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说：“大姐，以后我再跟我老公吵架谁劝我啊？”
我又笑：“那你不会不吵架啊？”
何欢倒是哭得更厉害了，何欢哭着听护士小张给她作出院宣教。
何欢泪珠盈盈，小张要去给她擦。
“不给她擦，不给她擦。”我连忙喊着，“给她老公留着，让她老公舔。”
“啊——”何欢大叫一声，“大姐，你真坏。”
“我错了我错了，应该说吻。”我改口，“吻干你脸上的泪，多浪漫，这怎么是坏呢。”
施丽华有点儿住不下去了，频频找医生要求出院，但是因为她有糖尿病，需要控制和观察。于是医生、护士，还有家人轮番劝说，我们的病房显得门庭若市。
她真是挺脆弱、挺惧怕陌生环境的，刚刚跟我们熟悉了，就要分开，她肯定是不愿意面对；但是没办法，生活就是让一个人变得坚强的过程。我想跟她说这句话，但是她的床边围满了家人，我插不进去话，也就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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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7）
我把垃圾倒进污物间的时候，楼道里一阵热闹。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女子在跟来探视的友人道别。她声音很大，年纪不大，但很有大姐大的范儿。
我问对门门口站着的病友影子：“谁呀这是？”
“薛小白，才22岁，老公比她大10几岁，好像挺有钱的。”
7月26日我结束第二次化疗，出院回家了。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小整理箱就搞定了。我静悄悄地走出病房，到医院门口打车回家。因为化疗和感冒，我无力也无心看风景。我意识到距离拥抱沸腾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必须脚踏实地，必须一步一步来，那么就让我从独自出院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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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1）
我的父亲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我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母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说起父辈，我不能不说说他们的责任感。他们那一代人对工作、对事业的责任感我们望尘莫及。嘟嘟都知道，姥爷是造导弹的。我记得1992年澳星发射失败，整整一个星期爸爸都是低头进低头出，我问他为什么，他摇头说：“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来。”我有些不理解，也想劝劝他：“又不是你不让澳星上天的，你干吗抬不起头来？”爸爸继续摇头：“整个航天部都抬不起头来。”那一瞬间我感动极了，为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感感动。
我的父母都是学理工的，所以我们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很奇怪，我们姐妹三人都学的是文科。
其实也不奇怪，我从记事起，爸爸就总是出差。每次出差爸爸会给妈妈写信，我识字以后，爸爸每次还会给我写一封信，导弹工程师爸爸写一手好字，文笔也很不错。信中，他用优美的文字给我描述当地的风景名胜，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好词语本”，上面记了很多好词语，都是摘自爸爸的信。所以我学了文学，也有赖于爸爸的栽培；包括画画，都是爸爸的启蒙和教导。爸爸说我动手能力强，他希望我学工科，但是歪打正着，我成了文学女青年。
从我确诊直到第二次化疗开始，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我实际的病情，爸爸妈妈只知道我做了一个一般的妇科手术。但是第一次化疗出院回家，我看爸爸看我的眼神里怀疑和不安的成分多过欣喜与安慰，我看妈妈轻轻在我长达8寸的伤口上抚摸时，颤抖的双手充满了对我自己轻描淡写描述的病情的不信任。我知道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不容易轻信什么，他们重视的是证据。
爸爸是个心很细的人，我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周日下午我返回学校时，离开家之前我跑到厨房想找点儿零食，蒸锅里有两根我很爱吃的煮玉米，但是已经凉了。大概是跟同学有约，所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凉玉米，匆匆走了。
当我坐的公共汽车已经启动时，我看见爸爸骑着自行车奔到车站，我正在诧异，爸爸从窗口递进来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两根热气腾腾的煮玉米。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幸亏公共汽车马上开走了。
相比之下，妈妈反倒显得大大咧咧，所以我生病的事儿主要是瞒住爸爸。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第二疗程化疗开始之前，陈卫东和洪小缨、洪小蔷决定告诉爸爸实情。因为我的再次入院，也因为化疗反应出现，瞒是瞒不住了。所以我们开会决定告诉爸爸，再让爸爸决定是否告诉妈妈。
那是我第二次化疗开始的前一天，是个星期日，洪小缨返京，陈卫东带着嘟嘟接上洪小缨、洪小蔷，然后回父母家接老爸到医院来看我。陈卫东和两个妹妹商量在到医院的路上告诉老爸我的真实病情。
一路上三个人谁也说不出口，陈卫东异常专注地开车；洪小缨和洪小蔷不停地逗着嘟嘟，夸张地惊奇着窗外的风景；幸亏有嘟嘟，才显得空气不是那么压抑。车行至天安门广场，空气忽然有些凝重。洪小缨后来向我转述这一切的时候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天安门城楼本身的庄严肃穆，让车里的气氛不期然地起了变化。洪小缨看看陈卫东，他依旧异常专注地开着车，又看看洪小蔷，她也是专注异常地搂着嘟嘟，目光坚决地不与小缨的眼神相遇。没办法，洪小缨只好自己打破宁静，否则她会窒息的。
当我内心因充满紧张和期待而惴惴不安时，爸爸一行人来到病房。尽管我已经做足准备，但看到老爸紧锁的双眉，我的眼窝还是发热了。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病房显得拥挤了很多，何欢忙不迭地让座，并让嘟嘟坐到她的床上，为了诱惑嘟嘟，何欢拿出刚买的带摄像头的手机给嘟嘟拍照，嘟嘟果然饶有兴趣地上钩了，看到自己的头像贴在了阿姨的手机上，嘟嘟简直是兴高采烈，我也笑着，并嘱咐嘟嘟小心点儿，别把阿姨的手机弄坏了。
我的父亲母亲（2）
“没事儿，让他玩儿吧。”何欢也跟着兴高采烈，还让嘟嘟给她拍照，两个人一下子熟络起来，我知道，何欢一定想自己的儿子了。
还好有嘟嘟在，气氛不是太坏；加上我及时调整状态，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爸爸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一些。
护士小张进来给我送感冒药，看到一屋子人，有些诧异，陈卫东马上表白：一会儿就走。其实病房的医生、护士对化疗病人还是很宽容的，通常会允许家属在非探视时间陪伴在病人床边。小张笑笑，逗逗嘟嘟，出去了。
洪小缨、洪小蔷也借机提出让老爸离开。
“要看什么书么？让她们给你送来。”临走，爸爸问我。
从小我被家人叫做“书呆子”，学生时代爸爸送我的生日或节日礼物都是书，爸爸每次出差都会给我买书。毕业后，我有能力自己买书了，再也不用老爸买书了。
我眼窝又是一热，急忙回答：“不用了，我带来好几本呢。”我用手指指枕头旁边的一摞书，趁机也把头转过去，不让家人看到我眼中的泪花。
二次化疗结束出院后，我像上次一样先在自己家里养了一星期。这一次我只通知了几个人，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
因为刚打完化疗、免疫力低下，我的感冒一直不好，白细胞更降到2400，又不敢吃消炎药，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的脸色晦暗，一脸病容。
易菁带我去看中医，老中医也吓了一跳，他给我开了6付中药。边开药方边说我：“你胆子够大的，感冒还敢打化疗。”
此后我的家里每天都飘荡着中药香，吃多了，似乎也不觉得那么苦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我第三次住院，我的感冒才渐渐好转。
孟总也给我找了一位老中医，并派司机来接我，送我到名医的诊所。鹤发童颜的老中医把我当成了病人家属，知道我就是病人后，他一边给我号脉一边专注地看看我，点点头说：“脉微，要好好调养，不过精神状态很不错。”我受到鼓舞，自己也觉得精神振作了一些。
随后，我拿着一大包中药，来到孟总的公司。我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大力的表彰，场面有点儿隆重，本来我这次出院是很低调的。
孟总忽然对我的发型感兴趣了，“住了回院臭美了，还烫了头。”
“什么呀，是假发。”我摸了摸头，“看来易菁给我买的假发跟真的一样。”
“假发？”孟总更加好奇，凑近细看。40几岁的大男人忽然成了小孩子。
“你把假发摘了我看看？”孟总进一步要求。
“不行，现在还没有完全秃呢，还有不少意志坚定的在扛着呢。”我用手按按卷曲的假发。
“都剃光了多酷啊，你看宁静。”孟总仿佛看到光头的宁静就在眼前一般，两眼有点儿放光。
我笑笑，“等第三疗程过后再酷。”估计到时候剩不下几根头发，想不酷也不行了。
午饭是跟孟总一起吃的，席间孟总跟我说了很多，他自己的还有他朋友的事，以及他的感悟，说到最后他说他皈依佛门了，然后他说我有佛缘。
我笑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我很高兴孟总跟我说了这么多与我的病情无关的话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他没有把我当一个病人，而是当一个朋友看的，以至于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几乎忘了我是一个在做化疗的癌症患者。席间，孟总还送了我一本书：《西藏生死之书》。
午饭吃的时间很长，司机送我回家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虽然很开心，但没有午睡我还是觉得累。我把孟总送我的那本《西藏生死之书》拿过来，放到枕边。孟总信奉的是藏传佛教，他大肆吹捧这本《西藏生死之书》，并说已经送出去20多本了。
我躺下，侧身看着这本书，有恭敬似乎还有畏惧。书的封面是蓝天白云下一个佛教徒的背影，六个黄色的大字：“西藏生死之书”竟让我觉得有点儿刺眼。
我的父亲母亲（3）
我明白，正是这书名、这“生死”二字让我觉得有点儿畏惧。对于一个癌症患者而言，“死”这个字仍然是个忌讳。我翻了翻目录，果然跟书名很契合，不是生就是死，我终于还是合上书，睡了。
8月初，陈卫东从法国归来，他带来老阿的签名。老阿就是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多年的冠军阿姆斯特朗，我知道他也是癌症患者，我还知道陈卫东要来他的签名的用意。我不是老阿的追星族，我也早已经不追星了，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知道，陈卫东知道，易菁也知道。
易菁给我发来在白领中广泛流传的关于老阿自传的幻灯片。
阿姆斯特朗在21岁那年，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自行车世界冠军。1996年，25岁，医生宣布他得了癌症，生还几率40％。一年内他接受了三次脑部、胸部手术及重症病人才需接受的四阶段化疗。大多数的时间，他连坐起来都办不到，更不可能像个车手一样的骑车。1999年，他奇迹似的获得自行车界的最高荣誉：环法自行车赛冠军。2004年，阿姆斯特朗连续第六年获得环法赛冠军。
不是任何人，都能登上世界的顶峰。
更不是任何人，都能从生命的谷底，再度回到顶峰。
阿姆斯特朗说：“如果你要我在征服环法赛和征服癌症之间作个选择，我一定选择癌症。我更愿意带着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
“如果没有经历过癌症，我不会学到那一切，更可能一次环法赛冠军都赢不了，癌症教给了我一切。”他说：“癌症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它给我带来了奇迹。”
这个幻灯片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鼓舞了我，因为在我经历了两次化疗后的现在，直到后来我病危，我对老阿的话感同身受，那是用亲身经历换来的共鸣。
陈卫东回来的次日，我们回父母家把儿子接回自己的家。9月1日嘟嘟就该上幼儿园了，有些东西必须要教教他了。我又让陈卫东把大姨也接过来，老太太的老伴去世多年，加上跟这个妹妹（我的妈妈）感情深厚，爱屋及乌，此时给我帮忙自是义不容辞。
我如此安排是因为陈卫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要出国采访。8月8日，陈卫东就离家去了雅典。
陈卫东很矛盾，采访奥运会对一个体育记者而言，自是梦寐以求的事，但家中的现状、我的病情又让他举棋不定。
我知道这事他也左右不了，我也知道采访奥运会对他的意义，加上我又是一个顾大体识大局的自信的知识女性，所以安排好一切后我拿出送郎当红军的精神，高高兴兴地让他上了前线。
大姨、儿子、保姆、我，四个人悠闲地过了一个星期，嘟嘟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每天我不是给嘟嘟拍照，就是给他摄像。我在想我要拍下儿子的成长，拍到儿子长大。有时候嘟嘟会要求给我拍摄，我总是让他拍大姥姥、拍阿姨，我则有意无意地躲避着镜头，因为在家里我是不戴假发的，因此我不想看到自己的样子。
这天午睡之后，我起身来到客厅支起小摄像的三脚架，嘟嘟在他的小屋没出来，我一边举着摄像一边走到小屋叫“嘟嘟”。
嘟嘟正趴在地上够滚到床底下的皮球，我用镜头追踪着嘟嘟，不期然地站到穿衣镜前，我偶一抬头，看到镜中的自己。镜子里，我的头顶还有稀稀疏疏的几绺毛发顽强地苟延残喘着，我看着它们，对它们致以英雄般的敬礼。然后我迅速地转头，我用镜头捕捉到儿子。镜头里，儿子正在喊：“阿姨，这儿有好多毛儿，快来扫。”
我们都笑了，保姆笑着答应着跑过去，保姆一边扫一边问：“这是谁的毛儿啊？”
“是妈妈的，妈妈真聪明。”嘟嘟认真地回答。
“为什么啊？”保姆有些纳闷。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儿。”嘟嘟还有些不耐烦了，抱着球往客厅跑。
我笑着质问：“谁说的？”
我的父亲母亲（4）
“爸爸说的。”嘟嘟很诚实，“爸爸还说妈妈最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