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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1）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艾青
1、平均地权
废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愿望和奋斗目标。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我国历史上爆发了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起义就其根本原因来说，都是渊源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均田免粮”，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农民都是渴望得到土地。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正确领导，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朱元璋等农民战争的领导人，取得政权后蜕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这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
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主张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设想，主张通过核定土地、照价征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等办法，在农村中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他这一设想是准备在革命胜利之后来实行的，所以他没有以此来取得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支持，结果辛亥革命没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再次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平均地权”被列为民生主义的第一要旨：“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至于具体实行办法，《宣言》则说：“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并征收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也就是说，在承认地主对其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国家出钱收买土地，再卖给农民。这样，问题就来了。国家有没有此财力？农民有没有钱购买？地主愿不愿意出售？所以，这一主张很难实现。孙中山去世后，这些说法，更是变成了欺骗农民的幌子。
2、乡村建设实验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形势下，举行了各省联席会议，议决二十一条政纲，其中包括“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口号最早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下半年提出来的：就是按原来的租率50％计算，减少25％，把最高租率限制在％以下。当时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正准备*工农革命运动，根本无意实行“二五减租”。以至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1927年3月发表的《全国农*动现状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现时军政府虽有了减租25％的命令，究竟有何影响，恐怕便是缺乏详细办法和坚决态度之故。”
蒋介石集团彻底背叛革命后，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孙中山的土地主张，并且在1930年还通过了一部《土地法》，但由于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许多人本身“田连阡陌”，根本就是惧怕“耕者有其田”的，不可能真正去触动自己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浙江、江苏、湖北等地也搞过象征性的短期的减租活动，但对孙中山的土地主张从来没有认真地实行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2）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和其后陆续成立的各*党派，以及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孙中山的土地学说，但他们毕竟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一主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中一些热心农村改革的社会贤达，也到农村搞了一阵乡村建设实验。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的兴起，起因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波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自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倾销剩余农产品、转嫁经济危机的广阔市场，中国农业经济因此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农村社会一片衰落破败。当时，一些胸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种种主张和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村改良派别，他们打着“农村复兴”的旗号，深入乡村开展“农村建设”的实验，到1935年，从事这种乡建实验的单位不下100处，参加者超过2000人。其中较有影响的除了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外，还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江苏昆山实验以及高践四的江苏无锡实验等。
3、梁漱溟山东邹平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认为，旧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以致“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益而相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所退”。乡村建设的任务就是“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他认为，“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以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因此，他指出自己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救济乡村的运动，是乡村自救的运动，是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是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运动。”
梁漱溟还为其乡村建设理论设计了一套付诸行动的“实验办法”，这就是颇有些声势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早在1928年，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梁漱溟就在广东省办了一个“村治讲习所”，宣传他的“村治”理论，培训“村治人才”。次年，又依托冯玉祥，在河南省办了一个“村治学院”，担任该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学院开学后，他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主编本刊之自白》等文章中，他谈到自己的立国之道，依然是走“乡村自治”的道路，但他的思想着重点则由过去的文化方面转变为政治方面。
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蒋、冯、阎在河南发动的“中原大战”。战争结局是蒋介石取胜，阎锡山退回山西，冯玉祥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1930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故遭封闭，梁漱溟因此返回北平。
这时，担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得知河南“村治学院”结束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去山东，继续他在河南的事业。于是，梁漱溟组织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一起转到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3）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创办时，他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推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宗旨。在文章中，他首次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此后一直沿袭了下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在该文中，梁漱溟谈了他们制定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方案，该方案分三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等等。
此外，梁漱溟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多采用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所开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建理论、精神陶冶、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课程名目很多。为解决教师力量不足问题，他们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样，梁漱溟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也是有利的。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决议，在原有的基础上，于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在各实验区进行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农校所开课程，特别注重精神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深心大愿。
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活动集中于“乡农学校”之中，这是他的乡村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何谓“乡农学校”？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组织农民、再造乡村社会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推行社会学校化。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只要是某乡的农民，就被认为是某个乡农学校的成员。农忙时节，乡农学校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传播农业技术，促兴乡村经济。农闲时就组织农民读书识字、传授农业知识和陶冶性情等。“乡农学校”是“政、教、富、卫”合一的农村组织形式。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失为当时乡村自救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是它回避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在农村搞建设，这种改良主义的土地主张，不可能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很快便冰消瓦解了。
4、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
晏阳初（1890——1990），平民教育家，四川巴中人，1916年赴美，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0年8月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深感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于是决心搞乡村建设。他选择了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作为试验区，带领一批教授、学者、医务人员进入农村，从认字开始帮助农民接触现代文明。他们的努力使定县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定县实验才被迫中止。由于在乡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晏阳初于1943年在美国曾和爱因斯坦一起被选入“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4）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如何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呢？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症候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算作“新民”，才可以达到“固本强国”的目的。
与四大教育相配合的是运用三大方式来具体落实四大教育。所谓三大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工作报告》中，他写道：“四大教育的实施方式，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1929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开展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及乡村建设实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社会各方面的肯定。1932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后，定县又被河北省政府划为县政建设试验县。因定县实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被许多地区仿效学习，因此其经验亦被称为“定县模式”。
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步是先调查每村的情况，包括的项目有每村位置、户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等，非常具体详细。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摸清了全县的基本情况。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1930年7月晏阳初制定了一个定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方案，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及方式贯穿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文艺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于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