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文背だ钋ㄏ秩卫贾菥玖睿辖�3团2营营长戚建国（现任某集团军军长，少将）。这份发于1983年12月4日的文件，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印了55份，存档2份。20年过去了，已是档案工作者的我，深知这份文件的档案价值，但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她激励我从此把军事学术研究当成终身的爱好和事业，而不像许多人把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当作一种工作、任务、职业，甚至向上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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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代剑
1984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年。1月9日上午，经父亲的朋友介经结识了夫人陈虹。3月28日凌晨，父亲因病逝世。之后，随部队赴云南前线参加边境战争。
那一年的4月，我受邀到西安参加当代中国文学第四届年会。在此之前，虽然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但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半个字的文学作品。对于这个机会，我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老先生，他是我中学同学马英的战友赵静杭的父亲赵伯森引见的。
我此行西安的主要任务是为2师师长张天富的书稿《诸葛亮〈将苑〉今译》联系出版事宜。在那些天，我捧着别人即将出版的手稿，远望文学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大家，那深藏已久，渴望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念头，再一次蹿了出来。我暗发毒誓，一定要出一本影响人类的书，一定要成为一名众人仰视的大学问家。
暮然回首，虽然自己为了这么一个看来既狂妄又幼稚的誓言，竭尽全力，耗费了20年时间，但却失去了许多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生理的。
我到西安不久，部队就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云南边境执行作战任务了。部队的行动很迅速，只准备了一周，就开拔了。当时我已在军司令部作训处任参谋，由于处里无法与我通信联络，就把我作为留守人员交到军留守处，负责人是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冯志道。我是回到部队营房后，才知道大部队已于两天前奔驰南下。我浑身沸腾了，拎着行李直奔冯志道办公室的，要求立即上前线。话说了一大堆，什么理由都说尽了，时间耗了两个多小时，他就是不同意，说这是纪律，是革命分工的需要。我暗自认为，他的决定会耽误我的前程。那个年龄段的我很自负，自以为在同年龄的战友中是最优秀的，这次错过杀敌立功当英雄的机会，预示着今后的政治前途将落下一大截。
在这种可以将生命置之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准确地说是功利主义情绪困挠下，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熬了。大部队在边境搞临战训练，经常有各种消息传下来，我愈发感到很失落，很消沉。说实话，在留守处工作的同志都是有想法的，多多少少有点被主流群体抛弃的感觉，留在后方的同志总有老弱病残之嫌。我常常是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越想越觉得自己很背时，好机会总是赶不上。我把所有的气都出在冯志道的身上，心想只要老冯同意，我完全有理由去追赶大部队的，因为我是堂堂作战训练处的参谋。于是，我经常在背后传播别人编排冯志道的怪话，说他的身高、体形、长相和性格有“四个一个样”：“站着与坐着一个样，跑着与走着一个样，笑着与哭着一个样，说真话与说假话一个样”。他知道没有马上发作找我谈。有一次军留守处全体同志开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我说：“你这个小鬼心眼还蛮多的，我再给你补上’一个样’，我跟你爸‘一个样’”。大家“哄”地笑开了。我很生气地回敬了他一句：“我爸刚死了。”大家又“哄”地笑了。他也不介意。冯志道是个怪才，陕西人，记忆力特别强，背诵9位以内的数据绝对不会错，讲话出口成章，开大会侃一个上午不用拿稿子。他曾是我们作训处的老处长，干了10多年，后来到2师任副师长，年龄近60岁时调回军部任副参谋长，后为照顾家属子女，调江苏省军区，在司令部副参谋长任上离休，后来我还到南京看望过他，现在已作古了。
我们军是11月接替友军防务的，不久打了一仗。部队总结休整期间，在军长傅全有的指示下，我终于能够轮战上前线了，12月我带领军机关5位同志来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立坡县的落水洞——我们军的作战指挥部。
到指挥部的那天晚餐后，军长派警卫员马立云来找我，当时他腰疼病复发，躺在床上。见面后，傅军长第一句话就是：“沈参谋，是我把你调到前线来的，你那篇《论捕捉战机》的主要观点我抄在本子上，对我指挥作战很有启示。”他的一席话，立刻使我兴奋异常。
《论捕捉战机》这篇文章主要谈了三个观点，一是研究了战机的六个特性：巧、隐、短、少、小、变；二是研究如何发现战机：时时留心，过细观察，正确判断；三是研究如何捕捉战机：及时控驭，迅速决断，果断行动。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的确很有影响。我通过研究古今中外战史得出一个结论：善于捕捉战机的将领，每每能指挥打胜仗；反之，则屡屡吃败仗。
那一次，我们聊到很晚。
在前线那些日子，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使我对战争有了很深切的感性认识，极大地提升了对战争研究的能力和水平。1984…1985年，我发表了47篇文章，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这场战争的实践，最重要成果是孕育了信息战理论的诞生。《战友，请审视一下自己的本领寄自前线某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在1995年5月29日的《解放军报》上，对以往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刻反思，如体能训练，土工作业，排雷技术，自救互救等平时不起眼的课目，在战时却用途很大，解放军报社还为此文配发了一篇《照照镜子》的编后语。文章发表后，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轮战部队的临战训练启示很大。《“两山”作战纵横谈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答本报通讯员问》、《敌军进攻战术的四个变化》等文章，对正在进行的边境战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战争研究与其它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先进的理论都是以实践性作支撑的，甚至是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
当今美军为何能矗立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头，能够不断地创造新式理论、锻造新式军队、打赢新式战争，最关键一条，是美军有不断的战争实践，以及来自于这种新战争实践中的深刻思考和标新立异。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当今活跃在战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有几个真切体验过战争的艺术性和残酷性呢，毕竟解放军已20年无战事了。历史上，优秀军事学术的创立者们，哪一个不是亲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我们的学者只能从电视上、资料上来感受战争，那与看电影电视剧、看小说图书没有多大区别，那是被加工了、艺术化了、甚至美化了的战争，我们的军事学术如果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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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尤其是我们进行的边境自卫作战，不仅受地理、国界等限制，还要受外交、政治的制约，既是一场军事仗，还是一场外交仗、政治仗。军事与外交、政治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局部要服从全局，军事要以外交、###的需要为需要。诸如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式的运用等，既要考虑军事的需要，更要考虑外交、政治的需要。如果从军事角度看是可行的，但从外交、政治全局看是不利的，就必须“见利不趋”，不能因小失大，舍本求末。相反，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利的，而从外交、政治全局看却有必要，就要顾全大局，服从外交、政治的需要。军队作战要做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困难的，但又是必须的，军队必竟是国家的机器。天时、地利、人和，是讲究战争的环境因素。有时为了外交、政治的需要，却往往是反环境因素进行作战。
在我国，战争服从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全球范围看，对于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的争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学术界一度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讨论。
这场讨论对我个人的战争观的形成是有极大影响的。我在15年前出版的《信息战》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战争可以是政治的继续，包括核战争，但不一定所有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随着信息战的崛起，确实存在着不带任何政治目的的战争。无论从战争的根源分析，还是从其后果分析，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政治的继续和非政治的继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能否把战争仅局限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伤及百姓。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战争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领导者意志发泄的一种形式，这就要有一个场所，也就是战场。过去的战场设在人类的居住地，要以有生力量、物质财富作为代价。”我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军事问题》前言中又分析到：“就像人要方便，过去是随地大小便，后来文明了，要进厕所了，甚至要盖五星级的卫生间了，是否可以预设一些五星级的战争场所供那些战争狂人发泄呢？”这些思考就是后来我提出领导人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的思想基础。
如果战争摆脱了政治的掌控，哪又将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而且，国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快速健全的战争动员体制。信息时代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以信息战为重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对传统经典的战争说法提出了挑战。在信息时代，军事威胁不仅是大兵压境、敌人陈兵百万，而且也是来自信息战的突然袭击，是国家和军队的“中枢神经”“面对面”的打击，甚至一时无法知道对手是谁，威胁来自何方，战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信息战》出版后的10多年，我始终关注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对传统的经典的战争理论提出质疑，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最早见诸报刊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4月5日《杭州日报》上的《刷新我们的思维关于战争新概念、新特征与沈伟光的对话》，对战争＝暴力＝政治的公式进行挑战。这篇由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极具才华的美女记者采编而成的战略话题，今天来看仍是非常贴近时势。只可惜，《杭州日报》的军事版面一度撤下，这位军事记者只能改做其他版面，否则，《我已出发》、《伊战随军日记》这样的书应该出自她的笔下，早于吕丘露薇、隗静成为《美军中的凤凰》的主人公。
这些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新特征还有许多，但出炉的过程大多富有戏剧性。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早就来到我刚分的新居，位于积水潭桥南的大七条胡同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宿舍。那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战争的政治性因战争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趋向多元化”的问题。我们从早晨8点谈到第二天的3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战争是血与火的拼搏，信息战的战场是无形的信息空间。战争不仅仅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也不仅仅表现为交战双方军队的对抗。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因为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已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事设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微型化，破坏它所需的电磁能量就越小。在未来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从而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的战争本质提出了挑战。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也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企业、宗教团体、恐怖组织、部落游击队、贩毒集团及其他犯罪团伙，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的政治属性，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后才能认识其本质。
我们的谈话要点由《解放军报》记者张峰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对话录：《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军事谋略学专家李炳彦与信息战理论专家沈伟光对话录》，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当年《国防大学学报》第7期的首页上，当年8月6日的《解放军报》以显著版面予以摘转、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予以转载，编辑这篇文章的张慧女士当年还因此荣立三等功。
由政治的战争到非政治的战争，学术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非政治的战争的敌人是谁？通过对当代战争的分析，我认为，信息战的崛起，使战争的打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农业时代的战争，摧毁的是敌国的军队；工业时代，战争双方不仅都力图击垮敌国的军队，而且要摧毁对方进行战争的军事潜力。信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使敌方军队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士气瓦解……海湾战争之所以说是信息战的雏形，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