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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野战军目前作战的三种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万一失利，“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但这也是一个“不宜于采取的方案”，因为部队南下后粮食补给困难，而如果此时长春守军“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就可能造成我军“两头失利的结局”。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已经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七日，中央军委回电，基本同意*、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所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
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
一个多月过去了，长春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征兆，据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出动。
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
共产党人的幸运是，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决心“确保东北”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此时，他刚刚当选*大总统，而长春、沈阳和锦州这样的重要城市，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存在”，因此，放弃东北显然对他的政治声誉不利。其次是战局上的考虑。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并且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能够牵制共产党人的数十万大军，使之不能离开东北进入关内——美国建议从东北撤退的理由是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但是国民党军撤退后，*的大军就会跟着进入华北，华北反而不能稳固了——“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再者，就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政要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压力。当国民党军放弃东北的传言频起时，东北籍的政要和将领们纷纷向国民政府请愿，而从东北兵败而归的陈诚更是受到千夫所指：“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无法决断国民党军是否从东北全面撤退。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6）
当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被拒绝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至少要将国民党军主力从长春撤退到沈阳，这样能够集中兵力固守沈阳和锦州一线。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认为，长春必须坚守，因为长春可以牵制*部主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威胁沈阳。蒋介石也反对放弃长春，但是他的理由有点古怪：长春是满洲的都城，放弃在国际上影响太大——所谓“满洲的都城”，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一场政治闹剧，长春从来都不是都城，只不过曾经是一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伪都城”，没人知道蒋介石担心的国际影响从何谈起？
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卫立煌说：“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战局之扭转并非难事”。但是，在如何死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矛盾尖锐。矛盾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是否加强锦州方向的兵力。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从沈阳撤退到锦州。卫立煌一再拒绝执这一命令的动机令人费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立煌认为，从沈阳向锦州的撤退行动，必然会给*带来战机，致使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遭到围歼——卫立煌的担心不无道理，此时*正因为他坚守不出而寻找不到实施运动战的战机，如果国民党军主力大规模地跨越数条河流向锦州移动，显然是个将其截击围歼的好机会——至于全国战场的格局，卫立煌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作为军事将领，上任不久就出现重大闪失，这对他的个人声誉损伤太大，他可不想为蒋介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卫立煌坚信，只要他不出击、不移动，*就拿他没办法。蒋介石对于卫立煌坚守不出、毫无作为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客观地说，蒋介石虽然不同意从东北全面撤军，但他作出的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一旦东北的“大门”锦州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利。从国民党军的角度讲，只要锦州不丢，不但可以把*的大军关闭在东北地区，使之不能进入华北战场，而且北可照应东北战场、南可支援华北作战，在全国战场兵力已经匮乏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战略设想。
但是，卫立煌就是不执行。
时间在来回争执中流失，最后，蒋介石无奈地作出妥协，他放弃了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的设想。六月，当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的时候，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这是争执之后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
对于不久之后爆发的辽沈战役而言，蒋介石最终的妥协对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来讲是致命的。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既不从东北全面撤退，也不从长春局部撤退，就这样以现有态势固守长春、沈阳和锦州，那么“从*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7）
七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
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回电*、罗荣桓、刘亚楼，行文中暗含着批评：“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在无法对长春实施攻击的情况下，终于醒悟到必须南下作战，但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南下作战的目标，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对于如何关闭东北的“大门”还是没有作战方案。
毛泽东并不认为*在有意避战，*打仗精于计算，毛泽东对他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作战风格了如指掌。但是，毛泽东认为，目前东北的战局已经不是着力于这种计算的时候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到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时刻了。*、罗荣桓、刘亚楼的这封电报，不但没有涉及关闭东北“大门”的作战设想，而且在东北之敌尚未歼灭之前，出关去华北地区作战，那么东北战场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由谁来打？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毛泽东与*之间开始了充满解释、争辩、询问和劝说的电报来往。
三十日，毛泽东致电*：“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对先打锦州很是为难。八月一日傍晚，他在回电中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内为九十三军两个师，五十四军三个师。另外还有暂五十五师和暂五十一师，两个军直属队和一个兵团直属队］，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六日和八日，*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要出动配合：“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杨得志）、罗（罗瑞卿）部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二十一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锦州至山海关）“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8）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南下作战的消息。
然而，十一日，*、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八月）删（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辽源）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归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杨得志）、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一位战区将领。严厉的批评中既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焦虑，也反映出他对*寄予着极大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为全国战局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并再一次强调：“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八月有日（二十五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八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为了适应南下作战的需要，*东北局请求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分开。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任命*任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赋予了*在东北战区指挥作战的绝对权力。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9）
*终于下定了南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