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 第14部分

思，房谋杜断，一切赞美大智慧、真聪明的语词，都可用来赞美这个绝妙构想。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么？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么？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或者将以曾国藩此番言论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视为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读者，这一切的前提，是默许李泰国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蛊作祟规避合同义务。列强借机启衅，固为常态，但是通过将商贸合同强行转为军事合作这种方式来启衅，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鸦片开战，业已表明其底线在于经济利益，船款既经认账，则实无再起波澜的必要。因此，曾国藩之所以发表此一怪诞创意，在于看透了此事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身为总税务司，在军事上过多介入，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总署倘真能据理力争，李泰国势必不能“持之愈坚”，曾国藩也毋庸出此惊人之论。而回信中无一语涉及于此，乃是真能体会总署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于此，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战乱以来，奕訢、文祥最远就去过天津，地方情形全通过文牍章奏了解，外国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咨商，要交流，要探听下情，要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实在值得再三回味。　　这封信就是曾国藩“抄寄弟览”、提供给曾国荃作为回复参考的范本。可惜，曾国荃作为一介武夫，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当然，他不至于傻到追究总署前此昏昧畏葸、“俯从其所请”的难言之隐，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聪明，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当日曾国荃回复咨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从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见。　　十月六日上谕摘录了曾国荃的意见：“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函曾国荃：“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　　九月八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荃：“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不比师门公赏各国之议，过于奇特。批旨若何？”　　综观上述谕、函，我们可知曾国荃的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毋庸助攻南京；二、派遣洋舰巡海。　　第一条，曾国藩复函内，有一句也仅有一句提到洋舰作用“不重在剿办发逆”，曾国荃复函被上谕引用“江边”云云，就有三十九字之多，根据谕旨引用大臣章奏仅抄要点的惯例，那么原文论证此一观点，必更繁冗。同样一个意思，曾国藩写一句，曾国荃为什么写那么多句呢？前线将领更了解具体情况？还是基层干部更知道形势机宜？“不重在剿办发逆”与“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哪种说法更含蓄有味呢？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解答问题更难能可贵；因此，我不拟自问自答，而将研读重点放到第二条“派轮船捕海盗”。　　南京围局渐成，“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上至朝廷，下至江、皖、苏、浙各部军队，无人不知，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的心意，也是中外俱鉴。只要战事无所停顿，日有进展，则朝廷乐于观其成，同僚不便扫其兴，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是，曾国荃终究只是一军统领，而非全局统帅，当总署咨商洋舰事宜，固可就事论事，发表“不藉轮船战攻之力”的意见；轻言“派轮船捕海盗”，居然以调度全局自任，则有语侵尊上的嫌疑；谈兴正浓，收不住口，甚而“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则俨然指示机宜，全未考虑此事自有钦差、总署、军机诸公筹划，不劳前敌将领代谋。　　最为微妙之处，则在于：李泰国舰队一事，无济实用，耗费巨资。无济实用，可以“形势比人强”解之，一两年前，谁敢设想今日的乐观局面？决策过于保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算大错。耗费巨资是决策失误后的必然后果，本非大错；但在此时，则是大错，因为，这笔巨资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笔巨资，已非当初作出保守决策时的资金投向错误，而是对方悍然违约、总署懦然“俯从”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不但失去设备的实际控制权，并被追加设备运维、人员薪酬等费用，还要承担外国军队横行内江、大局无法调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简言之，总署诸人因谈判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当局者知道这点，旁观者如曾、李，对此亦有深刻的认知。只是议政王奕訢参与祺祥政变，为皇室第一功臣，馀威犹在；兼之大敌当前，不宜掀起内争，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回复密函时，不仅不埋怨办理失宜，对耗费巨资这个话题，更是小心翼翼，绝口不提。尤有甚者，曾国藩说：“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轻描淡写间，将国有资产流失这等大错编排成“秋毫”小眚，为总署诸人占一地步，开一境界，坏事变成好事，被动化为主动。混淆是非也好，矫干逆说也好，总之，他的回信体用兼备，词义俱赡，最能抚慰总署诸公悔疚惭恨的心。所以，奕訢复函曾国藩，极佩其说　。　　曾九纵无乃兄如此大智慧，只要有问则答，不及其他，未尝不是正解。可是，他不但倡改设备用途（由助剿南京变为巡捕海盗），竟还说：“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这不摆明在指责总署决策失误、浪费巨资，亟需补过么？李鸿章九月八日致函，云：“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结穴”，是堪舆家术语，所谓地脉顿停之处，地气蕴积之所，具体表现为地面的漥、突。触动“结穴”，必然坏了风水，坏了风水，必然要触霉头。所以，李用“结穴”一词，含蓄指出曾国荃触了总署的霉头。十天后，则更明白的说明这层意思：　　“调停轮船一疏，此乃总理诸老疚心之事，不免触恼成怒，公然言之，致触忌讳”　；　　曾国藩因此批评曾国荃，则更为严厉，到了触及灵魂的地步：　　“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又疑弟好用权术矣”　；　　曾国藩既是讲究畏慎之学的道学家，又是早达科举、谙练宦情的老干部，一内一外，兼修并济。严批其弟，也就从为官之术和作人之道入手。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能深知“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者，在道光末年，不为地方大员，则任在京高官，或得高人点拨，否则，无从得闻其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道光末年，升官晋级，多论资格，无关才干，所以龚自珍要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升官如此迅速，要说不藉奥援，但恃才能，谁也不会相信。他的奥援是谁呢？王辏г送砟瓿┨妇墒拢�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　；鹤舫、穆彰阿字，道光间第一权臣，即是曾国藩的奥援。嘉庆、道光间，穆彰阿屡任乡、会试考官，多次参与复试、殿试、朝考，遍任国史、玉牒、实录诸馆总裁，于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号为“穆党”。曾国藩无疑是一名“党员”，从提拔速度来看，决非普通“党员”；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再度入京，专程去穆家看望“帅相”后人，“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从私人交谊来看，定是骨干“党员”。然则，道光末年，曾国藩年少官高，兼有当朝第一人提携指点，难怪他能真切体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并以此儆诫其弟。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这种指东打西的做官诀窍，在道光朝通行无阻，为什么咸丰间“已不能欺”，同治间“则更不宜欺”了呢？“不能”以此欺咸丰，有两个原因。一、咸丰是少年天子。道光三十九岁即位，咸丰二十岁即位，父子俩帝术孰高孰低，不好评价　，中年、少年性格迥异，却是常情。道光当了大半辈子的皇孙、皇子　，在太子争夺战　中不断成熟，及登大宝，早已是城府极深的中年人。一般来说，中年人喜好稳重，不事轻狂，乐于曲尽其妙，不惯直抒其情；按照我们唯物论者的观点，皇帝也是人，也要符合人情世态，那么，臣下与之周旋，就不得不投其所好，尽量适应中年皇帝业已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是军国大事、臣子私情总会与之发生冲突，如何消除异见、博取共识，便成为道光一朝宦学的关键。于是，“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咸丰就不一样了，少年人好直恶隐，不耐烦嚼话头、斗机锋，臣下章奏尽可依据情理，畅所欲言。若再言此意彼，被皇帝反话正听，反而会弄巧成拙；不慎被皇帝识破机关，加以诘责，则更为不妙。二、曾国藩有切身教训。咸丰七年，他“托言”父丧守制，“心中”却欲得督、抚之位，以求解决“客军”远征的各种麻烦。奏上，被咸丰识破，对他明里谋忠尽孝、私底下讨价还价的行为极其不齿，一怒之下，遽尔弃用　。他经过此番磨练，“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　，发现以前的“宦学”已经跟不上今日的“学术潮流”，遂全盘摒弃道光陋习，事事以畏、慎处之，以求达于至诚。因此两点，他要说“逮文宗朝，已不能欺”。至于“今则更不宜（以此）欺（皇太后、议政王）”，理由很简单：二后一王的黄金搭档，不费一枪一炮，就完成了祺祥政变；其机智谋虑，实非常流所及，其明通决断，更在咸丰以上。柔能克刚，拙能用巧，实在没有再耍道光牌花枪的必要。而且，同治元年正月，即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超授曾国荃浙江按察使，“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更无谓故作狡狯，被人怀疑为“好用权术”了。　　前引曾国藩复函，直截了当说明：购买洋舰，“不重在剿办发逆”；然此语在信首偶一露面，便再无下文，他所以不加阐发，乃是明白立言的体、用之别。曾国藩是全局统帅，当持大体，“不重在剿办发逆”，就是大体。描述大体，贵在简要，所以一句话说一次足矣。曾国荃是前敌统领，独当一面，是朝廷“用”来办具体事的人，谙娴军旅，深得下情。那么，“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由曾国荃来说，更为恰当。本国军队能够独立完成“剿贼”大业，有什么必要引狼入室，让外人来“搅局攘功”呢？将士血战十年，有什么理由将此大功拱手让人呢？两兄弟倘能分言体、用，就像编辑创设选题，记者采写稿件，合之则是一篇堂堂正正的绝好文章，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呢？曾国荃生怕别人讥讽他拒绝协剿为贪功，却不明白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本就要对应到具体的个人；事成赏功，事败罚责，都得有人承受。值此时势，曾国荃恰当其位，既对自身实力有信心，那么，当仁不让，奏此膚功，实在是仰承天意、俯顺舆情的大好事，“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呢？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敢独居其功，往轻里说，叫虚伪，往重里说，是缺乏大才，不堪重寄。再往深里说，朝廷当日所望惟在克复南京，尚无暇计较一人之功还是合作之效，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克复南京之后，平衡满汉势力、防止军权独重、预防帮派勾结等善后事宜，才会提到朝廷的议程。如前所述，曾国藩早有让功官文、裁撤湘军的安排，毋庸曾国荃来自作聪明，杞人忧天。所以，曾国藩要痛诛其心，指斥他患得患失、言不由衷的错谬。　　曾国藩这番话说得极重，自是良药苦口之意；但是曾国荃一贯粗疏，予智自雄，回信狡辩，说心中并无算计，“实见得轮船该用以巡海盗”，故实话实说而已，阿兄不免诘责过当，未能体谅他的“本意”。所谓孺子不可教也，即此谓耶？曾国藩身为兄长，不便穷追猛打，只好说若此“则余前缄之所责为过矣”。曾国荃又有疑焉，担心兄弟间的家信“或传播于后世”；确实，这些信件完全暴露了曾国荃患得患失的小人之心，一经传播，他身后的名誉势必不能完美。曾国藩答曰：“家信稿本，除誊信之李子真（原注：极慎密）外，并无一人得见。此弟之拙见过虑，亦视阿兄太高之故”　；什么叫“视阿兄太高”？一则自谦，认为自己火候未到，德业文章能否传世尚不可必，遑论家书。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