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是如此的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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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1）
那些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惟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更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他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帮助中国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_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的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2）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除了要不断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被忽略的失败努力”
尽管突变性只是历史这幕戏剧的客串演员，但它们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难以忘记。毫无疑问，总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时期，它们所蕴涵的变化、指出的方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线图。19世纪70年代前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它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崛起，伴随着物质和技术能力迅速增加与增强，政府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支配性，它们收税，创办公共健康系统，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对外贸易空间，建立工厂，招募更多的军队，积极展开外交行动，进行*裸的掠夺……俾斯麦所领导的德国，是这种转变中最突出的例证。
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总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中国与日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但却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中央帝国就在蛮夷面前备感屈辱，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在这种空前的危机前，一群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称作杰出的精英人物，正希望推动一场变革。
而与此同时，在一位思维尚不清晰的日本少年天皇明治的周围，聚集起了一群反对幕府的年轻人。在1868年之后，他们一面清除国内骚乱，一面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结束了日本的封闭，而一直作为日本的学习对象的中国则在之前就暴露了弱点。日本这时需要一张新的路线图。 。 想看书来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3）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成功？这个疑问至今仍争论不休。它们的方向都很一致，都是国富民强，都将军事力量与工业力量放在了率先考虑的位置，领导者也都是一时之俊杰。在中国是奕忻、曾国藩、张之洞与更年轻的李鸿章，距离他们不远处还拥有郑观应、王韬等引进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对应的则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他们周围同样有一群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
比起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获得的卓越地位，被历史学家们称作“同治中兴”的这段中国历史常常被习惯性地视作可以被忽略的失败努力，它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黑暗中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耶鲁大学天才而又早夭的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在她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却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她相信同治中兴中那一代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成功，至少使清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根据历史的记载，一些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前往过中国与日本的人都相信，中国更有可能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们似乎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军事与工业的建设上。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芮玛丽相信，这场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杰出人物试图把近代国家的形态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当他们越努力试图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时，越自觉地从传统中寻找依据。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某种成功，不是用来为中国展开一个新旅程，而是加强了旧有的逻辑。所以，这段被称作“中兴”的历史，恰到好处地回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框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努力，包括现代的邮政系统、强大的北洋海军舰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像是覆盖在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皮，它们只是强化了保守者固执的信念。
尽管明治维新也存在种种弊端，它开拓的畸形改革也与后来军国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日本的努力的确将自己推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当时的中国也许正是没有期待中的一场革命的到来，现状最终没有被改变。
激进变革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这样回答他的德国朋友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如果你阅读19世纪最后30年日本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品，你仍可感受到那种震荡在整个日本国内的变革空气。而且变革一开始就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这两点核心观念为接下来的一切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
新政府迅速废除了封建征兵制，按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则接受英国人的指导。在经济层面，政府则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来确保现代工业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的统一局面与加速全国市场的形成，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同年，司法部成立，为扭转“个*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几年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道：大学教育应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则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励前往西方留学……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在19世纪70年代，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是文明的象征。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4）
在中国，李鸿章是曾国藩推动的中兴运动的继任者，他期待通过洋务运动来再造古老帝国。而李在日本的对应者则是伊藤博文。对西方入侵者的抵触情绪曾同样支配着日本与中国的年轻一代。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曾试图烧毁东京新建的英国大使馆。但仅在一年后，当他准备前往英国时，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士的刀剑将英国人赶走，必须开始致力于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李鸿章缔造了北洋海军，派遣了留美幼童，推动了西方知识的传播，他所提拔的盛宣怀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但他的改革努力却始终笼罩于权力的阴影之下，这些值得期待的新事物自己本身都没有生命力，必须依靠个人的权力与相互妥协的关系网，它们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
而伊藤博文却成为了1889年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师，这部宪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在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明治维新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年代之一：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国家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895年，它击败了它长期以来的老师——中国，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特例。
评价激烈的明治改革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给所有落后国家提供了鼓舞人心与尴尬并存的案例。传统中的极权因素赋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调动最大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在1889年，试图吸收西方自由*观念的日本宪法中都依然规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公民权利。”而为了强调国家的统一，它们把神道教奉为国教，天皇被视作太阳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学的学生仍被教导通过献身来“保卫我们的与天地共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人的确在努力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