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突然死去，为他保存了民族英雄的英名。如果晚死几年，他将玷污太平天国革命的血迹，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样，背负遗臭万年的恶名。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起义运动，是打倒异族统治的民族运动，参加镇压的一方，便成为反动的封建王朝的帮凶。我们认为林则徐是误信广西之乱乃为土客之间的当地人冲突，如认清此为反清的大规模民族起义，他是否会从容上任，衔命镇压，则不得而知。
英人林洛列（Lindley）著有《太平天国》一书，指出林则徐曾收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劝降书，因反应激烈，生病致死；这样说，林则徐是拒绝投降，出而镇压。但此说纯属恶意中伤，因为林则徐接受钦差大臣的钦命是在十月间，死在十月十九日的赴任途中；而洪秀全的金田起兵，是在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正是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自封为天王。从时间上来说，太平军的起义是在林则徐死后，怎么可以胡言乱语林则徐曾接受洪秀全的劝降书呢？
与太平军的微妙关系
太平天国有十五年的命脉，其时清廷虽已渐走下坡，但仍保持相当的权威。太平天国之乱和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其能建立伟业，完全出于开始几年的满帆风顺，风卷云涌。在他们起兵当初若能受当头棒喝，彻底剿平，也就不会带来清廷十五年之久的烦恼。这有几件凑巧的偶然事故，给太平天国带来好运。接连三次派往镇压的最高责任者相继死亡是第一桩：最初是林则徐之死，继而支援镇压的云贵提督张必禄的病死，林则徐的后任两江总督李星沅，又在到任之后死在广西武宣。
林则徐之死，可说是清廷的一大痛恨事。从他虎门拒英的英雄事迹来看，他是一位团结内部的天才大政治家，依照当时清朝的规矩，能把周围的官僚团结起来，一丝不乱地协力抗英，的确是非有一股号召力难以成事。
清朝的规矩，亦即清廷对待高级官僚的方式，采取“互相监视”的制度。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中国的，所以在中央政府方面，相当于各省大臣的尚书，各以满人和汉人二人任命之。同一行政事务的长官，分属二人管理，就是采用互相督管的政策。次长级的侍郎，也分左侍郎和右侍郎，当然又是满汉各二人任命之。等于说同一部有两位部长和四位次长。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之前，就担任过礼部右侍郎，也就是说除他之外，尚有一个汉人侍郎和二个满人侍郎。这是中央政府体制中的满汉互相监视的制度。
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太平天国起兵前，广东巡抚（省长）是叶名琛，广西巡抚是郑祖琛，而管辖广东和广西的尚有两广总督，当时是徐广缙。这不是说巡抚之上有总督，而是说他们是对等的关系，互相“会同”处理地方政务。十年前鸦片战争即将爆发时，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遣赴广东，当时的两广总督是邓廷桢，广东巡抚是怡良（满人），广东海关总督是豫厚庵（满人），广东水师提督是关天培。在这一地方高级官僚集团中，满汉人各占一半，在互相监视的体制下，林则徐登高一呼，他们都团结在他的身边，号令不紊，共同抗英，实在不简单。
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4）
太平天国的起义，以破竹之势席卷了半壁江山，除了上面所说派赴镇压的三人最高责任者的猝死以外，清廷的互相监视体制也帮了太平军很大的忙。
道光三十年（1850），两广总督徐广缙不知林则徐已死，奏请清廷派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兼任广西巡抚。因为他和广西巡抚郑祖琛有隙，说他老龄多病、粉饰太平。既知林则徐已死，就改任周天爵为广西巡抚。清廷再命李星沅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但是钦差大臣李星沅和两广总督徐广缙却成为死对头，一方广西巡抚周天爵又偏向于徐广缙，他方广西提督向荣却和周天爵合不来。
中英《南京条约》抄本（局部）
这样，互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镇压军步伐就乱了。例如派来支持的湖南兵司令继雄，就是向荣的儿子，他不听周天爵的指挥，就改派四川兵来。而四川兵的军权又操在四川出身的军头向荣手中；另一方面，军粮、辎重的调度之权却是掌握在地方官手上，周天爵和他的靠山徐广缙，便多方刁难，诸多阻碍。钦差大臣李星沅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只能再奏请赶快从北京调派一位“总统将军”统筹军事。
北京的皇帝，派遣大学士赛尚阿（满人）到广西来调停，并给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严重警告，意谓即使派出特使，三人不得袖手旁观，互相牵制，以坏大事。李星沅遵旨写信给向荣说：“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大家不要争吵，让太平军渔翁得利。但是，赛尚阿还没到达之前，这位最高长官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病死在广西武宣。清廷只得马上改任赛尚阿为钦差大臣。
因死得名，永垂不朽
这样看来，林则徐如不病死在潮州府普宁的赴任途上，得以进入广西经营几年，这些地方军政长官之间的摩擦也就不会发生，洪秀全的太平军也就无法扩大势力。可是，这样又会使林则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在他本人来说，却是因死得名，他永远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
林则徐还有一个伟大功绩，却为后人忘记，那就是“林公井”，和左宗棠的“左公柳”前后辉映，永垂不朽。他被贬放新疆的三年岁月里，在地方上大力推行开垦事业，兴水利，垦良田。新疆的水利工程便是多多开拓沙漠绿洲：以天山山脉的冰水注入沙漠之中，成为下水道，再把地下水引到缺水的干漠地区，当地人称作“坎儿井”，这是自古有之的引水办法。林则徐到任之后，不知修筑了多少坎儿井，嘉惠干漠地区。因此，这些坎儿井便被命名为“林公井”，用来纪念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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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1）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
“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国藩像（民国年间绘）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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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2）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曾文正公集》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
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曾国藩克复江宁省城战图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