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宁愿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这个同志，是西安事变前，从西北军起义来的。照他的说法，从当兵以来，就是干“正规军”。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他只从道理上懂，却没有亲自体验。我们几个旅的负责同志，同他多次谈话，最后他才说：“好吧，我服从分配，只是旅长要打个保票，保证我还能回到主力。”我们对他说：“保票是有的，它不在我们手里；化下去的同志，每人有一张。只有大家从思想上‘化’下去，尊重地方党的领导，亲密地依靠群众，根扎得深，果结得快，根据地巩固、发展，那就能很快回到主力。”
“保票”没有开，他也就半通不通，“化”下去当县大队长了。
思想地方化，组织地方化，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旅的番号撤销，旅部和分区司令部合并，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地委书记金明同志兼分区政委。这以后，七旅二十一团、直属队一部和两个连也到了淮海区，奉命一并地方化。他们和十旅的两个团都全部拆开，一个营、一个连地分编到各县大队去，直属各县委领导，同时，抽调了将近四百多干部“化”到各地方武装里去。个别斗争激烈的边沿区，主力军的干部一直“化”到区、乡，甚至民兵基干队。
淮海区，处于陇海铁路之南，运河之东；它南有淮阴，北有新安镇，西有宿迁。它是连结华北、华中两大块根据地的纽带。从一九三八年起，党就在这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时全区有八个县，六个县大队，几十个区中队。基础好的地区，村村都有民兵武装。群众觉悟很高，在淮海区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这些年来，敌人曾拼命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但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破袭下，始终不能实现他们分割根据地的幻想。十旅，这支急待恢复元气的部队，来到这个地区安家，就好比金色的种子撒进肥沃的土地，在阳光和雨露中，迅速得到滋养，受到培育。没有多久，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淮海区的对敌斗争，就变得更加活跃了。有的县大队，过去武器差，现在加强了；有的民兵联防队，过去缺少军事骨干，发展受到限制，现在开始大发展。一些原来斗争不甚活跃的村庄，在工作组积极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也犹如初春的草坪发出片片嫩芽，纷纷追赶先进村庄。整个淮海平原的对敌武装斗争，如春风烈火，迅速燃遍了各个角落。
一九四二年春天，刘少奇同志去延安，路经淮海区时，在我们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星期，当我们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化”下去的一些情况后，刘少奇同志高兴地说：“你们坚决‘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
刘少奇同志又告诉我们：淮海区很重要，它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他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三
正如刘少奇同志的估计，到了这年冬天——十一月中旬，日寇的大举“扫荡”果然来了。出动的日军有三十五师团两个联队、伪军三十三师、伪专署和各县所属伪军以及地方汉奸地主武装“黑狗队”共约两万人。大的分四路，小的数不清，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主要矛头指向我分区和地委领导机关。敌人几次扑空后，又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以沭阳为中心向四面伪化。不到三个月，把我们一个区分割成了四大块，新安上了一百四十多个据点。
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置于死地了。岂不知，由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开展，真正处于包围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敌人那些“乌龟壳”。当十一月间，我们分区司令部从敌人重点合击的小胡庄跳出后，地委、分区就连夜给各县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同时，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按照敌人分割的四大块地区，组织四个中心县委，到以上武装组成四个支队，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坚持各地斗争。地委和分区机关实行精简后，带着一个加强的特务连，今天跳到一支队地区，明天跳到二支队地区，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
经过三个月残酷而又激烈的斗争，敌人妄想扑灭我们的迷梦破灭了。鬼子兵在筋疲力尽后，返回了原处；大部分伪军缩进了“乌龟壳”。我们趁敌人收缩的时机，发动了一个全区性的破袭战。支队主力，县区乡武装，民兵联防队，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夜夜出动，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一个星期之内，把敌人拼了命修筑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破坏，使得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破产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春暖风和，富饶的沭河、六塘河两岸，万物苏醒，花开禾绿，我们脱去棉衣，开始了有计划的反击战。四个支队的主力机动使用，先从孤立突出的小据点开刀，象吃西瓜、摘桃子一样，看哪个先熟先吃哪个，哪个好吃摘哪个。有时采取“围城打援”，有时强攻据点，有时突然袭击，拔掉敌人据点。
全分区以下的武装，分区分点看守，包围敌人据点。有条件围困的，困住它，不让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抢运粮草；条件不成熟的，采取半围半困。敌人的据点虽然密密麻麻，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小股敌人出据点，到处受伏击被消灭；大股敌人出据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打击他们。各村联防实行空舍清野，水井填死，粮食藏起，叫敌人找不到吃，找不到喝。民兵、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便采取“冷枪阵”“土炮战”“火鸡阵”“臭狗阵”等手段对付敌人。有的民兵联防队，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安上轮子，装上火药和秤砣，夜晚推到据点附近，通通地向里放它几炮。沭阳城南有个敌人据点，修在一个山包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了它之后，天天放冷枪，打得伪军连拉屎都不敢出屋；又在据点外壕里放上许多死狗，营房里臭气熏蒸，一个营的伪军病倒了一半。当我们支队主力攻开这个据点，战士们走进去时，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兵向战士们央告说：“老爷，你们把我抬出去吧，又闷又臭，我实在受不了啦！”
斗争的办法真是越出越奇，越来越妙。这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早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真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时的淮海区就是这样，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处处开花结果。
分区主力从三月起，也先后发动了唐沟、钱家集、高杨等战役，在区乡游击队、民兵配合下，全区全民性的反击战打了一年，消灭伪军一万多人，把敌人新修的一百四十个据点，也全部摧垮了。
一天，我们部队活动到运河边，一个通过敌伪军工作关系介绍来的自称“谈判代表”的人，找上门来。说奉了某日军大队长旨意，要和我们谈判。他说：“如果你们允许宿迁到淮阴的运河通航，皇军就不再向你们区域‘扫荡’、安据点，并愿赠送一部分枪弹。”
“要是我们不允许通航呢？”我们的同志故意反问了一句。
“皇军要继续‘扫荡’，继续向外安据点。”来者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
看来，敌人在我们猛烈反击下，软了下来，学狡猾了。但是我们绝不妥协，革命成果，总是从积极斗争中取得的；跟敌人，根本谈不上“谈判”，讲不来条件。于是，我们便向来者作了这样的回答：
“运河，是中国人的运河，决不允许侵略者航行。鬼子出来‘扫荡’，我们就坚决消灭；他向外安据点，我们就坚决打掉。要谈判，条件只有一个：放下武器，一律宽待。”
那个“谈判代表”，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不几天，我们接到情报：鬼子一个中队，在林公渡安据点了。看来，敌人是要拼命保住运河的航线，再一次试试我军的威力。我们是有言在先，不准敌人安据点。随即集中了一、二、四三个支队，趁敌人立足未稳，碉堡还没修成，一个突然夜袭，把林公渡据点砸开。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从中队长金井起，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并且捉住了五个活鬼子。
从此，运河航线敌人也不要了，他们困守在淮阴、沭阳、宿迁几座死城内，再也不敢出来“扫荡”了。
最后，敌人为了保持沭阳这个中心据点，便派出鬼子两个加强小队，想在沭阳城西叶圩、城南十字桥，各安一个据点。叶圩这个据点刚安上一天，就被我一、二支队主力打掉了，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四十多人。十字桥敌人见势不妙，拔腿窜进了沭阳。从此，沭阳变成了一个孤点。我们的根据地往北扩展到了陇海铁路，往东往西南切断了日寇在运盐河和运河上的水上交通。
四
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的军民。人民武装从斗争中迅速成长。主力地方化，全面地开了花，结了果。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两年前不足一百人的区中队，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两年前从主力“化”下去的一个排长，现在带一个连了。开始实行地方化时，向我们要“保票”的那个团参谋长，现在当团长了，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一次，他和团政委闲谈，说起两年前要“保票”的事，感慨地说：“毛主席总是要咱们向前看，向远看，这话是懂，可是有时候，就是看不远。你说原因在哪里？”
团政委不加思索地回答：“咱们理论水平低，往往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盘。”
“我想还有一点，”团长又补充说，“凡事从个人出发，眼光就必然短，要‘保票’那时候，我就是从个人想的太多。”
这两个同志的谈心，反映到旅里，使我们深深感到：部队地方化的结果，不仅仅是从数量上发展壮大了，同时也支持了地方的群众工作，坚持了地方的斗争；回过来地方和群众又支持了部队，使武装与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部队是武装的群众，又是群众的武装，从而应付了艰苦的斗争局面。这些事实，又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和教育了广大干部，使同志们在实践中进一步领悟了毛主席的正确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应该识大局，看一切问题都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
为了迎接新任务，积极准备大反攻，在反“扫荡”胜利后，我们依照华中局指示，恢复主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机动作战，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也叫建立模范兵团运动。经过将近半年的练兵整训，各地武装开始升级。支队下成立了团，区队升级为县独立团，乡联防队升级成区队。为支援皖中地区，以第二支队为基础，首先组织了一个独立旅。根据华中局发展江南的指示，又从淮海区选拔了一批从斗争中成长的干部，渡江南下，到天目山地区开辟工作。
独立旅机动出去不久，第十旅的番号也恢复了。这时，它已经不是初进淮海区时的两个团四个营，而是人马充实、武装整齐的三个团九个营了。
日本投降，十旅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东北挺进后，淮海区新生的子弟兵团，仍然足够三个团。这些新生的武装，就象春天盛开的花，一枝枝，一朵朵，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竞艳争芳！
00、
1940年2月6日，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奉命于山西省陵川、平顺地区编成。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部。纵队司令员由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兼任（5月以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下辖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和第三四四旅（旅部由原三四四旅机关部分人员扩充而成）及纵队教导营。
新编第二旅（简称新二旅，下同）由冀鲁豫支队的第—、第二、第三大队编成。旅长田守尧（当时在延安学习，8月到职，先由杨得志兼）、政治委员崔田民（兼，后为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卫生部部长刘胜望。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四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周正华；五团团长覃健、政治委员贺大增；六团团长胡继成、政治委员的鲍启样。
第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唐亮（后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所辖团原编制、番号不变。第六八七团团长张天云、政治委员张池明；新组建的第六八八团由六八七团二营（六八七团所缺的二营由晋东南扩大的地方武装编成）和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及内黄县大队编成，团长盛世坤、政治委员朱士金；第六八九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
1940年7月2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电今，我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两部的司、政、供、卫机关合并为纵队领导机关。吴芝圃任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下辖四个旅，即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
原二纵新二旅编为四纵二旅，下辖第五、第六团，干部任职不变；原二纵三四四旅编为四纵四旅，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干部任职不变；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团编为四纵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团；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总队和第三团编为四纵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纵队直辖涡县独立团、特务团和睢、杞、太各独立团。另设有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
1940午7月中旬，八路车第四纵队重新整编。以第四旅（欠七团）、第五旅和第六旅编成新的八路军第四纵队，8月20日，黄克诚所部奉命与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