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3）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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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4）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不当皇帝的三大理由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本人是不是真正的名教维护者，问题不重要，如大丧纳妾，就不应该是讲名教的人所为。问题是在镇压反名教的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又起来大干反名教的篡位之事，巩怕世人会骂他，他也就不敢大胆而为了。
第二，从开头所引的话来看，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时代的脚步。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李鸿章像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稳扎稳打竟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李鸿章鸿运当头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太平天国之役一结束，而东捻、西捻乱事并起。清廷命曾国藩再平捻乱，做老师的便将此一建立殊勋的大好机会让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捻乱渐次肃清，曾国藩却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天津教案闹得手忙脚乱，朝野交相指责。他荐举李鸿章继任北洋大臣。从此，李鸿章就被国人视为交涉能手、外交专家；咸同中兴以后，几乎所有的涉外事项，非他莫属。左宗棠远征新疆，曾国藩也把湘军的一员大将刘松山派遣给他，为左宗棠建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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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5）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他在死亡三日前，留下一页日记，写着：“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亦一无所成。老大徒伤悲，不胜悚惶惭赧。”他生逢清朝的衰退期，也就是他所说的“末世”，清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终其一生在为维护名教而战。他不甘冒“礼义人伦”的大不韪，“步洪杨的后尘，踵天国的覆灭”。与其说他是清朝中兴的名臣，毋宁说他是名教的卫道士。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1）
左宗棠：与林则徐“湘江夜话”之后林则徐护送夫人郑氏的灵柩回福建故乡的途中，船旅停泊长沙，便约左宗棠在船上夜谈。这两人的初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页。
左宗棠，清王朝高官之一。如何给他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惟如能到西北走一趟，在夹道两旁树荫巷郁的高大杨柳，随风起浪，给你送来清凉的时候，你便会记起这位有先见之明的保疆固土的清代名臣是一位怎样的人。“左公柳”扬名天下，其人事迹，值得让我们来还他一个历史的真面目。
惟一进士落第的清末名臣
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著有彪勋的功臣，清一色的进士出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沈葆桢皆是，连林则徐也不例外。惟有左宗棠是进士落第，仅止举人。所以，早期他无法走上宦途，以举人出身，休说知县，连个县丞也没有资格补上，他仅能跻身于“幕僚”。
左宗棠的幕僚生涯是在年过四十才开始，换句话说，他一直没有做官。他首先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底下当幕僚，后张升总督转任到武昌，左宗棠又在其后任骆秉章底下干同一职务。可是，在他三十七岁仍未当幕僚时，江苏巡抚林则徐在胡林翼的推荐下，就有意请他出来做事。却因左宗棠不愿离开湖南，并且又因财产纠纷正在打官司，便加以婉拒。胡林翼和左宗棠同乡，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他下面当贵州知府，后升任湖北巡抚。
另有一人两江总督陶澍，也是赏识左宗棠的湖南人，林则徐曾在陶澍底下当江苏巡抚，不止一次听过陶澍赞赏左宗棠的话。林则徐透过这两个湖南人早就把左宗棠放在心里，总想要安排一个机会和他“宴谈”。
这个被胡林翼称赞为“横览九州岛，才出其右者无人”的左宗棠，湖南湘阳县人，生于1812年，和胡林翼同年。二十岁乡试及第，会试三次赴考，三次落第。左宗棠像左宗棠的学问重在舆地、兵法和农政，这些项目皆非科举的应考科目。可见他属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累试累败，事在料中。不像后来在“戊戌政变”中名扬中外的康有为，他的学问重在经学，在他赴考进士时，主考官的学问都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这种学问就受科举欢迎。
左宗棠一向大言壮语，自比诸葛亮，相当自负。也就因为这种性格，和人相处不来。尤其日后和曾国藩意见相左，他们互相讽刺的短诗，成为天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决定他一生的去从，就在一次和林则徐的“湘江夜话”；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三十七岁，仍未仕宦，三年后才任幕僚。林则徐六十五岁，正从云贵总督任上退休，翌年便死在潮州途中。无所不论的湘江夜话左宗棠见林公，不知是故留印象还是实在紧张，一脚踏上船板，便全身跌进水中。二人初对面，如见故人。“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论”，后日左宗棠给友人信上这样写道。左宗棠精通舆地和兵法，林则徐早有所闻，所以谈论的话题不离这二个领域。特别是西北问题才是“湘江夜话”的主题。
原来，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措置上，引起“鸦片战争”以来，被清廷谪放新疆竟达三年。对于西北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搜集，在当时很难找到第二人。如同他被派遣到广东担当大任时，也曾埋头于当地英文报纸和地理书的研究，并令人做出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在被贬放新疆的途中，全部交给扬州的魏源著成《海国图志》流传下来。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幕末志士也都爱读此书，阪本龙马亦常手不释斯书。凭他在新疆三年的经验，对于西北的情势了如指掌。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中国的忧患，不在英国，而在俄国。”左宗棠也同意他的看法，遂成“边防论”的主张者。
清末的国防论，分为“海防论”和“边防论”两个分野界线。前者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亲俄防英。后者以林则徐为代表，他的女婿沈葆桢和湘江夜话后的左宗棠，也和林则徐同一论调，主张俄国才是中国的主要敌人。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2）
就像林则徐提拔左宗棠一样，左宗棠也提拔过沈葆桢。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州马尾山麓创立了船政局，兼办造船所、军火厂和船政学堂，推行洋务运动。这个船政局的第一任船政大臣，便交给沈葆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