排集中在了北岸。四十九团和敌人已经面对面了，在交火中，连对方的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等到大部队全部安全渡过了淮河，纵队命令四十九团撤退。团长苟在合立即进行部署，留下少量兵力且战且退，迷惑敌人，大部队借着庄稼做掩护，隐蔽地往渡口跑步前进。四十九团一到河边，乘船的乘船，坐竹排的坐竹排，甚至连马都用上了，不会游泳的就拽着马尾巴。四十九团安全地渡过了淮河以后，吴绍周带领的八十五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命令部队也立即徒涉，不料人马一下水，还没到河心，就被河水卷走了。吴绍周忙让部队停止过河，望着淮河，不禁仰天长叹：“共产党啊共产党，真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国民党军统帅部方面也感到很惊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29日日记中记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犄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共产党人是讲唯物主义的，但偏偏就是那么神奇：刘邓大军刚过完河，上游的洪峰就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0多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10多天才过了淮河。
当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进入大别山，非常生气，狠狠地斥责国民党军将领：“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部、部队长只稳打稳扎，猬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
9月初，蒋命令整四十六、五十八、八十五师渡过淮河向南推进，整十、四十师经宣化店向东推进，桂系的整七、四十八师沿经扶、麻城南进，整五十二、五十六师在信阳以南的外围，整六十五师由平汉路到黄安，张淦等渡过淮河的部队统归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指挥，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
刘邓大军开始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岁月。
一寸土地一寸血（1）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后人在讲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麓
直到今天，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在有着优惠政策及各级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依旧不能脱贫，更无法与华北多数地方相比。在半年前，笔者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一位安徽金寨籍军队医学专家时，他曾告诉我们：大别山区至今仍极为贫困，他在当兵之前，从来没吃过一顿白米饭，一天三顿就是泡菜、煮红薯和南瓜，吃了近20年，如今一见到红薯和南瓜，胃里就要泛酸水，这真是吃怕了。可见，大别山并不能说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在采访中，也没有一个当年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说过大别山是一个“富足”的地方，相反，说得最多的还是大别山的艰苦。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想象大别山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这对大别山人民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争取来的。他们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持了南下的十几万大军，这是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关键。刘伯承在1949年时谈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说：“曾经是老苏区的大别山的老百姓，是顽强不屈的，他们从大革命到现在，遭受过国民党历次的大屠杀和抓壮丁，许多村子荒着没有人住，许多人全家被杀灭只逃出个单身……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陈斐琴、刘备耕等人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第四卷，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08页。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红色的土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更重要的是，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共产党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大别山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也是因为流在这块土地上的鲜血太多，这里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有所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但更多的鲜血，是那些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流下的。
一寸土地一寸血（2）
最早看上这块地方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像高敏感度的雷达，一下子就看准了这块地方山脉纵横，谷深林茂，最适合武装割据。他们在这里组织了黄麻暴动，成立了后来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黄麻暴动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等人先后被害。大“肃反”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即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讲：“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次大肃反，许多大别山的儿女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大刀长矛下，这也给共产党及其红军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第四次重兵“围剿”下，得不到群众支持，甚至有部分地方“反水”，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远征陕甘。
红四方面军走了，国民党军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国民党军占领大别山以后，喊出了“血洗大别山”的口号，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平头岭，一次屠杀群众2000多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