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说第一个知道病危的人是洪小冰自己。
吴主任误会了：“签病危通知书哪能跟她本人说呢？”
“没人告诉她，是她自己猜的；我这还没签字呢，她那边电话已经报出去了。”陈卫东解释。
“她怎么知道的？”吴主任不解。
“她？她是没长毛，长了毛比猴儿都精。”陈卫东肯定是头一歪，想都想得出他说这话时的样子。
吴主任哈哈大笑。
陈卫东后来给我讲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屑地说：“看你们一个个慌里慌张的样子，傻子都能看出来。”
当时，我真的没有害怕，我只是为他们的慌乱感动，我甚至想告诉他们：别这么着急，我死不了。
二病房医生、护士的脚步声都比平时快几拍；特别是李大夫，我没见过他那么慌乱过，以致后来有值班医生认为我是他的亲戚。我后来跟李大夫说：“一定要当专家，你看吴主任，病人一见她心里就踏实。”
刚回到病房，护士要求陈卫东把我床边的那盆火鹤拿走。化疗开始那天易菁送来这盆花，火鹤寓意热情开朗的心，易菁说，等我出院好迎接火红的新生活。说也奇怪，以前我连“死不了”都养不活，而这盆火鹤多则三朵，少则一朵，至今盛开着，从未间断。
现在我的病房改为特护病房，露土植物不能放在病房，不能让一切可能带来细菌或病毒的东西出现在病房。陈卫东答应着，把花暂时放到卫生间。
正在这时，小缨的电话来了。她正和Chris一起在机场参加团拜会，插空问问我的情况。她先是把电话打到家里，才得知我还没有出院。
“一时半会出不了院了。”我说。
“为什么？”
“给我下病危了。”我笑着说。
“什么？”洪小缨像没听明白似的，大声追问。
“……”没等我开口，陈卫东从洗手间冲出来，大步迈过来，夺过我的手机，走出房门。尽管陈卫东一直在跟我谈笑风生，但这一夺，让我看到他浑身上下掩饰不住的慌乱和紧张。
陈卫东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我的眼泪竟也瞬间滑落。我本来并没有害怕，我并不相信我是什么病危，但是，我在小缨的电话里听到了热闹的背景音，那是新年的声音，人们正在用欢笑迎接即将到来的2005年，而我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病床上度过我的新年。
我的2005年元旦始于病床，始于皮下静脉注射。
我的白细胞还在下降，所以，我的节日转瞬即逝。
一切按部就班。
昨天，输了两袋血小板、两袋全血之后，今天清晨我的血小板一路飚升到213万。
昨天，薛小白来看我，被拒绝进入病房，小白和影子及其他病友在门外徘徊。
昨天，我接连收到新年问候电话，许多久未联系的同学、朋友都打来电话，但电话都是陈卫东接的，因为我已经被剥夺听电话的权利。
从今天开始，我一天要查三次血常规，我的白细胞降至500，我的血小板则保持在2万以上。
下午开始，我感到心慌，吸氧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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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终于来临（3）
我吸氧的时候，陈卫东双手握双机，开始打电话找他的朋友和他的朋友的朋友，找可能认识医生的所有的人，包括他认识的我的同学、朋友。我说：“大元旦的，别给人家添堵。”他抬头看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继续拨电话。
西医的办法就是吃药、打针、输液，跟现在我的医生用的方法差不多，但是任何药物都不可能马上生效，需要等待；在等待药物起效的时间里，只能看自己的肌体能力能否扛住。中医中药的起效更慢，中医更长于调理，对于这种急性的病况，中医基本上束手无策，找了两个中医，都说血像太低，不敢来。
陈卫东不死心，翻着我的手机通信录。我的同学王雷的妈妈是著名的老中医，陈卫东从我的手机上查到他的电话，并打给他，想请他的妈妈来医院看看。
陈卫东说：“西医都没办法了，能用的药都用了，这些药最快也要七八天才能起效，说现在只能靠自己扛了。”王雷的妈妈去开会了，1月3日上午才能回家，王雷答应3日下午就让他妈妈来医院。
吴主任来查房，说：“今天我值班，有什么情况立刻叫我。”
我心里立刻踏实了，我笑着说： “二病房谁病危都有可能，就是没想到我会倒下。”
吴主任声音舒缓但是字字铿锵：“你很快就会站起来的。”
吴主任出去了，走的时候不易察觉地示意陈卫东随她出去，这一切都被敏锐的我捕捉到了。
时间不长，陈卫东就回来了，我问他：“吴主任跟你说什么了？”
陈卫东边整理床铺边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让你要相信自己，自己不能放弃。”
我点点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他们树的一面旗帜，一定不能倒。”
陈卫东打水给我擦洗，我有点儿不适应，目光游移。陈卫东歪着嘴，有点儿坏笑。我一边吸氧一边没话找话，多此一举地说：“你也洗洗睡吧。”
看着丈夫在我对面床上躺下，我有话说了：“感谢我吧你，让你也住了一回妇产医院，有机会日日夜夜与美女相伴。”
“还别说，二病房的小护士都挺漂亮的。”陈卫东接过话茬。
“偷着乐半天了吧你。”我“哼”了一声。
1月2日一早急查血常规，我的白细胞降至历史新低：200。中午，我的血小板竟从早上的20余万降至2万，医生们着急了。
而我也感到全身乏力，精神不振，我拿过床头化妆包里的小镜子，看到自己面色蜡黄，好像还有些浮肿。
护士进来了：注射格拉诺赛特，交叉配血，准备输注血小板。与此同时，我听到周主任在护士站打电话的声音，他在给肿瘤医院的专家打电话，请专家会诊。
大约是晚饭之后，肿瘤医院的妇科肿瘤专家伍教授来到我的病床前。她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从我手术开始说起，我也详尽地介绍了我的病情发展。
然后我说：“我觉得我不会死，我太清醒了，完全没有弥留的感觉。”
“没问题！只要不同时归零，就能救。没来的时候，他们电话里跟我说你的情况很严重，来了一看，你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你一定要坚信自己能顶住，你自己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专家的话让我很受用。
病房门外，伍教授跟陈卫东以及医生们说话的口气则显得严肃多了：“患者属于四度骨髓抑制，存在感染及内出血，包括消化道出血和颅内出血的可能性。所以，首先要用抗生素预防感染，最好用马斯平。”
“我问药房了，现在我们医院没有马斯平。”有医生回答伍教授的话。
“那就暂时先给罗氏芬，我建议赶紧去买马斯平。”伍教授的声音冷静坚毅：“为防止内出血，要隔日甚至每日输注血小板。现在输注血小板仅仅一两天就出现血小板急剧下降，我考虑应该是化疗后血像进行性下降所致，还不能考虑与血小板抗体形成有关；另外，还要有全身支持治疗：建议输注新鲜全血，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治疗；还有其他对症治疗：如出现口腔溃疡，要给予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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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终于来临（4）
一阵脚步声之后，伍教授的声音再次响起：“病人现在白细胞很低，很可能出现严重感染、内出血甚至死亡。”顿了顿，伍教授接着说：“要及时向家属交代病情。”
又是一阵脚步声，估计医生护士都离开了，这回陈卫东开口了：“伍教授您说，是不是就不应该做这次化疗？”他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疑问。
“那可不能这么说，如果不做这次巩固化疗，过个一年半载，万一复发了，你后悔都来不及。”
从伍教授走出病房到现在，我一直竖着耳朵，仔细地聆听，一个字都不曾错过。听到现在，我释然了。面对现实，我决定接受现实。
彻底放松之后，像是配合伍教授的判断，晚饭后我开始发烧，体温37度9。
于是输血的同时，罗氏芬皮试，持续吸氧，紫外线消毒房间，罗氏芬10g静点。
20：35 输完血了，我的小镜子又告诉我：我的口腔果然有溃疡。医生的话怎么这么灵啊。我告诉陈卫东，告诉护士。向医生汇报之后，小马进来嘱咐陈卫东：“你要多跟她说说话，这样有利于唾液分泌和氧气进入口腔，同时用淡盐水漱口，防止出现大面积感染。”
然后她又告诉我：“多吃鸡蛋，蛋白是治疗溃疡的。”像是猜到我的心思，小马边往外走边补充道：“蛋白蛋黄要一起吃才行。”
“明白。”虽然我不爱吃蛋黄，但是无论如何鸡蛋总比药好吃。
元旦放假三天，护士站的电话铃声一直不断。大概上天觉得我残废了，为补偿我，让我的耳朵异常灵敏。我的耳朵告诉我：那多是医生、病友打来询问我病情的电话。这个元旦，因为我，很多人都没过好；当然，也可以说很多人都过得很充实。
全副武装的侦察员洪小缨来了（1）
2004年的最后一天，跟陈卫东通完电话，小缨和Chris就急匆匆地离开机场，离开团拜会现场，回到家中。小缨边哭边反复说：“xiaobing is dying！ xiaobing is dying！”
回到家，小缨就收拾行李，准备来京。
Chris制止住她：“ Stop panicking， you’d better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or you would make Xiaobing worried more。”（ 先要问明情况，否则，你这种状态对小冰不会有好的影响。）于是，我的每一次血常规结果，陈卫东都会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小缨。
1月3日午饭之后，洪小缨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经常手拖拉杆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Business Woman洪小缨，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妇产医院我的病房。
小缨一进门，先巡视一下环境，就选中靠窗、跟我同侧的床铺，放好她的行李，然后像交接工作似的跟陈卫东及医生、护士不停地咨询和交流，几乎没有时间跟我说话。
陈卫东去上班了，小缨找到护士，申领了一套病号服，还有医生们使用的一次性帽子，加上自己带来的一次性口罩，给自己组合了一套“隔离服”，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她的理由是：她从机场直接过来，势必带来各种细菌甚至病毒，并且来不及消毒；而医生又要求家属穿隔离服。
我笑着看着小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她刚想开口，周主任进来了。
“你是新来的病人？你怎么会住进这间病房？这个房间现在是重症监护室。”周主任看着全副武装、只能看到两只眼睛的小缨问。
小缨连忙脱下口罩，表明身份。
周主任看着小缨，笑笑，然后有点儿激昂地冲我说：“好现象，白细胞呈上升趋势，今天还要输全血和血小板，再坚持坚持，慢慢都会上来的。”
我感到乏力，但还是做了个深呼吸之后，配合周主任，笑着点点头。
随后，护士来给我打针，并开始准备输血。这时候，小缨悄无声息地走出病房。开始输血的时候，小缨回来了，她终于有时间跟我说话了：“我刚刚出去转了一圈，好多医生在办公室讨论你的病情呢。”洪小缨显然很满意。
我笑，“昨天有肿瘤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说我是四度骨髓抑制，他们怕我内出血特别是颅内出血，还有大面积感染。”
“医生跟你说的？”小缨大概觉得如此做法有点儿不妥，脸上满意的表情消失了。
“他们在楼道里说的，被我听到了。”我有点儿得意，说完我就咳嗽了。
“怎么又咳嗽了？感冒了？”小缨急切地问。
“可能是又回来了。” 我边说边咳嗽。
我有点儿累，闭上眼睛想睡会儿。小缨则回到她的床上，开始给所有人发短信求救，并发动群众寻医找药，同时考验我的同学、朋友。我的手机已经从陈卫东的手里转移到她的手里。我闭着眼睛，笑着说：“你一来，全国人民就都知道我病危了。”
小缨“嘿嘿”笑着低声回答：“反正成都人民都知道你病危了。”团拜会上公司总经理Chris偕夫人中途离场，引起很大轰动，两人只好直言相告。
我想笑，但是眼泪有点儿不听话，我使劲闭着眼睛，把泪水关住。
小睡一会儿之后，我的精神好些了，我依旧闭着眼，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看，我睁开眼，小缨的脸近在咫尺。我吓了一跳：“你想吓死我啊。”
小缨迅速地转身回到床上，轻声说：“你喘得特别厉害。”
我估计小缨有点儿害怕，就一边吸着氧一边尽量通俗易懂地给她讲科学道理：“我的血不够用，心脏工作起来就会吃力，这很正常。”
“你的朋友还行。”小缨转移话题。
“都经受住你的考验了？”我笑着问。
“至少态度都不错，都表示‘有事儿尽管说话，一定尽全力帮忙。’”
“那是，我的朋友可不是一般的狐朋狗友。”我一向为我的朋友自豪，这一点小缨也很羡慕我的。
全副武装的侦察员洪小缨来了（2）
下午，王雷陪着他的妈妈来了。王雷的妈妈姓吴，是个著名的中医。吴阿姨穿着隔离服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从我月经初潮到结婚、怀孕、生子，直到发现病变及治疗至今，她详细地询问了我病情的发现和发展。我尽我所能地详细说明，希望能对吴阿姨的诊断有所帮助：“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参加运动会，赶上我‘倒霉’，此后就开始痛经。”
吴阿姨频频点头，告诉我要坚持，精神要放松，还让我缓慢动作的同时，可以练习打坐，让内心尽可能地清净。
王雷的妈妈跟我“聊天”的时候，小缨在门外跟王雷聊天。王雷一直在门外没有进来，他很推崇西方观点：病人病重的时候不要去病房探视，这样影响治疗、休息和康复。这一点我后来感同身受，病重的时候，不如一束花一个短信的鼓励。
王雷是我们862班的班长，我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伤感。我说：“等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