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说吧。”
“重症监护病房死去的那个病人，走之前烧到了389°，我现在已经388°了……”
我分明感到谢大夫笑了，但是因为那个大白口罩，我只能看到谢大夫的眼睛稍微地变化了一下形状，向上那么弯了一小下。
“你说的那个病人，是术后栓塞。”
“什么叫术后栓塞？”
谢大夫眼睛的形状在白口罩的上方又变化了一小下：“先别管那么多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静养。”尽管谢大夫眼睛的形状连续两次发生了向上的弯曲，但389°于我仍旧是个阴影是个标尺，我仍旧集中注意力密切观测体温是否会超过这个标尺。
379°，很好，有所下降。
377°，继续下降，坚持住！
382°，怎么又上升了？天哪！别再升了，离那杆标尺又不太远了。
查血常规，我的白细胞高达12100。
李大夫来了：“排便了没有？”
“没有。”
“还没排便？再不排便就给你灌肠了。”李大夫威胁我。
“啊，不要不要，我排我排，我自己排，我喝水！”想起手术前的灌肠我心有余悸。
我用的是一个可以叫做瓶子的大玻璃杯，我咕咚咕咚一口一口往我的胃里灌水。但是，38°，382°，386°，387°，388°！
我的体温又388°了！离标尺又差01°了！
李大夫、谢大夫、张大夫鱼贯而入，而且谁的手里都不空着。他们径直走到我的床边，我以为是来给我灌肠的，可又不像。但是他们肯定是来对付我的，我一看时间，都下午5点半了，我心里开始打鼓：“你们怎么还不下班？”
“活儿没完怎么能回家呢？”李大夫似笑非笑。
果然是冲我来的，我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已经吃了乳果糖，已经有……有‘前急后重’的感觉了，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
我听过医生问别的病人，可惜没记清，就一知半解地造了个词。李大夫忍不住笑出声：“什么‘前急后重’，那叫‘里急后重’！”
“里急后重、里急后重，我里急后重了已经。”我有些着急地重复着。
谢大夫的眼睛就又在白口罩的上方向上弯曲了一下：“别紧张，我们是来给你做膀胱冲洗的。”
膀胱冲洗？没听说过，我看看22、23床，她们也是一脸狐疑。
“不是每个人都做，医生根据病人的需要安排做或者不做。”李大夫一边说一边安置输液架子，并把冲洗用的针头插到我的尿管上。
很快我就会操作了。我对自己很满意，操作给医生看，同时在脑子里搜索着我跟医生的渊源，跟他们瞎聊：“从小我妈就让我学医，我没从。”
谢大夫边看着我的操作，边应和我：“那就对了。”
“我妈又让我嫁给医生，我又没从。”
“那就更对了。”谢大夫似乎漫不经心，但口气却很坚决。
“为什么？”
我有些诧异，尽管我对目前的医疗现状有诸多不满，但是医生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神圣的一个职业。
“每天早晨8点就上班，下午说是4点下班，来了急诊病人你能不管么？管，那就没点了；手术说站一天就站一天，而且是精神高度集中，一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哪有心思管家里的事啊。”
“可是医生挣得多呀！”23床何欢插话。
“挣得多？那是灰色收入吧，心黑胆大的行。你问问李大夫，还没他老婆挣得多呢。”
忙碌着的李大夫“嘿嘿”笑了两声，表示肯定。
忙碌一阵，直到确认我操作无误，李大夫、谢大夫先后离开，留下实习的张大夫守在我的床边。他戴着一副眼镜，不时抬头看看冲洗液的刻度。此时此刻我在想，有一个医生作丈夫该多么幸福啊，因为他不仅可以体贴你、照顾你，关键是他可以科学地体贴你、照顾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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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中的整改方案（4）
2004年6月10日，术后的第七天，我终于排便了，我的体温也一度一度地恢复了正常，那杆标尺渐渐地被我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一天于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陈卫东的一个哥们的表妹佳崴，因为住在妇产医院附近，所以给我送来了可口营养的一日三餐。但佳崴的特殊在于从我手术后到我最后一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在长达半年的治疗期间，我住院时吃的都是佳崴做的饭！
半年多的时间啊，佳崴日复一日风里雨里霜里雪里把可口的饭菜给我送到病房！
“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套用毛主席的话，能够长达半年多地给一个非亲非故的病人不间断地送饭，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在我活过来之后，陈卫东曾经十分动情地说：“我老婆能够活过来，佳崴功不可没。”
有风声从窗外呼啸而过，此刻正是北京最最寒冷的日子。没有下雪但是北风凛冽阳光凛冽一切的景致都在凛冽之中。早晨起床，我发现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不规则的冰花中有两个稚气的小手印儿清晰可见。那一个是嘟嘟的手印，另一个就是佳崴的小女儿婷婷的手印，昨晚，佳崴带着女儿在我家小住，现在两个小家伙已经成了好朋友。
后来，在我经历了病危与新生之后，我告诉所有的人，我能活过来靠的是我的综合实力，而综合实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身边每一个人给我的点滴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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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无意间看到一期“开心词典”，坐在王小丫对面的参赛者是位曾经化疗的病人，这让我停下手中的遥控器，看下去。
王小丫问：“化疗是怎样的痛苦？”那个满头黑发的女孩儿（我相信她跟我一样经历了从秃头到满头秀发的过程，所以我格外注意了一下她的满头黑发）分明已是眼泪汪汪。
她说：“很痛苦很痛苦，不停地呕吐……我已经看到很多病友离去……”她说不下去了。王小丫说：“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吧。”
“是的，我的生命已经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女孩儿答道。
我相信没人比我更能理解这句话了。
在这档娱乐节目中听到这番话，开始觉得有点儿别扭，但是细想想，生活就是这样：有悲有喜，悲喜交集。就如同我在化疗期间，很痛苦但也不都是眼泪——我和我的战友——那么多共同战斗的病友在一起，甚至让我觉得很开心。感觉就像体育比赛中的集体项目，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大家的胜利。那时候，痛苦成了佐料，开心是主菜。
我说过，手术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我就要开始爬雪山、过草地了。
病理结果：转移（1）
学习了一个医学名词“术后栓塞”之后，好吃好喝的我退烧了，知识再一次给我力量。陈卫东还找了一个保姆，每天下午给我按摩双腿，以防栓塞。我的身体正如护士长所说的“像婴儿一样，一天一个样儿”地好起来；跟身体一起好起来的，还有我的心情。
10日下午，李大夫给我换完药出去的时候，我大声叫住他：“李大夫！”
李大夫回头，“我什么时候能吃水煮鱼呀？”听病友说，术后要好久不能吃辣。所以好几个爱吃辣的病友在手术前都会大吃一顿水煮鱼。后来我们一闻到病房里水煮鱼的辣香味，就会说：“有人要做手术了。”
“水煮鱼？”李大夫面露诧异之色。见我点头，提高音量：“想什么呢！”说完就往外走。
“哎哎——”我继续叫住他，“不是三个月以后就能吃了么？”我听病友说过，只是想证实一下。
“半年以后再说！”李大夫离开病房之前甩下一句：“线还没拆呢就想吃水煮鱼！”
“凭什么呀，别人三个月，我要半年？凭什么呀。”我无力地反驳着。23床的何欢幸灾乐祸地哈哈笑着。
我们正哈哈笑着，护士进来说：“22床，你的病理结果没事儿，可以出院了。”原来，田阿姨得的是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肿瘤但因为生长很快，所以也要切除子宫。
“好好。”田阿姨欢天喜地地打电话、收拾东西，然后还给自己梳了两条小辫。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中年女人，看上去比田阿姨年轻点儿，来接她出院。来的人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并且嘘寒问暖。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唠着，走了。快到门口时想起向我们道别，何欢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老公怎么不来接你？”
“朋友比老公可靠。”田阿姨把这句话留在屋里，把自己关在门外。
“什么意思啊？”何欢问我。
“离婚了呗。”我分明听出田阿姨话里的悲凉。人到老年，身边没有老伴儿相伴，无论如何应该是一种悲凉吧。尤其是没有老伴儿的生病的女人，似乎更显得悲凉一些。但是田阿姨并没有看到我的表情，或者并不想看到我的表情。因为在病房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她含笑的脸。
也许她早已经把悲凉就着饭吃下去了，也许她觉得有一个能在她出院时来接她的女友就已经很满足了。男人、女人，不知道是谁在作践自己的幸福。谁知道呢？虽然田阿姨看不到，但是我还是回报给她一个微笑，希望未来能给每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微笑。
年轻的何欢肯定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因为有重大的事等着她——11日一大早，何欢上手术台了。
何欢跟我相处只有三天，但是她对我照顾有加，所以感情也是突飞猛进。大概因为整改方案的事，病友们都当我是文化人，何欢对我更是十分信任和尊重，经常向我咨询一些问题，包括她的手术时间及方案；我也是现买现卖。
何欢是宫颈鳞癌Ⅱa期，已经大出血，她有点儿害怕。我说你必须尽快手术，医生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11日何欢进了手术室。
病房里没有了幸灾乐祸的何欢，显得有点儿寂静。我忽然想起，我手术已经7天都过了，病理结果该出来了，小孙护士不是说一星期就出来么。
我问医生、问护士，都说没出来，马护士更是和颜悦色地告诉我：要安心等待病理结果，同时还要乐观、要配合治疗。我有些怨气了：不是都给我切得一干二净还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扫荡吗？什么病理结果啊这么难出？还要等多久啊？
后来我看我的病历时知道，其实，我的病理结果就是在10号出来的，但是因为我还没拆线，所以医生们就没告诉我，他们居然就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来。
而对于我，病理结果迟迟地不能出来，也就是说我迟迟不能知道我的情况究竟有多糟……我有点儿担心，还带点儿侥幸，加在一起就是郁闷。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我躺在病床上，把白被单盖上，掀开，再盖上，又掀开，我用脚配合我的手，把被单掀来盖去，弄得扑啦扑啦响，总算有了点儿动静，否则病房里静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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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结果：转移（2）
就在我百无聊赖地耍弄被单的时候，门口一阵热闹，接着我的房门被推开。我停下手脚，期待着。
帮我打破这郁闷的是老16床！就是我刚住进医院时的那个个子高高的宫颈癌Ⅲ期的病友。她原本光秃秃的头已经长成茂密的板寸，年届四十的她，越发显得年轻，大家都说她像宁静。很多人来跟她打招呼：“来了，‘16床！’”原来她当时在医院是出了名的乐观，现在她恢复得这么好，连医生都惊讶。
她是带她的妯娌王晓月来住院的。因为她的病，她动员家里的女性亲友都来检查检查，结果她的妯娌果真检查出是癌前病变，医生说做锥切，但是因为锥切有可能切不彻底，反正也有孩子了，所以“16床”劝她的妯娌索性做子宫全切，这样王晓月就住进我们病房，成为23床。
安顿好弟妹，“16床”并没有走，她也顺便作了复查，还是“未见异常”，大家都为她高兴，她也兴致勃勃，居然给我们讲起她原创的各种段子，有带色的也有不带色的，但这些段子本身真的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后来经验告诉我，病友之间的感应是很神奇的，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也非常快。一粒悲伤的黑色水滴能迅速污染整个病房的洁净的空气；同理，一小股快乐的风也能扑面而来，一下子吹遍病房的每个角落。“16床”的各色笑话叫我根本忘记自己的“病理结果”还处在待定阶段。而之后我也养成了随时随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创“段子”的策略，因此我们的病房总是沐浴快乐的风。
大家正说笑间，护士小张推门进来，她抱着病人的衣物，身后跟着由老伴搀扶着的64岁的李老太太。李老太太刚从楼上重症监护转到我们病房22床，他的老伴看上去70岁左右，两个人都是步履维艰，老太太还痛苦地捂着肚子。我和坐在23床的王晓月对视一眼，我们眼神交流的是：生病也要趁年轻。
“16床”起身告辞，王晓月麻利地起身穿鞋，送她的嫂子出门。路过门口卫生间的时候，她还不忘对着镜子理一理头发。王晓月30出头，说话莺声燕语，头发烫成大大的波浪，她好像很在乎自己的发型，时不时就要整理一番。
晚上，陈卫东来看我，吃过佳崴送来的饭菜，我以慢动作下床活动。我慢慢起身，坐直身子，缓缓挪动双腿，找到鞋子，穿上，站直身子。每做一个动作，我都要停顿一会儿。我刚要迈步，就见正在接电话的王晓月挂断电话，“噌”地起身，穿鞋，跑到卫生间，梳妆打扮。原来一会儿有人要来看她。
我怔怔地看着她完成全套动作，脚下竟然不想挪动一步。我看不见我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我知道，一定是满眼的羡慕；陈卫东看懂了我的表情，他俯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别看她现在蹦得欢，过不了三天，她就会像幽灵一样在楼道里飘。”我顺手在陈卫东搀扶我的胳膊上掐了一下，右手扶着肚子尽可能的轻轻地笑。
我们的病房又恢复了病房应有的忙乱：手脚麻利的王晓月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备皮、灌肠；刚刚度过术后重症监护的李老太太则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