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时间过得真快，在我提笔写这篇《开头的话》的时候，离开这本书的脱稿又有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面，我和几位朋友在羁押中的生活和以前差不多。关于我自己在这时期内的“工作”，完成了两本书，除这本《经历》外，还有一本是《萍踪忆语》；随后把我从香港回上海后所发表的文章略加整理，编成一书，名叫《展望》；同时看了十几本书。我个人在这几个月羁押中所得的只是这一点点微小的收获；但是睁开眼看看中国时局的变化，却有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新的形势——渐渐地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依政府当局的表示，在国际主张参加集体安全，也就是参加反侵略的阵线；在国内主张保全国力以救亡图存；关于民族敌人的侵略，加强保全领土主权的决心；关于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准备有所改进；关于释放###，集中人材和开放言论，也有比较具体的表示。事实上的表现虽还有待于全国上下的继续努力，但是一线曙光的显露，却已给予国事前途以转机的可能性。这可能性的大小，全视今后全国上下努力程度为转移。我们国民此后应该格外努力的是：一方面要从种种工作上更充实团结御侮的内容；一方面要用种种方法督促并协助政府实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忠实执行，对于民众救国运动的民权有切实的保障，正所以增加全国一致救亡的力量，所以这两方面实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本书立场和主张的补充。
关于这本《经历》，还有几句话想附带提及的，就是这本书并非什么自传，我也够不上有什么自传，只不过就我二十年来的生活过程中抽出一些关于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和关心我的好友们谈谈，其中或者不无一些可供青年朋友们的参考，如此而已。这本书的写成，也许还靠我的被捕，因为在外面也许有更重要的文字要写，没有时间来写这样的书；而且在羁押中写别的著作，参考材料不易带，只有写这样回想的东西，比较地便当些，所以无意中居然把它写完了。
我很愉快地有机会把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的可贵的经历记下来，为本书增光不少。我近来发现自己对于写传记的兴趣特别浓厚，这几篇关于几位朋友的记述，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写的。关于传记，我以前只是用过因公和落霞的笔名，替《生活》周刊写过几篇名人小传，后来编译过一本二十万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但是最近才深切地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很想以后再多多研究历史，勉励自己做个传记家，更希望能有机会替民族解放的斗士们多著几本有声有色的传记。我是个新闻记者，就记者的立场说，虽在不自由的境域中，写了关于这几位朋友的记述，对于新闻记者的“任务”总算也尽了一些，因为所记关于这几位朋友的生平，也就等于访问记。同时我应该乘此机会谢谢这几位朋友。
我们在羁押中，除看书写作和运动外，大家对各种问题也时有讨论。关于讨论问题，我们的“家长”常说起两句话，那就是“主张坚决，态度和平”。我觉得这两句话实在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所以特别提出来转赠给读者诸友。这里所谓主张，当然是指合理的切于现实的主张；如果现实变化了，主张需要修正，或甚至更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谓和平是指在讨论或说服的时候，用不着面红耳赤，大声咆哮，因为这并不能丝毫增加你的理由！
最后我要践约报告读者诸友的，是我和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已于四月三日经江苏高等法院提起公诉了。这是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公诉的结果怎样，将来有机会时再奉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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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不能忘的先生
曾经偶然在西报上的“补白”里看到这两句怪有趣的话：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这两句话勉强译成中文，大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喜欢闲谈的人，就是对你瞎谈着别人的事情；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勉强译成”，因为一种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难一点不走漏地译成别一种文字，但是无论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啰啰嗦嗦地拖泥带水地说个不完，使人听了感觉到厌烦，诸君也许已经有过这样听得不耐烦的经验吧。我有鉴于此，所以向来对于“自述”一类的文字不愿写。
最近因为在香港办了几个月的报，回到上海以后，有不少朋友问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写了好几篇《在香港的经历》（登在《生活星期刊》），原来不过随笔写来，拉杂谈谈而已，不料有好多读者写信来勉励我要多写一些，大概还不觉得怎样厌烦；但是在香港几个月的经历就不过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结束了。可是经了读者的这样怂恿，我又转着念头，想要尝试写几篇《二十年来的经历》，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诸君的厌烦。倘若读者听得厌烦，我希望不客气地写信来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结束，或不再写下去。
我这二十年来的经历，想从小学时代谈起。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拆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二十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可待地探听谁有着三圈，谁有着两圈，谁有着一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推动一次，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
2工程师的幻想
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特长，更为显著。我们年纪很小还在私塾的时候，所好便不同。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着“诗云子曰”，并没有什么算学的功课，但是我的弟弟看见家里用的厨子记账的时候打着算盘，就感觉到深刻的兴趣，立刻去买了一本《珠算歌诀》，独自一人学起什么“九归”来了。我看了一点不感觉兴味，连袖手旁观都不干。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滴滴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一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上另记一个记号。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拆拆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认真，所以心里格外的难过，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做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做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题的时候，无论怎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之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惟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十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后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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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叫做中院。大学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筋斗，后来要改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当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对于教材及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同时国文较好的学生，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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