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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馀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 。 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国军”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凑效的情况下,就只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复奏 ,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 “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 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 “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皇帝或者不够精明,发现不了他的小把戏,或者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没有细看,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八年以后,由于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曾国藩才可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 “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摺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就这么瞒天过海的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的昉始。不过,“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实际是“湘乡”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宁)、塔齐布的“宝勇”(宝庆)、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起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 ,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 ,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 。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馀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 ,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 ,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 。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
出长沙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的“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 。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 。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 ,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 。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 ,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 ,所以“未有以难也” 。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藉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