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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六月底，日军第一○八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大道西进，驰援沿同蒲路继续南犯之日军。八路军总部命令三四四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日军。徐海东和我受命后，即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由长治出发，于七月初进抵阳城以北町店地区待敌。七月六日近午时分，日军数十辆汽车满载步兵，到达町店。町店位于沁水河畔。时值盛夏，日军在町店停车大休息，有的下河洗澡，有的在树荫下睡觉。此时我军已占据町店周围制高点，日军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视线之内。而日军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这种情况，为我军伏击歼灭该敌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态势。当时我军如果采取周围架设迫击炮和机枪轰击、扫射，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再发起冲锋的打法，则完全可以以较小的伤亡获得较大的战果。但我军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都是惯于猛打猛冲的老红军部队。战斗打响不久，就与敌人拼开了刺刀。日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我军打击，开始有点措手不及，被消灭了不少。但敌人很快就稳住了部队，组织了顽强抵抗，死不缴械。日军的枪法也相当准，他们趴在汽车底下或躲在芦苇中向我军疯狂射击，我军也被杀伤不少。日军边拼命抵抗，边组织撤退，企图突围。但我军紧紧咬住不放，使他无法突围。激战至傍晚，日军援兵到达，终使町店之敌残部逃脱。我军因伤亡太大，亦随即撤出战斗，进驻沁水县端氏镇休整。町店一仗，歼敌五百余，击毁敌汽车二十余辆。此役我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
町店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在端氏镇进行学习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三四四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后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就去了延安。
三四四旅在朱总司令亲自指导下，经过端氏镇学习整训〔1〕＇端氏镇学习整训，端氏镇位于山西省沁水县。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欠六八九团）在端氏镇整训，联系部队实际，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结抗战以来历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制定以后的作战方针。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到会作重要指示。此次会议对加速第三四四旅战略思想的转变和战术指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杨得志代旅长到职后，部队即以团、营为单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六八七团到豫北焦作一带活动，六八八团到安阳一带活动。旅部则进驻林县。到八月份，六八九团自冀南回到太行山归建，活动于晋冀豫边区之平汉路两侧。九月中旬，六八八团和六八九团在汤阴地区发起彰南战役，歼灭了与我为敌、民愤极大的苏启明、扈全禄部伪军，给予平汉路两侧地区的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此役我军俘获很多，增加了装备，扩大了部队。十二月，六八八团一部随陈赓〔2〕＇陈赓，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驰援鲁西聊城范筑先〔3〕＇范筑先，一九三一年以后，任临沂、沂水等县县长。一九三六年冬任国民党政府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八路军进入山东后，他与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签订了互相支援的协议，坚持鲁西北的敌后抗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在聊城召开的军政联席会上，决定将所部编为四个纵队。十一月十三日日军突袭聊城，激战至十五日破城，范壮烈殉国。所部编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隶属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建制。＇部，随即在鲁西和冀南扩大了武装，成立了三四四旅特务团。六八八团政治委员刘震、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李雪三分别带领一个营为基础，不久发展成为一个团的规模，后来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大队。
这个时期，我们还组建了许多地方武装，活动区域日益扩大。我遂向总部建议，将三四四旅分成两摊子活动，我和杨得志二人，一人留守旅部，一人过平汉路东开辟新区。总部回电要我在旅部留守，要杨得志过路东。一九三九年初，杨得志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到了冀鲁豫，不久组建了冀鲁豫支队，辖五个大队，除刘震、李雪三的第一大队外，特务团编为第二支队。第三、四、五大队是由地方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杨得志、崔田民离开旅部到冀鲁豫之后，我带旅部由林县回到太行山区，先驻在长治，后移驻高平。各团分散开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都有很大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一方面面对强大凶狠的日本军队以及蒋介石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的阴谋；另一方面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是什么？这是关系民族存亡、人民命运、革命军队发展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及时地为八路军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黄克诚认为，这一战略方针是非常英明的。现在形势变了，但是敌强我弱的总的形势并没有变，因此，过去一些打胜仗的原则，比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我有利的就打，于我不利的不打；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不能同敌人拼消耗，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发展壮大自己等等，还是应该坚持的。
黄克诚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华北，他领导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实现了向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根本转变，与第一一五师另一部和一二九师一部共同开创发展了冀鲁豫根据地，歼灭了许多敌人，还使部队发展到二万多人。在苏北，他领导新四军第三师，一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一面相机地打击和歼灭敌人，粉碎了日伪军两次万人以上大规模的“扫荡”，攻克了敌人一些坚固设防的城镇，使部队由原来的二万多人，发展到七万多人。
猛虎团一兵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作者：健涛
父亲出外找粮一去竟成永别
陕西省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一块独有的富庶之地。黄河中上游最大的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流经全境，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地处中心地带的西安古城（古称长安），曾经有十一代王朝建都，其依附的也是这块盛产稻粟的肥美之地。
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关中平原遭受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此前已连续几年雨水缺乏，庄稼歉收，这一年竟一连上十个月滴雨未落。开春后天空中只偶尔出现过几次乌云密布的情景，很快又被一阵干热风吹得无踪无影。炽热的太阳挂在天边，把无穷无尽的热量一股脑儿倾泻在几乎光秃秃的大地上。
源自甘肃渭源县境内大山之中的渭河，在宝鸡以西进入关中平原后，北汇来自黄土高原深处的千河、泾河、洛河等支流，南接源自秦岭万山丛中千沟万渠的溪流，在关中平原上滔滔奔腾而不息。每每到了夏秋之交，竟还浊浪滔天，越堤毁坝，肆虐于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自周朝始，渭河两岸的支流上兴修了大大小小各种水利设施，惠及千家万户。可是到了民国十八年，千年不息的渭河竟然断流，干涸的河滩土地裂开横七竖八的大缝隙。依河而修的各种水利设施无用，就连曾经种植水稻的秦岭脚下也看不见水的痕迹。
民国十八年关中平原上的大年馑、大饥荒，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田地里连续几料颗粒无收，最终种子入土连苗也长不出来。八百里秦川上的人家，多年以来的囤积均已告馨，村村户户断炊揭不开锅已属普遍现象。田野上所有能被用来填充肚子的野菜、树叶、树皮等渐渐地都被吃光。村巷里不断有抬埋死人的队伍，大路上饿毙倒地者屡见不鲜。真所谓赤地千里，遍地哀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占地为王，争权夺利兵戎相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北伐成功，打败了北洋军阀，却又把矛头对准帮助他们北伐成功的中国gc党，哪里还管人民的死活！农村土豪劣绅当道，世世代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老百姓雪上加霜，又一次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康应中出生地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是渭河北部土塬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本来就是那种水比油贵，依靠蓄收雨水窖藏生活，纯粹靠天吃饭的旱塬。此时的特大旱魔首先肆虐于这里的人们，把一户户人家逼上了绝路。康应中原本姓刘，是张寨村老堡子的一个老户。刘姓是该村的大姓，康应中的父亲在同辈中排行最大，自祖上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有薄地数亩，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属于那种饥寒交迫能够勉强活得下去的景况。到了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之时，家里也就很快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康应中这年不满9岁，名叫刘春来，下边有个弟弟叫刘生旦。看着两个儿子饿得快要活不下去的情形，康应中的父亲咬了咬牙，横了横心，决定去陕南找粮食。以秦岭为界，陕南属南方气候范围，应该不像关中这样大旱。康应中的父亲听人说在陕南给人扛活儿，一个月能换来几升米。他想去陕南先在山上打柴或者给人扛活儿，换点儿粮食回来。康应中的父亲安慰妻儿说，他已打问好路径，过了渭河到周至县，从那儿进山走三两天就到了。到了陕南不跟人家讲工钱多少，只要给他粮食就给人家打工，干什么都行。就是上山打柴，一捆柴换的粮食他一个人肯定吃不了，攒上十天半月就能有一两斗，这样要不了多少天就能背着粮食回来了。此刻已无法可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只好去碰碰运气，刘春来、刘生旦小弟兄俩和母亲眼巴巴看着父亲上路，都盼望着他很快给家里弄回粮食来，饿罪难受哇！
谁知康应中的父亲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康应中的父亲走后，母子三人在家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父亲出去和回来的日子。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直到半年之后，父亲仍然没有回来，而且渺无音讯。村里的本家去人到南山找过两次，一点儿踪影儿都没有。大家最终断定，康应中的父亲不是饿死在半路上，就是被深山老林里频频出没的野兽吃掉了。从周至县进山，要翻过秦岭之中的崇山峻岭，穿越两三百公里几乎荒无人烟的羊腸小道，途中极少有人家居住。常走山道的人知道应该赶至哪里歇脚，在哪里才能找到饭吃，不至于饿倒在前后无人烟的山坡上，也不会半夜三更把自己扔在深山老林里去喂野兽。康应中的父亲从小生活在平原上，过去从来没有进过山，对山道上的情形一无所知，加上长时间挨饥受饿的身子，要想顺利穿越秦岭走至陕南，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解放后，康应中曾在父亲可能走过的路上和去过的地方探寻过，却始终未有结果。留在康应中记忆里的父亲，只是－个被饥饿侵蚀而受尽苦难的庄稼汉的形象。
伟大的母亲
父亲走后再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让两个儿子活下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康应中的母亲原来的名字已无从知晓，出嫁后曾被唤做孙刘氏。解放后户口登记时，因为再不能称呼那个有辱于妇女尊严的孙刘氏，又因为她的儿子是部队上的大首长，老太太今后要享福了，便就为她登记了个名字，叫孙幸福。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孙幸福跟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妇女们一样，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康应中的母亲是个饱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农村妇女，一双脚自小儿被缠裹成那种如今已很难看得到的三寸金莲。据说封建社会妇女缠脚自童年始，原本白皮嫩肉的脚丫子，硬是折断骨头被弯曲回来，小拇脚趾压在脚板心，然后用一块数尺长的白布一层层缠裹起来，久而久之固定成形为一团畸型的肉疙瘩。女人缠足原本是那些宫院官宅内足不出户者的自身作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脚的用途范围很小。延伸至劳动妇女则成为灾难，一天到晚家里地里劳作不止，畸型的小脚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方便，还是极大的痛苦。小脚女人孙幸福此时独自承担起一对尚且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的责任，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正常时节，种几亩地的庄稼，播种、管理、收获已非易事，更不要说在这大年馑、大饥荒的年代，实在是天大的难事。
那时候，康应中的母亲正是三十多岁出头，如果只为了自己逃条活命，另外找个人家也不是多大的难事。但是东方女性中国母亲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使她不可能扔下一双亲生儿子而只顾自己活命。她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儿子活下去。对此，康应中感恩感德感慨颇深。他为母亲的伟大情操而感动，他对这种无私的母爱而情深！解放后，他已经有能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深深地眷恋着故土，同时也不愿意给儿子添“累赘”。上世纪50年代初，康应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曾经去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是为了给康应中看管孩子。康应中的爱人穆林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康应中外出野营不在家，她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该生了，半夜三更不好意思叫人帮忙，直至天亮时才急急忙忙被送到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孩子生下后没两天就死了。母亲听说后，在穆林怀第二个孩子后，就赶去南京，精心伺候大月份的儿媳妇，生产时守在旁边，尔后又把孙子康智照管满了足岁，做了几双鞋子后，又回老家去了。
康应中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