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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医生护士渐渐熟悉后，我常跑到医生办公室，看大夫们加班，听他们聊病人病情。
我说：“我看香港电视剧里，医院是有公关人员的，专门处理医患之间的问题。咱们医院怎么没有？”
医生们不约而同地笑了，“不光我们医院没有，哪个医院都没有。”
影子去世以后，我问过李大夫关于临终关怀的问题。我同意《西藏生死之书》中所说的，临终的人需要物质关怀，但更需要的是精神关怀；我问他现在医院如何临终关怀？
李大夫说：“没有。”他又说，“其实这是一个专门学科，是需要专门的人去做的。”但是，现在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对病人根本没有人文关怀。
我常常在医生下班的时候向他们提问，后来李大夫说，其实他们很不愿意说这些。大多数医生日常生活中很少说医院的事，医生并非冷血动物，尤其是那些工作不久的年轻医生，他们也会因病人的病情高兴或者难过。
下面的文字是我看到的一篇儿科医生的自述，我摘录如下：
几年儿科干下来，我们已经“变态”了，早晨交班，报告几号床死了，我有时会舒心地苦笑，不是我冷血，而是心理上有一种解脱感。我经常盼着早一点下班，就是希望那些奄奄一息的孩子，在用尽办法后能平安度过危险期，我常常下了班像逃跑一样离开，是不愿看着那一双双忽闪忽闪将要闭上的眼睛。
还有护士，在医疗行业中护士是医生最好的搭档，是医嘱的执行者，医生检查患者并下完医嘱后，除了特殊处置，80％的观察治疗和康复护理是由护士来完成的。执行得好与坏，关乎病人的康复，容不得任何差错，而这些是医生们无法替代的。
而护士普遍缺编是中国医疗的普遍现象。以一顶二或以二顶三，护士的劳动强度超乎想象，每隔三四天就轮到一次夜班，护士值夜班频度之高，是女性从事的各种行业之最。而作为女性的双重责任——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来说，护士的付出比医生还要多。
医生护士每天要面对疾病和死亡，面对许多无能为力的挫败和伤感，面对患者的调皮或挑剔，面对着低薪大强度的工作，甚至还要面对来自患者不解的质疑和谩骂，还要时刻保持微笑。
我住院的时候，实习护士小曾只有18岁，尽管小曾获得大家一致的赞扬，但仍不免有苛刻的病人对她表示不满，一位住院时间较长的大姐劝那个病人：“行啦，别那么苛刻，你想想，如果是你闺女，十###岁还跟你撒娇呐，你舍得让她端屎端尿吗？人家爹妈要是看见了不心疼？”
面对这个病态的社会，我更加希望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能够健康，因为他们的健康关系着更多人的健康，我这里说的是心理健康。其实医生护士也需要心灵上的关怀，需要心理医生。当然，我说的是救死扶伤、有职业道德的医生护士，那些草菅人命、唯利是图的“病态”医生不包括在内。
李大夫和那扇神秘的门（3）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医生护士和病人之间，熟悉了、了解了，也就能理解、能体谅了。在宣告我病危之后，面对医生我选择信任，这也成为我不死的理由之一。我相信我的眼睛和判断，我相信我的医生会给我积极的治疗。所以我跟易菁说过，“我不能死！我要死了，这些好医生怎么办？”如果我死了，因为成者王败者寇，他们一定会遭到打击，会心灰意冷，然后麻木，然后冷酷。
让人欣慰的是，二病房的医生、护士并没有因为这场官司对宋可欣另眼相看。宋可欣依然得到正常的护理和治疗。
除了李大夫，还有一个人能不被拒绝地进出宋的病房，那就是影子。
影子告诉我她曾经问过宋可欣：“为什么总是不出门？”
宋可欣说：“我也想出去，可是门关了这么久，我出去找谁？怎么开口啊？”
影子对我说，其实小宋她也想交流，只是不知道如何交流，所以只好不交流。
有人说过，生病是上天留给我们的功课。生病是一次机会，也是一种成长。生病是一场生理和心理的综合考验，它不仅考验患者本人，还考验着患者周围的人；而患者及其周围的人对“生病”这件事的不同反应也会对患者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生理上，患者所能做的就是配合治疗；积极应对心理上的考验，才是关键。
其实，对宋可欣而言，比她的病情更可怕的，是她心理的病态。作为“知识分子”，我很想跟她说：学问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最大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宋可欣前前后后住院长达四年，一年前她的丈夫就不怎么来医院了。影子问她：“你老公怎么不来？”
宋可欣两眼看着天花板，毫无表情地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不久后，在影子的茶话会上，对男人的控诉成为主题。
一个中年病友说：“男人是有这个毛病，做情人时，对你无微不至，一旦作了老婆，立刻变脸。就像吃肉，没吃到嘴里时，他要集中精神，精挑细选，一旦吃到嘴里，立刻就把目标集中到下一块儿肉上去。”
“没错，男人就是这样。谈恋爱的时候，他去哪儿都带着我，我不去他还不高兴，即使自己去哪儿，也会告诉我，时时向我汇报；可是现在呢，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我查岗，说我看贼。我是你老婆，我当然有权利知道你在哪、在干什么，再说，是我看贼，还是你做贼？”一个姐姐越说越生气。
一屋子中年妇女频频点头，刚做完放疗回来的卓玛在老公的搀扶下，走进病房，“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卓玛的老公不惜倾家荡产给她治病，卓玛深情地看看丈夫，她的丈夫也深深地看一眼虚弱的老婆，说：“这个老婆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对她不好就是对我自己的否定。”
看到卓玛夫妻深情的对视，我常常会想起宋可欣那双毫无表情的双眼，我相信她和她的丈夫之间一定也有着美好的恋爱故事，她一定也曾经相信爱情这回事。然而癌症这个灾难逼得她冷冷地面对人生的一次次严寒，她受伤的灵魂不再相信什么梦想。宋可欣说：“与其相识、相爱、伤害、分手，倒不如相见时淡淡地一笑而过。”
这就是宋的丈夫口中的“冷”，他说她们一家都自私得发冷。我不相信这只是宋可欣的原因，至少他没有让她感到温暖。他很少来医院，每次来就是要求离婚，每次都会惹来宋的父亲的破口大骂。
有一天，骂走了女婿，宋的父亲借酒浇愁，他老泪纵横，对“业余厨师”说：“我这个女儿把我们害惨了，辛辛苦苦把她培养成研究生，她又生了这个病，真不如早死早完事啊，非得把我们拖累得倾家荡产啊。”
老人擦一把泪水，坚决地说：“我得起诉，我得跟医院要钱。”
直到2005年10月宋可欣撒手而去，这场官司还没打完，因此，宋的父母拒绝搬动遗体，以此要挟医院，直至动用了110。至死，她的灵魂都没有得到安息。
李大夫和那扇神秘的门（4）
宋可欣的死讯是李大夫告诉我的，电话那端，李大夫叹口气说：“宋可欣是独生女，她的父母也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一家没什么亲人，更没什么朋友，现在，唯一的女儿没了，这老两口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是啊，谁能焐热他们业已冰冷的心？谁来关心那些活着心却已经死去的人？
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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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那样的青春（1）
请亲爱的读者随我再回到2004年9月20日，就是蓝青死去的第二天，整个二病房虽然重又恢复一以贯之的忙碌，但气氛中总是弥漫着一股五味杂陈的气息。跟我手术时 “隔壁” 死后一样，蓝青住过的房间也是房门紧闭，窗户上贴着报纸，依稀透出紫色的光线，那是在进行紫外线消毒。凡是路过这间病房的人都目不斜视，刻意地视而不见，而那一份刻意恰恰暴露出它的无处不在。
这一天，我刻意地低调出院，回家。我很想对自己对面的那间病房视而不见，但是走出病房，我却无法回避，蓝青抢救的一幕就在我眼前。
楼道里没有一个人溜达，安静得让我不适应，我走得并不快，或许是因为内心有逃跑的感觉，也毕竟刚刚结束化疗，上车后，我竟有些气喘吁吁。
回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吃药、进补，定期检查血常规、尿常规，我的白细胞也一如往常地缓缓爬升，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稍事休养后的一个傍晚，我去家门口的小理发店理发，准确地说是剃头，因为已经没几根头发可理了。正是晚饭时间，店里没人。女理发师四十出头的样子，她一边熟练地操作，一边轻叹一口气：“现在得癌的人怎么这么多？我嫂子是乳腺癌。”
我没说话，因为我无从开口。头很快就剃完了，女理发师还帮助我戴好假发。“还挺时髦，你这发型。”她还退后两步，看着我。
每天，我接送儿子，吃饭、吃药，跟儿子一起学钢琴，陪儿子看动画片，两个假发套轮流戴（小缨还给我买了一个长发的发套），基本上我已经坦然接受了现实。也许，这注定是我生活中的一道坎；也许，它真的是让我认识生命的一个机会。
接受了现实，我就不断给自己打气。想想自己，我战胜的可是化疗、是癌症！我不是一般的牛，我是862班的牛！是小二班的牛！我基本确定，我自己的战斗即将结束，我可以关注更多的人，为写书做准备了。
休养生息一个月之后，我开始大野放疗。周一至周五，一天一次，共一个半月。用病友的话说，就像烙饼一样，今天这面，明天那面，这叫“前后野垂直轮照”。
放疗之前，先要画印儿。躺在操作台上，褪下裤子，李大夫很认真地画着。画完小腹部，我翻身，还要画臀部。忽然想起16床讲的笑话，我忍不住笑起来，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李大夫直起身：“笑什么？”
“没事儿。”我强忍着。
“不许笑了，肌肉放松；要不然画得不准确，烤不到病灶，烤到输尿管，你以后就不会尿尿了。”
我立刻止住笑。
放疗室里有各种器械，用于不同部位的放射治疗，有的像头盔，有的像铠甲，还有一个像淋浴房似的大家伙，那是用于全身放疗的。
放疗的病人通常都有家属陪伴，只有我独来独往。每天我自己开车去医院，等候放疗，放疗结束，我再开车回家。放疗的病友不少，要排队。每次我都不会等很久，因为病友们说我是自己开车来的，会让我先放疗，好早点回家休息。
其实，放疗的时间只有2分钟左右。我的放疗剂量不大，一开始反应也不大，所以这是我相对轻松的时段。
放疗是在午后进行，大把的时间用于赶路和等候，我觉得怪可惜的，于是我就在上午逛逛街，或者约会朋友甚至约客户谈谈业务，为我重新出山做准备。
生活似乎快要恢复原状。从剃头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我的头发也长成板寸，我于是摘掉假发。每次超短发逛街的时候，都会有导购叫我：“小姐，我们这里的服装都很前卫，很适合你。”
我笑笑：“我不想前卫，我是不得已前卫。”
“小姐，那你是演员吧。”
“你看过我演的戏么？”
“好像……”她有些尴尬，我在心里窃笑。
我挑选了一件衣服，“等我红了我一定来给你签名，现在你还是给我打打折吧。”
这样和那样的青春（2）
门诊放疗期间，我注意到两张年轻的面孔：刘小娜和王琴，巧得很，两个人都是25岁，不同的是，她们俩一个阳光灿烂，一个妖艳风尘。
刘小娜得的是阴道癌Ⅰ期，新婚刚刚半年，结婚时正赶上取消强制婚检，图省事没做婚检。小娜是个快乐的女孩儿，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工作，刚刚升任领班。因为不规则出血来医院检察发现患病。好在发现还算及时，吴主任给她作了大部分阴道切除术＋子宫全切手术，同时考虑她新婚不久，又作了阴道加长术。
小娜的新婚丈夫憨憨的，话不多，始终不离左右地陪在妻子身边。
渐渐熟悉以后，有一次闲聊，我问他：“小娜以后生不了孩子了，你介意么？”
其实这个问题我憋了好久了，虽然有点儿残忍，但我还是想问，我就是想听听作为患者家属的男人，面对这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会如何回答；而且，我更希望他们能永远记得他们的回答。
他憨憨地笑笑，并不看我，低着头说：“不介意，我们俩过也挺好，省得受累了。”说完，他还很收敛地冲老婆含情脉脉了一眼，就又低下头。
小娜则很大方地看着丈夫，说：“等我们老了，觉得寂寞了，我们就领养一个孩子。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只要你对他好，孩子一样会跟你亲的，是吧。”
小娜说这话时一直看着丈夫，她的话音落地，她的年轻的丈夫才抬起头，笑着看一眼老婆，微微点点头，又低下头。
相对于小娜的外向开朗，同样是宫颈鳞癌患者的王琴就显得沉默得多，更加沉默的是一直跟在王琴身后的她的母亲。
王琴虽然也是25岁，但是她的打扮、妆容明显地带着一股风尘的味道。
原来，王琴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王琴判给爸爸，母亲不久之后重又组织家庭，并生了一个小弟弟。从此原本每周来看小王琴的妈妈不再过来，爸爸常年跑外也无暇照顾王琴。勉强读完初中的王琴开始在社会上混，在一群哥们儿姐们儿的撺掇下，王琴开始嗑药，然后吸毒。
一年多以前，王琴就已经感觉到异样：白带增多，而且成水样、恶臭，阴道还有少量出血；半年之后，她感到下腹坠痛，尿频、腹泻，吃不香睡不着，而且急剧消瘦，直到她腰疼得无法忍受，才来到医院。
李大夫说，王琴来到医院的时候，腰疼得直不起来，人也很沉默，问一句答一句。最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