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蛭肮庵滦疟颈ǎ谑榈旯郝蛄艘槐尽缎畔⒄接敕葱畔⒄剑涸趺创颉罚檬榈�8章共15页，其中有10页是抄袭他发表在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第6版的文章，这篇凝聚了他十多年研究信息战心血的著名文章，7000字被抄袭了6700字。
11月11日，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包括知识产权。尤其是信息战这一学术领域，更需要原创的作品。沈伟光提出“要将信息战研究领域的‘文抄公’一网打尽”，这不光是对出版界的提醒，也是对整个知识产权领域敲响的警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显现，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了最时髦的课题，尤其在1995年以后形成了一股信息战研究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但却暗存着一股逆流——抄袭、剽窃现象非常严重。
像《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这本书的抄袭、剽窃现象是很特殊的，把我《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这篇文章，7000千字抄袭了6700字，作为他们所谓著作的核心内容。这篇文章是1998年我在奥地利首次国际信息战论坛演讲时的稿子修改成的，影响非常大，不但在军报发表，国外许多报刊都转载了，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也全文刊登，收入当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新军事问题》一书中。更令人反感的是，《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作者为了掩饰剽窃行为，把我原文的两个小标题——“信息战改变了暴力使用方式”和“信息战的破坏性正在被认识”改了，把这两上标题下的文字合而为——“研究信息战与反信息战的重要意义”，文不对题，这就严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信息战研究热兴起且需要突破时，在战争问题上随心所欲，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
记者曾采访了《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一书的两名作者。作者赵中强说，当时出版社约稿之后，时间比较紧张，拟完提纲后分为两个人写，前言、后记和前四章由他执笔。对于书中的抄袭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释说，由于时间紧，第8章的资料由一位研究生帮忙提供，是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因无作者署名而没能事先沟通。
这些都是托词。为此，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有过联系，让他们知道这回事，希望他们止制这种现象，不要再发行这样的书了。虽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这种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中华读书报》作了报道后，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看书，这本书照样在书架上摆着，而且与这本书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严重抄袭我文章的书《谁来保卫中国》也赫然在目。在这家书店的图书排行榜上，我还发现一本发行50000多册、装帧很出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也有多处是抄袭我发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这篇文章是新千年来之际，解放军报社邀请10位专家追笔谈未来战争趋势，我是唯一的军外学者。文章要求非常简炼、概括，不能超过千字，难度非常大。我写了四段话，却被《中国问题报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袭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抄袭有几类情况，一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过来成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袭国内的作品，公然地把别人的理论精华改头换面揉进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别人的观点随意拿来，不注出处。
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多是创造性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并且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有赖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譬如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工业时代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还是今天的时代打什么仗生产什么武器，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再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照样不能赢得战争的。先进的理论必须以创新为基石的，而理论的创新却非常难，尤其搞原创性的研究难度很大。我最初研究信息战时，多数人还不知信息为何物，电脑在人们眼里还相当神秘。在部队，要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换上保洁鞋才能进入电脑房。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信息战这样的理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们接受更是难上加难。《信息战》写完后5年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茧掉了几层。就是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却被“文抄公”们肆意剽窃。
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于“扒皮抽筋”、专吸“精髓”的高级“文抄公”们更容易识破和抑制。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相比，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危害更大。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把名优特产品和企业搞垮，削弱企业乃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扼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对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军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出成果的绝好时机。然而我们可以书店去看一看，我们的军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带有编著性质的通俗读物，而是那些所谓的专著。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虚拟战争”的情况，没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虚拟战争”为题发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说“虚拟战争”已经到来，云云。这算什么？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他再有关于“虚拟战争”新的成果，还有我“信息边疆”的概念，“打仗回家去”的预测，“信息战的能量要超过核武器的威力”的判断等，别人都大胆拿去了，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你又有什么为法？但这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终放弃了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所以现在搞研究，首先要学会保密，要么动作要快，这势必影响研究的质量。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战争”概念，为了防止别人假冒，以最快速度反映到出版物上，但以后修改量就很大，毕竟太仓促。信息社会是一个胜者全得的社会，只有老大，没有老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自主知识产权是相对于引进知识产权而言的。搞理论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人，在生产精神产品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和锻造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才有望赋予理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越是世界网络化、信息共享程度越高，有一条法则越是不能忘，就是享受信息越多，惰性和依赖性就越大，结局只能是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任人宰割。
现在出版社、编辑也有苦衷，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
为了“打假”，我也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本来想算了，人家也算是搞信息战研究，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也是为了挽救这些人，但愿能换来学术界一些干净的天空。
其实，这样的事此前我也做过，也是不了了之。
2001年1月18日第19版的《北京晚报》以《‘信息战之父’跟＜新华词典＞较真》为题，发表了我对新版《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词条提出批评：
新版《新华词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对一些专业术语的释义能否做到科学准确，却是这部词典树立其权威性的关键所在。我是研究信息战理论的，我认为，新版《新华词典》对“信息战”这个词的释义就不够贴切，不够完整，值得提出来讨论。
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的。信息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和相互替代。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在未来信息战中，“争夺信息控制权”即“制信息权”，不仅仅在“信息领域”开展，更多是在非信息领域展开，因此，它也不是用“作战行动”这样的词所能概括的。如果用“对抗双方争夺信息的战争”，就比较确切了。“争夺信息”的涵盖面要宽得多，既包括“信息空间”，又包括“信息资源”。
其次，作为释文，“作战对象是对方的各种信息系统以及有关设施，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更是不完整的。传统的武力战是把人作为主要作战对象，信息战也不例外，只是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变为“保全自己，控制敌人”。人永远是战争的主体。因此，单就军事意义讲，信息战作战对象是对方的认识系统和信念系统，认识系统主要指信息系统和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信念系统指人的思想、精神和思维能力，而这是信息战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既可以影响和削弱对方指挥控制能力，又可以影响、制止或改变对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动。新版《新华词典》认为信息战“作战对象是对方的各种信息系统以及有关设施”，还是见物不见人；至于信息战的“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信息优势的取得，不仅仅取决于制信息权，还有赖于人的精神优势。
造成这样的错误，主要是对信息战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的国民这样认识信息战的话，那将是我们的悲哀！
虽然我的这些做法太弱小了，但我还是要呼吁。
文抄公现象古已有之，“天下文章一大抄”就反映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和顽劣性。尤其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浮躁的情绪、金钱的驱使，加上法律意识的淡薄和掩耳盗铃的侥幸心理，使这种现象有呈泛滥之势。《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责编也坦承，军事通俗读物的抄袭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以后再做此类书肯定会采取慎重的态度，严格选择作者。我认为这位编辑的判断和态度无疑是正确的。这几年，随着信息战威力日益显著，人们对信息战的关注也就随之升温，出版商、著作者给予极大的热情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你对这个问题一巧不通，或者似懂非懂，像《中国问题报告》的作者，而且在同一问题中，一会儿把信息战称之为战争形态，一会儿又说成是作战样式，连信息战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清楚，就洋洋洒洒谈信息战，实在是害人不浅。就像我们有些人，不懂计算机、不懂英语，照样能够编专业教材一样，但人家毕竟是编辑者，而你却是所谓的著作者！还有一些人的心态很难琢磨，似乎在自己的文章书籍言语中，能够引上古人的、伟人的，最好是外国人的一句话，就显得特有档次，特有文化。而要是引有今人的、小人物的，尤其是中国人的东西，他就会跌破身价了。然而他又想成名成家，自己又超越不了别人想出更好的文字，只有大胆地剽窃。我发现抄袭我的文字，主要是结论性的、对策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内容。我多次说过，在信息战研究上，我是一块顽石，你想绕也绕不过去的。
21世纪到来之后，学术界纷纷对20世纪进行全方位的总结。2001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姚有志少将主编的《20世纪战略理论遗产》一书，这本由14位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著作提出了20世纪十大战略理论遗产，一是地缘战略理论，二是海权论，三是空权论，四是机械化战争论，五是核战略论，六是高边疆战略，七是信息战理论，八是总体战理论，九是局部（有限）战争战略理论，十是人民战争思想。应该说，该书的权威性是无可质疑的，书中对我的评价是：
中国对信息战的研究也起步较早。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军事理论界就开始研究信息战的有关问题，并发表了一些论述信息战概念的文章。某部军官沈伟光于1990年撰写（应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信息战专著《信息战》。他在书中指出：“信息战具有与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出现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军事领域的第三次浪潮。”该书预言，未来将出现“信息化军队”、“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边疆”等，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预见性的。
还有一本书，是解放军军事统筹学会组织编撰、昆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战略遗产》，也对20世纪重大军事战略理论进行了评价，信息战理论同样列为其中。该书认为，1985年，我国青年学者沈伟光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他释义为：广义是指“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信息资源的战争”，狭义是指“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
学术界对我的评价也是我研究信息战时所期望的，我确实想把“信息战”与“海权论”、“空权论”一样，影响和改变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当然，我当时是把信息战作为21世纪的战争来对待的，没想到它来的那么快。
其实早在1999年，第14期《中华英才》画报用整整4个页码的篇幅介绍我的学术研究情况，并称我为“全球最先按响信息战警铃的人”，当年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认为我有五大理论成果：
一、提出信息战概念。认为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战，不是单纯的作战样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并带来作战指导思想的巨大变化。其要点：战争战略目标的“软化”；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军队的行动取决于制信息权；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