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20世纪的序幕，它最终促成了沙皇俄国的溃败，并引发了1917年的红色革命，这场革命进而影响了一半的世界；同时，它又提供了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国家的案例，激发了后来者无穷的想像力——只要变革得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可以赢得尊敬。当时16岁的尼赫鲁正处在从印度到伦敦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他后来回忆说，“在多佛开出的火车上读到对马海峡日本海战的大胜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贝赛马日，我们去看了赛马”。日本的胜利也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甚至“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对立宪的迷恋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达到了高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的俄国。一位旧式文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流传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日本在十年前战胜中国，不一定是因为变法，但现在它对俄国也取得胜利，那么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战争结束的前夕，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立宪。
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1905年的确比1911年更有分水岭的意义。改革仍在加速，鉴于立宪已被从宫廷到地方视作解决种种问题的“万灵药”，清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国外考察，但启程时所遭遇的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却无情地表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已经开始。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过去。但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可能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
中国进行立宪考察的代表团最终还是在1905年12月前往日本、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8个月后返回，13位老绅士（年纪最大的82岁）起草了政治报告，所有的成员都对外语一窍不通。不管怎样，慈禧决定从1906年开始着手立宪改革，1908年时，朝廷还宣布了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准备将于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而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伟大计划的制定者们多少相信，既然日本用9年的时间（1881年~1890年）完成了立宪，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紫禁城内的“新政”
历史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清朝的危机自1840年始，然后一路狂奔到1911年革命的发生。事实上，这其间尚有“同治中兴”，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它甚至使清帝国恢复了某种信心；而发生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许也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必然失败”，如果康有为再增加些政治技巧，如果没有盛传将邀请伊藤博文参与变法，它即使无法获得明治维新式的成功，也至少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脆弱的新政（2）
戍戌六君子的血迹已被八国联军带来的新灾难所覆盖，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排斥外敌的最后一次悲壮努力，即使神仙相助，这些英勇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发现他们的肉体抵挡不住马克沁机枪。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朝政府最后的信心也崩溃了，他们曾暗暗帮助拳民，期待他们可以教训一下洋人，却招致了逃离北京的颠沛流离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Ｅ·莫里循发现慈禧在1902年2月接见美国公使夫人时，“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这种内心骄傲的崩溃也同样笼罩在普通中国公众中，北京的一名原是义和团的车夫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耶稣与圣母玛丽亚。
慈禧太后在1901年狼狈地回到北京前就开始着手的改革，表明她代表的保守力量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而此刻已经咄咄逼人了几十年的列强也最终承认，中国庞大得不能被任何国家独占，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有利于他们更保险地获取利益，在这里开设银行、采矿、架铁路，接通4亿人的市场才是关键所在。几乎在所有方面，清政府在1901年~1911年10年新政中的措施都超越了百日维新，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事、政治、商业、法制、教育等主要方面。1905年甚至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几乎是清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宣言。历史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中将之比作1861年的俄国废除农奴和1868年日本的废藩，它们标志着与旧制度的根本决裂。在接近1 5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一直是维系庞大的帝国运转的核心机制，它缔造了精英阶层，带来社会的流动，提供文化与道德上的价值信仰——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多年的关键。它的中断表明了这个体制的彻底运转失效，而人们也将很快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很快地替代它。罗兹曼相信20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机遇与挑战都与此有关：它让中国人在探索社会问题时大胆转向了外部世界，它致使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并带回了各种新观念与新力量；它割断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它既加速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又为未来的军阀割据提供了基础；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地方的领导者由那些曾经的中国绅士逐步蜕变成“劣绅”；它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城市与乡村间的界线被固定，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了；它还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断感……
不可避免的失败
以立宪为代表的清末改革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在那场变革失败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对此仍兴致盎然并争论不休。变革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它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较量。如果变革发生在1898年，它拥有舆论的广泛支持，它的领导者中仍有李鸿章、张之洞等老一代与康梁这样的新一代精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仍还弱小，它或许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各种元素都已经改变了，领导新政的人，皆是曾经的保守派，变革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并很快就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借口，伴随着慈禧与光绪在1908年的先后离去，变法几乎沦为了*裸的权力斗争，它在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间残酷地进行着，张之洞在1909年的去世标志着那一代仍拥有传统道德力量与才华的高级官员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无能之辈彻底占据了官僚体系，保持与扩大个*力成了这个体系惟一的努力方向，新政日趋名存实亡。同时，社会变得更加动荡了，在1901~1911年间，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了1 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又有抢米、抗税、兵变、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前的混乱，又有*、工人*、冲击洋人教会这样的新事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脆弱的新政（3）
像很多失败的改革一样，这些三心二意的末世改革者幻想挽救自己，却激发了更多的矛盾，塑造了更强大的敌对力量。在一种衰败的制度中，被强行植入的新事物，往往不会使*获得新生，而是迅速沦落。新政一连串的举措到了具体执行时，早已走形得不成样子，它们不过为官僚体系的*提供了新的借口。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在1910年时说，新政不仅没有自救，反而已明显加速了混乱，“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事端”。历史学家陈旭麓后来总结说：“新政增加了捐税，因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新力量的崛起
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加证明旧秩序实已脆弱不堪。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时，日本至少已有了80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这个国家既感到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留学。而这些留学生又是国内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式学堂中的学生的榜样。在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他们一方面是新事物的吸纳者，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士人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他们最终被证明是1890~1930年间巨大变革的领导性力量。尽管托克维尔会说，当政治势力衰弱时，文人就会变成国家主要的政治家，并且会占有一般由政党领袖所占的位置，但这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在法国却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议员，他肯定会对梁启超式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羡慕不已。在一个拥有漫长的尊重教育传统的社会，新式学生群体很快被很多人视作这个毫无希望的社会中惟一值得期待的群体，“学生社会”是20世纪初流行一时的看法。这些青年思想敏感开放，蒋梦麟（也是日后的北京大学校长）后来总结了他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影响，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社会为何最终向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向发展：“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了感情上的影响。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像学生一样，通商口岸所孕育出的新型商人是新崛起的力量之一。但比起农业和手工业，新工业与商业群体所占的比例仍小。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学堂、报馆、银行，却只能局限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它们仍难以渗透到广阔的内地。被*推崇的工人阶级，直到1925年才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新式军人或许是中西冲突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新力量。*太平天国与对抗西方入侵者共同造就了新式军队，19世纪80年代一些水师学堂的创立培养了更有现代眼光和全球意识的军人。国家安全所遭遇的接连挑战，使得军人同样被希冀成为社会的楷模，传统的“好男不当兵”的心理在20世纪初已经大有改观，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们很多都是这种新式军事教育的受益者。而袁世凯采用新武器与新方法训练出的北洋军在1912年时人数达到了全国军队的1/3，实力最终将袁世凯推向了总统位置，也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
脆弱的新政（4）
1904时，张謇感慨过去10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超过以往的百年，这位1894年的状元在1902年时已开始准备创办实业，这在科举制度的历史上的确匪夷所思。而接下来几年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显然更快了。对于占据人口90％以上的乡村，人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新思想毫无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状态感触尤深。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摧毁了曾经的乡村秩序，人口的继续增长则使资源供给更加紧张，往日苦闷、单调的生活仍可维系在一个简单清晰的道德准则中，乡绅与宗族观念仍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保护，但现在这种旧秩序正在消退，没人能为他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提供生活的避风港。他们本能地将这种生活品质的退化归咎于到来的新事物，铁路、矿山都多少代表了破坏风水的入侵力量。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些新事物也逐渐将他们融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网络中，既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蕴涵了摧毁他们的危险。如果政论家们使进步的青年们看到了未来的指向，那么当时的小说家则更出色地描绘了社会的压抑颓废气氛，看看《官场现形记》与《老残游记》就可以知道了。
历史的突发性常常令历史缔造者本身都吃惊不已。而且即使风云巨变之后，关于历史变革的原因可能都无法说清。
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种族的对立之上，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逐渐使人们相信，是满族使中国陷入了绝境，只要他们被驱逐出去，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迅速变得强大。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革命在1911年就会成功，他们的起义计划是1913年。革命心理学仍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话题。我们常常对这样的历史命题迷惑，是一个精英的小群体改变了历史，还是被积郁了太久的大众情绪最终推动了革命。
在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奉行行动主义的革命者与任何革命都会产生的大量的暴发户们获得政权，准备缔造新时代时，对于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说，革命不过表明了“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以智慧著称的宋教仁发现：“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新国家的领导者要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沿海的工商业与停滞的农村同时存在，铁路、马路、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同时存在，穿着西服、接受了最新观念的学生与最落后的习俗并存……与此同时，中国还遭遇着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那个1905年战胜了俄国而更加趾高气扬的日本在10年之后，已掩饰不住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人对于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渴望在1911年之后压倒了革命激情，袁世凯被顺利地推到了领导者的位置，而当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时，甚至连最坚决的反袁分子孙中山、黄兴都提出了暂时停止对抗，共同对抗日本。
我仍不能解释新政为何最终失败。因为如果剥离现实环境，我们无法理解任何行动与主张。而且在很多时刻，行动成败与否是时机与环境的产物。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果你在很多方面已表露衰败时，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单一元素时，往往只会收到相反效果。而革命者也马上会发现，比起破坏一个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似乎更要难得多。
很难找到历史的截断点，尽管大部分历史学家以创造和解释这种节点而获得声名与权威性。但我仍愿意粗暴地将1915年视作此章的结尾。这一年，一项在当时并不太重要的任命将在日后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前清的翰林、革命党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更名不久的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