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炸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战报，新闻层出不穷。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4月4日，新贝尔格莱德热电厂及贝市近郊的潘切沃炼油厂及三座油库被炸。整个城市笼罩在浓浓的黑烟中，一个星期尚未散尽，造成严重污染。南联盟电视台建议各家各户关紧门窗，防止化学烟雾中毒。
4月12日，北约飞机轰炸了一列从贝尔格莱德开往希腊索伦市的国际列车。当列车行驶至贝市南部270公里处一座高架铁路大桥时遭到轰炸，一节车厢被毁，另有三节车厢起火后脱轨。据南方报道，造成55人死亡。
4月21日，北约轰炸了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区萨瓦河左岸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这座大楼25层，是贝市乃至南斯拉夫的最高建筑。除塞尔维亚社会党办公机构外，楼内还有20多家大公司和几家电台、电视台。据说，米洛舍维奇女儿经营的电视台也在这座楼内。轰炸后，这座大楼外部轮廓依然保存，但内部已完全损毁。楼顶竖立的电视台天线仍在，结果北约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轰炸，将天线彻底摧毁。这座大楼是南斯拉夫的标志性建筑，损毁这座建筑，在于打击南斯拉夫人民对南联盟的信念，也打击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以及米洛舍维奇的威望。
随着北约轰炸的扩大，南斯拉夫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保卫家园。南联盟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旗帜”汽车厂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该厂拥有140多年的历史，年产20万辆家用轿车和大型卡车。该厂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日夜护厂。4月9日，北约向该厂投掷了五枚炸弹，厂房倒塌，整个生产线遭到严重损坏，124个护厂工人受伤。战后，我曾去参观这座工厂，工人们正在清理轰炸的残迹，准备在废墟上重建厂房，并尽快恢复生产。
在贝尔格莱德，从城市中心通往泽蒙新区的横跨多瑙河大桥至关重要，也成了北约袭击的目标。贝市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以人体护桥。有一天夜里，南联盟外交部紧急召见我，我乘车驶过这座大桥，看见两边桥栏旁站满了护桥人。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人在大桥在。”有一次，我去拜会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他两眼发红，眼眶发黑，问他缘故，他说，他夜间护桥，一夜没睡。
在塞尔维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飞机和德国飞机在南斯拉夫天空交战，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南斯拉夫的一个村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这位美国飞行员，后来他回到美国。半个世纪后，美国飞机轰炸了这个村庄，将其炸成一片废墟。而轰炸这个村庄的飞行员，也许就是50年前被南斯拉夫人营救的飞行员的后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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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夜莺的歌声（2）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南斯拉夫人也不乏揶揄和幽默。有一个笑话这样说的，一个塞尔维亚人问美国人：“你们的巡航导弹多少钱一枚？”美国人回答：“大约一百多万美元。”塞尔维亚人说：“那你们干嘛扔导弹，你们把美元投下来，塞尔维亚人就自己杀自己人了！”
在北约高密度轰炸的日子里，在使馆坚守阵地变得越来越困难。南联盟外交部约见我，我拜会尚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其他大使，常常冒着北约的炮火。使馆同志们外出采购食品、蔬菜，也时常遇到轰炸。断电、断水，成了家常便饭。北约炸毁发电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如果设备是进口的，就更加困难。北约军队用一种石墨炸弹，可以很轻易地毁坏任何供电设备。我曾经看到过这种炸弹。它体积不大，像一个罐头盒子。北约飞机在高压线上空投掷炸弹，在低空炸开，从盒子里面散落出比头发还细的金属丝。这些金属丝按磁性一头搭在火线上，一头搭在零线上，立即发生短路，烧毁变电器以及发电设备。我们使馆虽然准备了发电机，但为了节省柴油，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电。使馆给每个人都发了手电筒和蜡烛。在漆黑的夜里，使馆工作人员有时在微弱的烛光下继续工作。为了应对经常停水，使馆人员的家里，大盆小罐都储满水，大家甚至把浴盆洗净，也注满清水。为了节水，大家只有几天洗一次澡，这也只是在有水供应的时候。
有一天，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请示我，说住在外面的记者吕岩松、许杏虎夫妇感到不安全，说他们的住宅离南斯拉夫的军事目标比较近，担心“城门失火”，有池鱼之灾。刘锦荣说，使馆有两套客房，可以安排他们两对夫妇住下。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当时，使馆内外的人都认为，使馆是最安全的地方了。这使我想起电视剧《渴望》中的一句歌词：“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从轰炸一开始，我们使馆要大家在警报期间到地下室躲避。说是地下室，实际上是半地下室，它的窗子一半在地上。这样，每次警报响起后，大家便纷纷下楼，有的带着书报，有的带着案卷，在地下室继续工作。由于夜间长时间轰炸，大家在地下室准备了铺板，有的在地下室过夜，使馆办公室人员也为我准备了铺板。晚上空袭时，同志们关心我，打电话叫我到地下室暂避。但是，一想到第二天还有繁重的工作，晚上应争取时间休息好，我一翻身，又在原地睡着了。
大家渐渐地对轰炸习以为常，胆子也都大起来。夜间战斗很激烈，大家都想亲眼观察一下实地的战斗场景。于是，有人沿楼梯登上办公楼的屋顶平台，下楼后向其他馆员讲述观察到的场景。这样一来，每当轰炸开始，南军防空部队开始打炮，大家便纷纷向楼上跑。我也到楼顶看过战斗的情景。北约飞机在高空像一颗飞速划过的流星，南联盟防空的炮火像从地面向高空飞腾的小火球，接二连三地奔向那颗流星。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小火球达不到流星的高度，便纷纷陨落，而流星继续向既定目标飞行，接着就可以看到飞机投弹爆炸的火光和烟尘，继而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有一次，一枚巡航导弹从低空曳着火光呼啸掠过，仿佛就在头顶，在楼顶观战的馆员纷纷卧倒。从那以后，我们要求馆员不要到楼顶“观战”，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后来大家改变了“观战”地点，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没有遮挡的楼前广场上。当然，这里同楼顶比起来，观察的效果显然要差得多。
在同留在贝尔格莱德的使节的交谈时，大家都对局势表示不很乐观。北约的空袭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军事目标已经炸过几遍，北约要炸的民用设施也所剩无几，南联盟方面还没有屈服的迹象。北约轰炸已成骑虎之势，停止轰炸就意味着失败，这是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无法承担的责任。南联盟还未到山穷水尽，尚能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不能停止轰炸，并且还要硬着头皮扩大轰炸，制造更多的轰动效应，更多的流血事件，动摇南联盟上下抵抗的决心。
我馆撤退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的人员已经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多月，使馆对他们殷勤接待，多方关照。刘古昌大使对罗马尼亚使馆人员说，接待好南斯拉夫使馆来的避难人员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政治任务。但是，几十人住在罗马尼亚使馆，也是负担，且从形势判断，轰炸不会很快停止。经请示外交部同意，决定将他们转移到国内。他们临离开南斯拉夫使馆时，只带了轻便的行李，很多常用的东西未带，多有不便。使馆决定派人给他们送行李。他们知道后，打电话给南斯拉夫使馆，请求不要派人送行李。他们说，路途遥远，且有北约轰炸，恐有危险。他们表示，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也有宁静的夜晚，那是飞机不飞，导弹不投的阴雨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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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夜莺的歌声（3）
我在使馆院子里散步。忽然，从树丛中，传来夜莺的鸣啭。呵，战地夜莺，在多少炮火轰鸣的夜里，剥夺了你的歌声。在我饱经磨难的一生中，夜莺的歌声，多少次拨动我的心弦，留下温馨的记忆。记得在孩提时代，我偶然听到果戈理的配乐小说“五月之夜”。在那月色溶溶的夜里，树影轻轻摇曳，小河在如银的月光里波纹微漾，清丽的夜莺的歌声，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婉转低回，有时似悠扬的赞歌，有时似深情的倾诉，有时似如梦如幻的浅吟低唱。歌声在这光与影的交辉中回荡，和夜色汇成奇异曼妙的交响乐。我被震撼了，第一次感到文学的魅力是如此强劲，它有摄人灵魂的力量。
在驻苏联使馆（那时苏联还存在）工作时，每当春日深夜，我从办公室带着满身疲惫出来，在使馆的院子里散步时听到夜莺的鸣啭，浑身顿觉轻松，仿佛一双神奇的手，轻轻地拂去疲劳。我和几位同事还特意用录音机把夜莺的鸣啭录下来，在空闲时播放。我记得，有一次，时任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在使馆孔雀厅宴请宾客，席间，突然响起夜莺的鸣啭，宾客茫然四顾，哪里来的这美妙的夜莺的歌声？当弄清楚这是录音的时候，大家会心地笑了，齐声称赞杨大使的巧妙安排，真是奇思妙想！
而现在，我发现，夜莺的鸣啭却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栗，带着胆怯，昔日欢乐流畅的旋律变了调，鸣啭中带着某种悲怆，也似带着对这个莫名其妙世界的思索，带着对人们遭遇的怜悯。是的，当你走在大街上，虽然秩序如常，但已经没有欢声笑语，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却带上了这夜的阴雨。透过这种表情，可以看到人们内心的痛楚，他们的心在流血啊！即便如此，人们还有企盼和希望。我看到，到市场上买菜的妇女们，没忘记买一束丁香花带回家里。花，象征着爱情，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幸福。这表明人们对未来还是满怀希望的，表明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正如这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
这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春天……
这是被蹂躏了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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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安全牵动人心（1）
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使馆义不容辞的职责，尤其在危难时刻，南斯拉夫华人的安全牵动着使馆，也牵动着我的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商界兴起“两南热”。“两南”，就是南非、南斯拉夫。“两南热”的含义是：出国经商的人们看好南非和南斯拉夫的商机，争先恐后地到这两个国家“淘金”。当时，贝尔格莱德和北京有直达航班，每周的班机上都人满为患。于是，在这个昔日很少有人光顾的国家，华人急剧增加。据南斯拉夫方面统计，在南逗留的华人有两万多人。据我驻南使馆估计有七八千人。
随着华人的增加，我驻南使馆领事工作量也逐渐增加。华人被打、被抢、被杀各种事件屡有发生，商业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馆同南联盟外交部及其他部门的交涉急剧增加，使馆领事部为华人排难解纷，也忙得不亦乐乎。南斯拉夫方面为控制来南华人数量，采取了严格的居留登记制度，每个入境华人只给三个月居留期，逾期不归被视为非法逗留，一旦被发现，将被罚款、拘留或遣送回国。延长居留登记手续繁杂，且经常遭到拒绝。来南经营企业或者办餐馆的华人叫苦连天，纷纷向使馆投诉。就连在多瑙河上办餐馆的杨战军夫妇办居留也屡遭拒绝。我馆就此多次同南斯拉夫外交部领事司交涉，领事司答应同内务部协调解决，但往往不见效果。
为了能较快解决问题，我直接拜会南斯拉夫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我对内务部长说，当此西方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南联盟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中国人来到南斯拉夫，带来了资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部分满足了居民需求，也增加了南斯拉夫人就业机会，帮助了老百姓渡过难关。应该说，这些中国人对活跃南斯拉夫经济，为其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应当给他们延长居留登记并简化手续，而不应当采取排斥的态度。尤其对在南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给予较长的居留期。斯托伊利科维奇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并直接道出了南斯拉夫人的担忧。他说，你们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13亿人口，而南斯拉夫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总共1000万人口，他们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把南斯拉夫淹没了。最后，他还是答应对在南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手续。我记得那一次还就一个被拘留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涉。这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看到迎面来了警察，拔腿就跑。警察把他抓住，投入监狱。此人在南联盟合法居住，那一天他身上没带护照，怕警察找麻烦，想逃之夭夭。这使警方怀疑他是犯罪分子，严拘不放。内务部长答应进行调查，如确是守法逗留，将予释放。后来这位中国公民获释，他的妻子为了表示感谢，在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给使馆献了花篮。
提起南联盟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一段故事。可能因为他掌管内务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清剿由他负责，所以北约宣布他是南联盟的五个战犯之一。我曾请他到位于多瑙河上的中国饭店做客，他应邀前来，戒备甚严。事先他派警察把守通往饭店的路口，河上也派出小艇巡逻。当然，饭店里除了他的同事外，没有其他宾客。席间，我同他谈的仍是华人在南的处境问题。他酒量不错，言谈也挺豪爽。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他自然也被撤换。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向南斯拉夫新政权追索战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2001年5月南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访美后，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许诺在议会通过《与海牙法庭合作法》，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美国国会穷追不舍，将2002年3月31日定为最后期限，要南方把5名战犯和其他10名嫌犯送交海牙法庭，否则将冻结4000多万美元的援款。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几小时，塞尔维亚政府对4人（米洛舍维奇此前已引渡到海牙）下达了逮捕令。此后，塞尔维亚议会上下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