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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满洲的八旗兵一开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强悍得不得了。可是才不过三代，康熙时吴三桂等三藩造反叛乱，八旗兵就已经开始腐化靠不住了，打仗都是靠汉人的绿营兵，到了太平天国，绿营也腐化了，就只好靠曾国藩重新招募农民组建湘军打仗了。再往后，就靠着李鸿章以安徽、江苏农民为主的淮军挑大梁了。
所以军队腐化了，数量再多也没用。可见任何时候，吃苦的老百姓的能量是最大的，组织好之后，它的战斗力是最强的。当然，宋朝的军队战斗力在户籍兵制度被靖康之耻破坏之后，宋高宗渐渐依仗乱世风云的大将们不按照祖宗传统规矩制军，所以战斗力很强，这些后面会讲到。
到了宋徽宗时代就更差了，基层将领不会严格训练管理士兵，因为干得再好，武将的晋升空间也有限，吃力不讨好；如果要求严格，激起了兵变，将领的前途可就完了，说不准还要掉脑袋，所以大家都是得过且过。最重要的是上司都是文官，还经常换，你在张三手下干了一年，刚刚混得一个脸儿熟，他第二年就调走了，换李四来接任，你又要重新讨好李四了，以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朝廷经常换岗高级大将也许有好处，可以防止有人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后造反。坏处呢，是大将连自己手下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哪个军队善于硬攻，哪个军队善于防守，哪个军队善于奔袭。这就叫“将不知兵”，打起仗来，人事安排混乱，拍脑袋决策，士兵的战斗力又差，自然一溃千里了。
后来南宋时期的岳飞、韩世忠的兵都是自己从农民那里挑选的，将领对手下了如指掌。士兵是吃苦长大的，战斗力自然强悍，可以和北方游牧民族对抗。这种队伍的问题是士兵只知道自己的将领，只听将领的命令，其他人没有自己的上头发话，皇帝来了也不理。宋高宗想想就害怕了，只好直接跟他们的上司对话，于是就不由分说把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收回了。
由于金军推进速度实在迅猛，在几天之内突破燕山府，之后又突破了三镇一线的防御，北宋所能凭借的天堑就只有那道黄河了。在北宋时期，黄河之上只有两座著名的黄河大桥。其中一座是蒲津桥，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此桥连接山西济州与陕西蒲州，桥的两边由四只铁牛牵引，桥身状若长虹。 。 想看书来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5）
小帅在小学的一个暑假作业中见到过这座桥的故事，说是宋朝重新建立这座桥时，四只铁牛已经冲到了河里，官府在下游组织打捞，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怀丙和尚建议应该在上游打捞，很多人认为是痴人说梦，河水会把东西冲到下游，怎么会跑上游去呢？官府组织在上游打捞，结果真的在上游找到了，原因就是河沙不断往铁牛的上游方向冲刷，推动铁牛在河底不断向上游翻滚，于是铁牛就到了上游。找到了铁牛，怎么捞上来还是大问题，毕竟当时没有大机器。怀丙和尚就找来水手用铁链把铁牛拴住，找来装满泥沙的大船固定铁链，然后把泥沙抛撒进黄河，这样利用浮力原理就把铁牛打捞了上来。这个故事一直留在记忆里，说的就是这座蒲津桥。
另一座大桥便是浚州黄河大桥，这个工程在当时是个大工程，经过十年的建设，该桥在政和五年（1115）完工。在当时，这座刚刚建成不久的浚州大桥，为黄河上的要冲，更为京城北方之门户，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黄河上的大桥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咽喉要道。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黄河南岸的邙山建立了一个登陆场，并且把国民党军队炸毁的黄河铁桥修复了。汤恩伯这个出了名的废物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盟军飞机大炮的支援之下，就是死活拔不去这颗钉子，多次派飞机轰炸也收效甚微，终于在1944年酿成大祸。就是通过这个黄河铁桥，日军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过了黄河，对###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攻，最终造成了中国战场可耻的“豫湘桂战场大溃败”。
由于金军进展速度太快，遭到突然袭击的北宋王朝一时间丧失了防卫能力。在当时通信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宋朝君臣几乎失去了对军事上的全面领导，也不知道降临到这个国家头上的灾难到底有多大。
从河东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各个地区只能是凭借着对大宋的忠诚度各自为战。像中山、太原等一些城市就像漂浮在汪洋里面的一条条小船，也不知道这样的坚持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而更多的地区已经沦陷在金兵的铁蹄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大量的军队在找不到领导的情况下溃败。
这种局面与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十分相似，苏联没有准备好防御德国的突然袭击，初期也面临如此被动的局面，大批军队被歼灭或者溃散，许多城市被占据，德军快速地向苏联首都挺进。但是经过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苏联经受住了德国的疯狂进攻，挺了下来，最终赢得了苏德战争的胜利。
我们的宋朝能有这样的抗击打能力吗？
金兵入侵的时候，正是汉族节令的腊月，大家都在准备着如何过新年了。在往常的日子里东京城早已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太平娱乐”的盛景。
而此时此刻，当听说金兵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整个河北、山西地区，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向东京的时候，这座有着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欢乐祥和的气氛，更找不到往日的灯红酒绿、悠然自得了。
老百姓在凛冽寒风中惴惴不安，不知道将来自己的命运是什么，而惊慌失措的宋朝君臣早已是一片混乱了。宋朝君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关键时刻谁也不愿意做主，在金兵的疯狂攻势面前，他们除了知道金军来势汹汹之外，并不清楚金军的进攻规模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阻挡得住金军，哪个地方可以抵抗多久。对于这样一个喜欢“太平娱乐”的政府而言，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一丁点儿心理准备。 。。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6）
十二月十六日，宦官太尉童贯从太原风尘仆仆地逃回了东京。一路上童大人真的很辛苦，据史料记载，逃回途中童太尉根本就没有坐下来吃饭，所有的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乘坐的马也累死了几匹。路上也没有亲近任何女人，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宦官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总之是跑得非常地快。促使童贯那么快回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金人的那份宣战诏书，以及他得到了一份金人###宋朝的檄文。这两件东西告诉童贯一个可怕的事实：金人南下，不是为了小打小闹的那些土地和财富，不是来“打抽丰”占便宜的，他们疯狂进攻的背后，是为了废黜北宋天子，占领宋朝的所有土地。
这种天大的事情，绝非小臣敢于上奏。就连跑回到东京的童贯本人也不敢拿着这份狂妄的宣战诏书，轻易地上奏天子。这份宣战诏书里面说的宋朝的种种罪恶，“始作俑者”基本上都是童贯，宋徽宗一看到这份东西，也把童贯像张觉一样“函首安边”了，岂不是就惨了。这辈子女人是没有沾上，但是清清静静地享受一下穷奢极欲的生活还是可以继续追求的事情。
童贯实在下不了决心去给宋徽宗汇报，但是满城的大臣都知道童贯太师从前线回来了，好像形势不太妙，没有去见皇上。童贯于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硬着头皮去见宋徽宗，其实他本人早就该下地狱了。
在童贯面奏宋徽宗的前几天，宋朝君臣已经知道了金人入侵的消息，并且知道了燕山府、河北河东的很多地方已经沦陷了。面临如此危急的局面，在十二月中旬，在军事上反应迟钝的北宋朝廷，在政策上也总算是做出了一些反应。
大臣们认为金兵的入侵是宋徽宗在政治上的失误造成的，建议宋徽宗应先降罪己诏，进行一下深刻的自我批评，说不准可以挽回人心，一致对外，挽狂澜于既倒。宋徽宗现在也不管什么面子问题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个罪己诏在得到宋徽宗的认可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正式颁告全国。
在这份“告全国人民自白书”中，宋徽宗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军事指挥不怎么样，但是检讨写得不错。诏书中说：“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奸佞掌权，宵小得志，缙绅贤良之人，陷于元祐党籍中受到###，政治###，世风浇漓。赋敛苛重，生民之财日竭；戍役繁剧，君民不堪其忧。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侈靡已形成风气。国家的财源已经被挖殆尽，而谋利者还诛求不已，戍边的士兵衣食不继，而冗官冗将却坐享富贵。灾异屡屡出现，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知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深居宫中，丝毫不知。追思过去的过错，悔之何及！”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贪官污吏在法庭上的时候，可怜巴巴以泪洗面地说：“当上了领导之后，忽视了政治学习，忽视了组织上的谆谆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希望组织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当官，继续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如果不是金兵的疯狂入侵，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丧于敌手，宋徽宗这样的昏君怎么也不会放下皇帝的架子承认自己的过失。在“自白书”中他总结得很全面，坦白地承认了二十五年来的胡作非为。如果不是面临外敌入侵，估计历史上对宋徽宗的评价也不是很低的，至少他统治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若不是他做了这番检讨，后代的人还真以为他一贯是“英明神武、算无遗策”的呢！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7）
当然，宋徽宗的这道罪己诏并非单纯向国人谢罪，是为了通过自我批评，把全国人民对自己统治的怨气转移到对金人的愤恨上去。他很清楚二十多年来做了多少不得人心的事，以前他统治稳固，春风得意，日子过得不错，他根本不想承认。
到如今大敌当前，危及到了自己的宝座，为了收拾人心，他不得不屈尊承认。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罪己诏，大多为皇帝的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人心，救亡图存，延存国祚。因此，宋徽宗还在诏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号召人们上书言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且，号召天下的勤王之师前往东京汇集，准备与金兵一战。并且还答应，无论出身有多卑微，只要在未来的抗金战争中出力的，都可以加官晋爵，有大功劳的还可以拜为将相。
宋徽宗为了表示自己是认真悔过，并非敷衍搪塞，在痛心疾首一番之后，向人民承诺废弃所有的苛政：裁撤大晟府、行幸局、采石所、都茶场等压榨百姓的机关；罢花石纲；遣散朝庭闲散人员，削减宫廷用度以及侍从官；停止都城内外包括道观、宫观在内的大型土木工程；以前因为这些苛政强占的百姓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佃户。总之，他把那些不得人心的弊政，一下子全部革除了。
宋徽宗这份临时抱佛脚的罪己诏，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还是有些作用的。至少是对以前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号召全体人民进行抗战。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在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十天后，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也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广播讲话，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并且表示相信“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会相信这一点”。宋徽宗的这个罪己诏从后来的形势来看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这边宋徽宗忙着革除弊政，那边金兵可没有闲着，进入十二月下旬以后，金军快速通过了三镇，即将到黄河岸边，形势越发危急。北宋政府的君臣朝聚朝堂，夜会私邸，平日里一个个都是能言善辩、八面威风，此时却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到底是战、和、守、逃，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四派意见争议不休，宋徽宗也茫然无计。
这时，唯一可行并且可以救自己的好办法就是将家属遣散四方，在南方有亲戚的就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就投靠下属，反正在京城里面当官都有地方的下属。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转移财产了。汴水之上，无数船队络绎不绝，满载金银财宝，破浪扬帆，驶往东南的州郡。宋徽宗手下的这些大臣都是酒囊饭袋之徒，金兵离得还很远，不考虑如何退敌，就知道想这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官僚队伍关键时刻怎么能够指望得上。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也就是金兵入侵中山的当天，回来了几天的童贯与李邦彦商量后，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成绩再差也得要汇报给家长，终于下定决心入朝面奏宋徽宗。在皇宫里，两人畏畏缩缩、支支吾吾，费了老半天的劲，总算颤颤巍巍地呈上了那份金人的宣战诏书和那份檄文。
宋徽宗也知道童贯从前线逃跑回来了，只是最近的麻烦事情太多，还没有来得及顾上他。他不看那些材料还好，一看犹如五雷轰顶。檄文中说：“赵佶在当藩王的时候就包藏祸心，阴谋夺取天子之位。他不惜暗中借助宫廷之力，剪除自己的兄长，终于登上了天子的宝座，险恶之心肆意地发作，日甚一日。黄袍加身后志得意满，头脑昏聩，目空四海，鄙夷一切，自认为有天命，即使作恶多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