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进入中国家庭将使中国在20年内成为世界汽车消费大国。
（2）中国投资需求仍将保持长期增长趋势。
在过去的20年，投资的高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水平的深入，对投资需求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首先，中国产业结构还存在很大的升级空间。如美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7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均在60％以上，而我国只有33％左右。即使考虑统计方面的误差，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至少也在20—30个百分点，产业调整的空间十分广阔，投资需求将保持长期增长。
其次，在今后20至30年中，中国将仍然维持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吸引世界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产业部门转移，这将使我国具有长期保持较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后备劳动大军将抑制工资水平的明显上升。因此，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将比其他地区要长得多。
第三、我国居民储蓄额快速增长，为投资增长储备了巨大的资金来源。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03年1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是1998年以来最高的。
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储蓄意愿十分强烈。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是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角度来说，居民强烈的储蓄意愿抑制了消费支出，影响了经济增长。但从资金供应角度看，为国债和企业债券的发行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中国自1997年以来实行了扩大内需方针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数年努力，扩大内需政策对国内需求的引导、培育逐步见效，累积政策效应开始明显释放，为未来几年内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调查显示，国债投资项目的建设不仅拉动了直接用于工程建设的建材设备需求，其拉动的需求产业链比预想的更长，对促进社会投资有明显积极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带动了投资类产品生产快速增长。投资领域由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开始向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转变，出现了居民购房热潮与房地产投资、居民购买家用汽车与汽车工业投资、民营企业出口高增长与企业设备更新、外资企业出口高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高增长等多方面的需求与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
（3）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将长期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中国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前景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是吸引外资持续流入的保证。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态势，还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都是长期有利因素。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持续高速增长。2001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比上年猛跌51％的情况下，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却达到468亿美元，增长15％。2002年，中国吸引外资超过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至于2003年，根据英国经济界人士的预测，2003年中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将超越2002年，再创纪录，达574亿美元。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中，制造业正向我国转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快了这种转移。我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在吸收外资大型制造业企业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优势。世界上最主要的机械汽车、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商，已将其生产网络扩展至我国。
我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其市场销售、原料采购、价格制定乃至新品研发、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基地，使得我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这一趋势还将进一步继续下去。
（4）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发挥引导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债务是相当低的。2002年，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比重不过16％，16％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即使现在，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仍然达90％。日本是140％。
（5）我国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在1998年—2002年期间，我国外贸从3200多亿美元增加到6208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加入WTO，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200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2864亿美元，经济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之一
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国投资，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需要的时间较短，一般不到20年时间，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产业工人后，劳动力成本就开始上升，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减弱。
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前20年中国城市产业部门（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仅仅吸收了1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还有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在今后20至30年中向城市产业部门转移，中国具有长期保持较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沿海城市外资企业工作的一般熟练劳工，过去10年工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几乎可视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后备劳动大军将抑制工资水平的明显上升。因此，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将比一般亚洲国家要长得多。在城乡收入差距为3？押1的情况下，虽然熟练劳工的工资水平保持稳定，但从农村向城市产业部门转移的总人数增加，将大大提高全民福利水平，通过增加非农就业使更多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实惠，提高我国的消费能力。
农村人口城市化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由于我国过去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没有同步推进，留下了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新一轮城市开发热潮，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首都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开发如火如荼。新一轮城市开发热潮正在从几大经济增长圈向全国扩散，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7）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所带来的机遇。
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公布的关于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报告显示：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利益，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连续多年增加投资，并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估计奥运会将使中国在2002年至2008年间GDP每年多增长，其刺激作用在2008年后还将继续持续。就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一年后的2002年，中国上海又成功申办世界博览会。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长期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崩溃论”或“中国经济…
1、“中国经济崩溃论”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撰文认为，目前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同时，中国面临着很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2001年7月底，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将“中国经济崩溃论”推到顶点。章家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章家敦主要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问题和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角度来唱衰中国的。
首先，他认为，国有银行目前还能继续支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老百姓省吃俭用，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从1999年开始，政府对这四家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冲销了一万多亿元的坏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国银行将参与人民币的储蓄业务并支付更高的利息。当中国的老百姓意识到没有必要把钱存进国有银行的时候，国有银行倒闭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其次，关于政府投资问题。2002年，章家敦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亚洲的阿根廷？》一文，指出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数字被修改，而在于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使用的财政刺激手段，用以“换取低质量增长”。如今，中央政府的投资占到投资总额的2／3以上，而这种支出目前的增长速度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3倍多。更糟糕的是，旨在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没有产生激发消费需求的预期效果。中国再次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中国激增的年赤字额已经超过了占国内生产总值3％这个国际公认的安全极限。除非中国能改善这种状况，否则它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阿根廷。和这个南美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繁荣兴旺走向经济崩溃。
此外，章家敦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账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还有那些在中国大地漫游的失业大军，他们是目前中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在任何时刻计算，中国的失业与隐性失业人口都超过法、德、英三国的人口总和。这些失业者什么时候会发出怒吼？
章家敦最后总结说：对中国来说世贸组织就是星星之火，“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2002年1月，《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乔·斯塔德韦尔出版了《中国梦：寻找地球上最后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市场》一书。他写道：中国经济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上当受骗了。向中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西方企业老总们只不过是在体验“他们的中国幻想”。
2、“中国经济增长虚假论”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冲击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负增长的困境，惟独中国经济仍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度达到45％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呢？西方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质疑，而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统计的准确性问题。
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制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按照他的看法，过去5年实际上中国经济陷于呆滞状态。自1986—1996年的10年内，中国每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但到了1997年却在一年内奇迹般消失，只有经济萎缩才能造成这种现象。梭罗教授的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
2002年年初，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开始大量刊载关于中国统计存在水分的报道，并据此质疑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这些媒体的报道主要引用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2000年发表的《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中的观点，认为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正负之间，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罗斯基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潜心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
罗斯基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质疑中国GDP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第一、产出与能源消耗的矛盾。按照常理，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具有一致性。但根据中国的统计年鉴数字表明，1997年—2000年实际的GDP增长，但同期的能源消耗却下降，在3年里单位能耗降低30％是难以置信的，尽管计算机制造业和其他低单位能耗产业迅速发展。能源效率的迅速提高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例如，1997年—1998年，生产热电、焦炭和成品油的能源转换效率均下降，“能源转换的总体效率”并不好于1983年—1984年的水平。
另外，根据国际比较发现，在每一个其他的国家里，包括中国自己10年前的情况，当时的GDP增长都伴随着能源消费增加，更多的就业，消费价格上涨。
由此看来，中国高估了经济增长率。
第二、1997年—1998年的统计数据充满矛盾。在1998年，中国遭受了列入中国20世纪前十大自然灾害的特大洪灾，但统计数据却表明，除了一个省份外，其他省份的农业产量都增加了，这怎么可能呢？另外，在94种主要产品中仅有14种产品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53种产品遭受严重的产量下降，但中国工业生产竟然增长？虽然钢铁和水泥产出增长不超过5％，但投资却增长？这些充满矛盾的数据无法不使人感到困惑。
按照罗斯基教授的估计，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年—1998年，需求和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最多为。由于能源消耗减少，很多工业部门产出下降，大量的失业，普遍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增加及特大洪灾的影响，因此，1997年—1998年GDP增长，是一个远比的官方数字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