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仍处于一条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由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组成，他们可能犯下错误，但他们的指向却很少改变。
当一辆白色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留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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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1）
尽管在表面上，在过去7年里*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采访时的允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死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令人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回收香港的历史性时刻，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接班人*在即将召开的十五大上更激烈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的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他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领导世界1/5的人口走出混乱、贫穷的悲惨境况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进行“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当*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少数几位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这样的人物控制着；当他在1978年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他有足够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架马车，更老一些的叶利钦与希拉克似乎也与旧传统相去深远，他们根本不属于由二战与冷战缔造的令人恐惧却不无悲壮的伟大政治人物传统。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却还原了这些词汇的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赖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赖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以典型的社会主义语气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则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了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词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但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的悼念在2月25日迎来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几次因过度激动而啜泣不已。大约有3 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邓小平时代（2）
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中国的所有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新华社长达5 000字的统一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投射在中国历史中的隐喻，在经历各种朝代更替的漫长岁月中，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经历过*的中国人会在24日清晨的长安街上想起周恩来逝世时的类似场景，尽管它已不复有21年前的过于悲怆的气氛；而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联想到1976年9月9日的毛泽东的去世，因为他们认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倘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从属于“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更漫长的传统之中，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是其中最后一位至关重要的领袖。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毛泽东去世后，一群美国学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谁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而卡特政府应采取何种对策。据说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打断这一争论，他认为这一争论毫无意义，他说他这一代苏联专家用10年时间来讨论谁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还是布哈林，结果“赫鲁晓夫掌权了，我们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确凿可靠的是，他们全秃头，赫鲁晓夫非常聪明，没有被人注意到”。
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中，他不了解后者，却对于前者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四年后他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仍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的女儿毛毛在《*在*岁月》中写道，而*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再次表现出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5年前，当*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时，他给毛泽东写了相似的信。而在*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7年7月17日，*第三次复兴，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
邓在1975年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四人帮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小平时代（3）
关于*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得清。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1977年对四五运动的*，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支持者。
“伟大的转折时刻”。在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时间， 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他们同意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在旧有的航道上，人民并没有生活得更好。后来人们将这次会议视作“改革开放”政策的开端，毫无疑问，开放有着更重要的位置，正是看到了曾经被视作“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面目，改革才变得迫在眉睫。
最强烈的复出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除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就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传记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毛泽东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仅仅3个月前，*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刚刚完成对刘少奇的*，在*中，他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决定。*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有错误。四人帮也在这一年被宣判，而华国锋在这一年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由*与*分别接替。从1978~1984年间，中国的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不会再重返毛泽东时代。
如果你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这本445页的文选精心选择在1983年7月1日出版，收录了1975~1982年*的主要讲话，它与毛选一样采取同样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显得分外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很少引用*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那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邓小平时代（4）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中树立的咄咄逼人的、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作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1984年是*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72年之于周恩来，1949年之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