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前后院先后搬入了:陈国威家、唐清平家、肖大爷家、杨华华家、毕彩云家、张少兰家、赵元村家、刘家婶家、任姥姥家、海娃家、严老师家等十多户。
前后院都住满了,连厕所房里的毛坑,用土填了,也住上人。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住了下来。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众人又喊:
“拿去做什么了”
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
“当柴火烧了”
众人大骂:
“大声点,不许装疯卖傻!”
以后全是漫骂,和“是!”“是!”的回应声……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苦涩,没让泪水流出,拉着二姐说:
“走吧!”
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
初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对我和二姐说:
“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快去看看,是不是推不动了!帮他拉拉。”
以往,只要不读书,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父亲在后面推,我俩赤着脚,用绳子,一头套住车头,一头跨在肩上,使劲地往前拉,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推得也快。
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把我们称为:
“两个小飞鹅”。
“好!”我俩高兴地应了母亲一声,拿着拉绳就向外跑,过了胥家路口,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又向前走五、六里,天己慢慢黑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只见路上一人,坐在鸡公车上歇气,“是爸爸”我们高兴地大叫:
“爸,我们来了!”便向前跑去。
父亲见了我们,一下子站起来,很高兴地说:
“推不动了,歇了一下,现在我们走!”
我和二姐马上套上绳子,开始使劲地向前拉,路很滑,我们用草绳缠在足上,拉得很快,但没有走到一里路,就感到拉起来很吃力,拉不动了。
“爸,你是不是推不动了?”我回过头小心地问,只见父亲虚汗淋漓,又问:
“你是不是饿了?”
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太饿了,推不动!”
说完放下车,一屁股坐在车杠上说:
“再歇一会儿。”
天黑暗下来,路上和周围田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和二姐擦着脸上的汗,也感到饿了,怎么办?这前不临村后不临店的地方,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呵?我开始感到无助的恐惧和无奈!
突然,看见父亲眼睛一亮,看左右无人,便跳到路边田里,从玉米地,搬下三包刚卦红丝的玉米包,抱了回来,递给我们说:
“将就吃”,
我立刻想到那天晚上,在居委会,管制分子被批斗的情况,不安地问爸:
“你不怕他们斗争你?”
父亲看看我和二姐,笑了笑安慰地说:
“放心,他们不会知道的”。
由于有了一包生玉米的充饥,晚上十点过,我们终于把鸡公车艰难地拖回了家。
57年大哥被划成右派,送到漩口劳教,无工资寄回,58年四哥又考取黔卅大学物理系,我们家陷入每天都揭不开锅的境地。
经居委会同意,父亲决定到距县城有60多里泰河乡去花竹条,编竹筐竹箕卖。
泰河乡地处邛崃山系,山清水秀,气候湿润,盛产斑竹。
因是斑竹产地,收购竹子价格非常便宜,加之山上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野生竹子,不用钱卖,只要不怕吃苦,带上干粮到山砍一天竹子,会有几大捆,然后扛下山,放在家里,不出门,编上半个月,原料都用不完。
泰河乡场上,供销社设有竹筐竹箕收购点,离父亲暂住的董婆婆家,有三、四里路,将竹筐竹箕缚好,担下去卖了再回来,一天可以跑四、五次。
假期或星期天,我跟父亲上山去砍过竹子,也去卖过竹筐竹箕。
父亲住地周围的野生竹,长得较大、能用的,已经被砍完了,需要爬几座,走十多里山路,才会看见竹林,砍到有用的斑竹。
那是好大一片竹林呵!翠绿了几座大山,一阵风吹过,万株翠竹随风起伏,远望去如海浪翻腾,波涛万倾,非常壮观。
90年代,在深圳听说广西竹海美如仙景,和朋友千里迢迢跑去看,感到也没过于此景。
去砍竹子,必须头天晚上把斧子磨得很锋利,第二天,天刚亮出发,爬到竹林处,就快到中午了,砍完竹子,捆好,已是大汗淋淋,饥肠咕噜,下午二、三点钟,躺在地上吃干粮,喝身旁小溪里的水,心里充满了惬意,
晚上,下过雨,雨后的竹叶青翠欲滴,从叶缝里透过来的阳光是斑斓的,洒在地上和人的脸上,晃来晃去,全花了!父亲有时会高兴地吟颂起毛主席的诗词:
………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
感觉真好!今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把竹子扛回家,已是黄昏时分。
父亲空闲时,爱钻研中医,没有钱买书,就从收荒匠处找了一些破旧的中医书回来,加以整理,用毛笔抄录在废旧报子上,然后装订成册,迄今我还保留下父亲的这些遗稿,作为家传,让后人能永传留下去!
父亲悟性很高,理解能力强,古文功底厚,所以,一看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没过半年就敢给人看病,通过实践,医术逐渐高明,特别对疑难症,有独到见术,名声逐起,周围街坊和泰河乡的村民,慕名求医不少,县武装部政委的爱人(院子里陈三姨的侄女),因患妇科疾病,找遍江口县、成都和周围所有名医,都久治无效,快要死了,经陈三姨介绍,找父亲去武装部医治,父亲二副药下来,就使病人下床走动,没有医治到二个月,就可以上班。
为感谢父亲,政委让陈三姨给我家送来二斤猪肉。
在困难年间,这可是珍贵之物,全家都快一年多没吃过肉了!
并告诉父亲,政委想把父亲介绍到中医院工作,后来可能因父亲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又无行医证,此事不了了之,全家空欢喜了一场。
父亲给人看病不敢公开挂牌,平时只是由熟人介绍偷偷看,不敢收钱,医治好后,病人出于感激,送点吃的东西就十分满足了,很多时候是白治病。
父亲心地善良,无论大小事,别人只要求到他,总是有求必应。母亲说父亲是:
“家懒外头勤!”
父亲生前,人缘关系,一直很好。
父亲爱和江口县当时的名医杨昆讨论医学心德。我少年时的好友贾天全,初中毕业就弃学,到中医院学中医,也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
有时,看着父亲砍竹子的身影,伏案给别人把脉治病的情况,再瞧瞧垒积如山,叠放整齐的竹筐、竹箕。
父亲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是正如泰河乡山间岩石缝中生长的斑竹吗?!
有“竹石”诗一首称颂到:
咬尽青石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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