飨赜忻咳耍�2亩的，也有—亩的，还有－亩的。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与地主富农剥削强占下，地主人均占地达亩之多，富农人均占地也有亩，贫农人均占地只有亩。
苏南农村封建的地租剥削形式，基本上分为包租制与分租制二种，其中以包租制为主。这是比分租更残酷的一种剥削形式。
包租制，也叫定租制，地主租给农民土地时，规定好租额和押租（也叫坐租）及交租时间、地点、手续，还有的规定有出租年限。以后地主一般的是不管年成好坏，佃户经济情况，只按照规定收取稻或米、麦、钱、草等租额，不增不减。这种制度又分以下几种：
两熟租：麦熟收麦，稻熟收稻或收米，如武进有些地区是这样收的。
一熟租或两熟租并一熟收：如句容大多一熟；而无锡、武进大多两熟并收（稻后收），较一熟租苛刻，因为麦租折米剥削重。
预租，在太仓叫“上交租”。即在耕种前至迟收获前就要交足租额，此种剥削比两熟并收还苛重。
借租田，如无锡部分地主、富农、中农自耕田因外出或缺乏劳动力，无法自种，暂借佃农租种，一待业主有法自种，立即拔田，且租额比任何包租要高。
分租制，有的也称做活租制，不预定租额，每熟视实际产量按成分收，有多收多分，少收少分，不收不分的原则。但不少地区规定有分租的标准，如句容规定主佃完全平分，无锡则有三种标准：主三佃七，此种约占全县％；主四佃六，占全县％；主佃平分，占全县13％。这种规定标准的分租，形式上虽轻于句容，但由于成本负担大部分归于农民，实际上则重于句容。
分租制中的耕种成本负担也不是统一的，如句容完全由地主负担，农民至多以自己仅有的少数农具使用到农作上。无锡基本上由农民负担，统计全县66个乡，完全归佃户负担的％，另外％的乡，佃户成本负担70－95％，地主负担只5－30％，只有个别乡主佃各负担一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4）
租额一般占产量50％左右，但以无锡来说，少数借租田及租额特高的占产量的60－70％。
由于经济发达的原因，苏南农村还有其他地区农村所没有的“永佃权”这一情形。
“永佃权”的来历：永佃权是农村中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一种表现，由于封建地主强买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受高利贷盘剥，最后无法清偿债务，以田抵押或被迫出卖给地主，但是地主夺得土地后，自己仍不耕种，仍然租给农民，农民为求活命，经过无数次的反抗，争得在自己出卖的土地上永久耕种权。这样，地主以低价夺得了土地与租额，农民以交租换得了耕种权，当然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苦了，而且一般的如三年交不出租，地主就要摘田（取消永佃权）了。开国大土改前，农村封建地主是常以摘田来威胁、*、吓唬农民的。由此可见所谓“永佃权”者，实际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永远被地主奴役与剥削。
有了“永佃权”以后，产生了所谓田面与田底之分：地主占有田底，即土地所有权，农民占有田面，即土地耕种权，地主与农民都可卖买，有一地双卖现象，而且互不相涉，但是地主摘田，那农民仍然一无所有了。
苏南农村以产米为主，其他有麦、豆、棉等，据1948年国民党省田粮局产量估计：水稻35641580担，小麦8082598担，大麦2212740担，大豆3740099担，棉花170999担，油菜603684担，麻22055担，产销上海、南京及浙江、苏北等地，主要农产品不够苏南自给。
在苏南大部农村中，整个生产过程还保留着全套的落后技术与农具，少数地区也有用抽水机灌溉，化肥肥田。抽水机如在无锡有2000多部，苏州有1000多部，但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抽水机燃油与化肥均来自英美，因而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另方面也表现了解放前苏南农村依赖帝国主义的特性。当然，也可以反映出苏南农村经济较中国其他农村发达。
副业生产主要是蚕、桑、茧丝，产量和收获，解放前夕与抗战前比较，是每况愈下。战前副业生产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30％，以后下降至6－5％，解放前夕下降到零了。据研究有以下原因：
第一、茧价太低，抗战后，日商压价收买蚕茧，茧价逐渐下降，战前每担合米10石，下降至1948年，合米4石。1949年低到2石至1石5斗（当然与无市场有关）。
第二、没有市场，中国市场受日本及美国的统治，世界市场被日货、意货代替，中国货无出路。
第三、蚕种受日军、国民党匪帮的战争破坏。
第四、收益太小，农民伐桑种麦，桑田减少；仅余桑田，不注意施肥培植，且夹种杂粮，桑叶减收50％。
苏南农村中征粮以银元折实为赋额的基数，银元赋制创于清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因纸币贬值，故在战后改银元折实征收，1948年定每元折稻40斤，分夏秋二季征收，实际上除正额外苛收数字甚大，作蚀耗费与保甲长的办公费。农村粮征全由乡保长、地主、恶霸操纵，苛收大部分加在农民身上。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田赋以外的苛捐杂税，某些地区实际上还超过田赋，如户口捐、保甲捐、工事费、办公费等等名目多达30余种，尤以壮丁费占苛杂中40％至79％，如句容老塘乡第五保，一年苛杂总数稻14910斤，壮丁费达11800斤，占苛捐杂税中79％。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5）
农村苛杂负担，按户、按田亩、按经济状况计算摊派是很少的，由于过去农村在国民党官匪和封建势力统治下，因此形成占农村土地最多、不劳而获的地主富农负担最少，无地少地的生活贫困的农民负担最重。
大革命开始，苏南农村中发生过反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斗争，部分地区发生争取永佃权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松江、江阴、常熟、溧阳、宜兴、无锡也曾发生过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期间，自193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新四军东进，开展了南京近郊、茅山地区、及太湖、澄锡虞、苏常太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领导与支持农民，进行让租让息、减租减息的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与封建势力更进一步的压迫剥削，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苏北土地改革斗争影响下普遍掀起了抗丁、抗捐运动，抗租斗争也在不少地区发生，有些县份农民交租只交20％左右。这些运动一直坚持到苏南解放。
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认为“江南地主无剥削”、“江南农村无恶霸”。以上事实说明，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实际上苏南地主的封建剥削，比北方地主更加狡猾。旧中国的半殖民化，曾使苏南农村各阶级起了很大变化，不少地主将长期剥削所得，在宁、沪、杭沿线城市购买房产，兼营工商业，但不是说，他们不进行封建剥削了。只要还能够在农民身上剥削，哪怕仅仅是一点点，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3、浙江农村剥削情形
定租制
这是浙江租佃关系中最普遍的形式，一般凡是地质较好的土地都采用定租制。定租制租额很重，农民起码得以正产收获的一半以上给地主交纳租子，一般地主得每亩总收入的60％或70％，佃户得40％或30％，而生产资料加牛力、肥料等等都由佃户负担。据丽水城镇第十行政村的调查材料，他们那里过去属于这种租额的土地，平均最好的每亩能收正产量350斤稻谷，每亩交出租额为200斤稻谷，占总产量的57％，而农民生产每一亩土地需要劳动力99斤稻谷（包括牛工33斤，人工11个，每个以6斤稻谷折算共66斤稻谷），需要肥料折算66斤稻谷，另外再加下种秧谷7斤，共计172斤稻谷。这样，佃户每亩收入350斤稻谷，除去交租200斤，生产成本172斤，不但没有剩余，还得亏空22斤。再把农民每亩副产收入也折算成了100斤稻谷的话，抵亏以外，农民辛苦一年，仅实得副产利益七八十斤稻谷！这叫旧中国贫苦的佃农们如何不挨饿受冻啊。
分租制
分租的租额一般是按照土地的等级而有高低，这种租额在名义上一般是以业主、佃户对半分租，实际上，一般大都为倒四六：即地主得六，佃户得四。有更重的如丽水区缙云县因人口多，土地少，分租租额则为倒三七，个别的甚或有倒二八的：即地主得七或八，佃户得三或二。如遇土地地质实在太差了，农民因租额太高无力耕种，地主也会将租额压低一点，而找劳动力最强的农民租种，因为劳动强，掘土深，收获就多，租额也可以随之加高，一旦农民们在贫瘠的孬地上，放本钱，卖力气，加工使地质变好了的时候，地主又会一转身，藉故撤田，转租别人，仍旧进行高租剥削。
预租制
也叫典租制。地主把田预租给农民，农民需要在种田一年前就预交清楚头年租谷，种了头年后又得把种第二年的租谷交清，依此类推，农民的负担越背越重，如果再不幸逢着次年天旱或水灾，农民的痛苦就更大。例如奉化县奉中镇农民周阿龙，1946年秋天向地主预租田1亩8分，就预交租子350斤，第二年秋天，又得预交第三年租子，那时周阿龙因无力交纳，经过地主同意写好借单，延至1948年早稻时交清，以5分利计算，交还525斤。但到了1948年，周阿龙更加无力交清，于是又再写借单，继续延长一年，利滚利加上去，要还778斤。三年中，周阿龙得交出预租斤（连1949年的350斤预租也算在内）。而三年中1亩8分租田的实际收获量总计还不满1650斤，再加上周阿龙每年每亩所需花本钱170余斤，三年倒贴血本350斤稻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6）
高利贷押租
预租制发展的另一种剥削形态，叫做高利贷押租，地主往往是乘人之危，借钱借粮给农民，利息加4、加5，加利最高的达借1还2。地主为谋掠夺农民全部家产，在借出当年可以故意不加追还，待利上加利，利息已巨，即算账押田。第一次押田，地主还把原田租给原户，只按期收租，如又欠租，即加利；利大，押山、押屋……待其全部家产押光，变成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原押租田也就抽给别人租种了。如建德县杨付桥区自耕农杨水芳，他原来有自耕田三亩，地一亩。1947年因急用借得李家地主15块银元（当时能买500斤稻谷），押田3亩，每年押田加利600斤稻谷，以后他已经艰难地还清了1200斤稻谷。可是，利滚利至解放时止，还欠李家地主2000多斤稻谷。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杨水芳感动地说：“建德不解放，我欠地主的债是永远也没有还清的一天的！”
有些地主巧立名目，把押租叫做“桩钱”。镇海县恶霸地主童协浙出租每一亩土地，每年要向农民收3斗稻谷现金的“桩钱”。“桩钱”名义上虽然规定到期归还，但是地主常用各种借口，到了期使农民仍然拿不到手，即使拿到手，也因为那时伪币常常跌价，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农民。镇海县栅下村贫农童宏顺，1935年为了交20元“桩钱”，他和儿子给人打了100个短工。可是第二年拿回来时，因为物价飞涨，这20元钱已买不到一包香烟。
劳役地租
就是地主在出租土地时，规定佃户在农忙季节无代价或半价给地主出几天工。于潜、新登等县的地主就规定佃户要在农忙季节给地主出四五个工。富阳县何家、坂里等地的地主则规定佃户在大忙季节，要先给地主做十四五个“泡头工”（紧要工）。秋收时，还要佃户合家上门，替地主家撕6谷包、缚6谷把、磨粉、舂米……每天做到深更半夜，筋疲力尽，白白地替地主做工。有的地主租给农民田地，却要农民作长工或作短工来抵交租子。
空头租
就是虚加亩分、多收租谷。很多地主有两本“土地登记簿”：一本是以多报少，专门为了完“钱粮”用的；另一本以少折多，是向农民索取“空头租”用的。有的地主为了多收地租，甚至把场地、屋基、河界、岸界都算在田亩之内。嘉兴县新塘乡小陆家浜农民陈双全，租种崔姓地主9亩5分田，地主却要他按12亩田交租。
转租
就是“二地主剥削”。二地主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专门靠从大地主那里租进土地，又用更高的租额转租给农民，从中进行剥削。农民种了这种租田，等于要交纳两份地租，受双重剥削。
地主们凭着占有的土地，除了地租剥削以外，还有种种额外剥削。例如：有的地主出租土地时，硬逼佃户请“中人”和“代笔”写田契。写田契时要佃户请酒送礼，甚至索取“小租”，把家里管事人的开支也摊到佃户头上。余姚县恶霸地主邵恂儒，出租每亩土地，要额外加收“小租钿”银币七、八角。上虞县大地主王蓣塘，规定佃户必须每隔三五年换一次田契。每换一次契每亩租田要交银币五角。他家有14000多亩土地，换一次田契，就可捞到7000多元银洋的额外剥削收入。这些银洋在当时约可买到1450多担米。
陋规
有些地主还定有一套“陋规”：每当秋收前，地主带着狗腿子下乡“估租”，要佃户杀鸡、买肉，供给好酒好饭。地主翁生茂还把大嫂、小嫂、大舅、小舅等都带去吃喝。秋收时下乡逼租，同样要佃户杀鸡买肉，供给好酒好菜。有的地主甚至在租契上给佃户开好“菜单”，规定要吃多少鸡鸭，多少肉，吃什么样的菜和吃什么样的酒，等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7）
另外，地主阶级在收租时，还采用大斗大秤，筛、扬、扇等一套手法来进一步剥削农民。诸暨县枫桥赵家地主王昭华收租时用的“加3斗”，比市斗就要大3升。余杭县乾元乡地主袁坤龙所用的收租斗，每斗足足有1斗1升。富阳县地主何维木用的大秤，每100斤要大10斤。地主王泽如所用的“活箍斗”，收租时把铁箍放大，每斗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