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拂晓，十六团一连在大西门内搜索时，有个老太太告诉连长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附近一座楼上有国民党大官，还有十几个手拿盒子枪的兵守着。听到这个消息，二人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带人去侦察。发现路南一座两层楼的院子内闪出两个人，见有人来就退进院内，很像敌人的警戒哨。黄达宣向指导员打了招呼，并带人急速冲进院内。敌人并没有开枪，而是躲闪地退向楼房里。一连立即将这座楼严密包围。
根据攻城前张师长强调的周福成的司令部就在故宫附近的情况，黄达宣立即报告了营长马志高。马志高报告团里，康应中听说后随即向师长张竭诚报告了这一情况。师长张竭诚指示：发现目标，先包围后喊话，尽量避免打枪。康应中马上向一营长马志高传达了师长的指示，估计很可能是周福成躲在里面，尽量要活捉。
事后知道这座小楼叫世合公银行，是座二层砖木结构有回廊的小楼。卫立煌匆忙逃离沈阳时，将沈阳城防交给周福成，周福成已知末日来临。周本人虽然立场顽固，但是周围的高参和部下大多主张解放军来了就投降，有些指挥官已私下和沈阳地下党接触，酝酿“起义”。周福成迫于无奈，在沈阳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劝说下，离开了指挥所，带着高级参议苏炳文等转移到世合公银行暂避。所属部队实际上已各自为政，多数在解放军进城时或“起义”或投降。直至到了这时，周福成仍不听从苏炳文等人劝告，不同意投降。
一连部署好了警戒，黄达宣向楼里喊话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然就炸楼了！”楼内没有人答话，也没有开枪。黄达宣见这个情况，一挥手带了几个战士跟着冲进楼内。把30多个警卫排敌人缴了械，此时有几个敌人哆哆嗦嗦躲在楼拐角处。黄达宣又喊：“快投降，你们的长官在那里？”见一个人向上指了指，黄达宣立即布置封锁好楼梯、门窗，自己带几个战士快速冲上楼去。上面有三四个房间，几个战士分头把住门口。此时从中间房内走出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黄达宣一把将他拉到跟前，用枪指着他的头部：“你们的长官在那里？”他连连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在里面，我们投降！”黄达宣见他无抵抗之意，就带领几个战士随他进到里间房门口，并喊：“不许动！”沉默了几秒钟，只见一个身披军大衣，内穿便衣的人走出来低声说：“我叫周福成。”接着，又有一个中年人走出来说：“敝人是苏炳文（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与此同时，其他房间第八兵团司令部的人员也交了械，围捕行动没放一枪一弹就结束了。
一营长马志高赶到后，让周福成下令城内唯一仍在抵抗的二○七师投降，但周沮丧地表示他指挥不动二○七师了。可是没想到，在把二人押送团部的路上，周福成害怕了，见了薛复礼团长、杨弃政委和康应中参谋长时，竟吓得直发抖。追问其身份时，周、苏二人吞吞吐吐不敢实说。康应中又问他们是不是周福成、苏炳文？二人既不承认又不否认，规规矩矩地低下头不说话。气得押送的战士攥起拳头，直想上去揍他们一顿。康应中阻挡住战士，派人将二人又押送去师部。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接见了周、苏二人，反复交待了gc党宽待俘虏的政策，周福成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蒋军高官中宣扬的“不成功，便成仁”，也不过如此。
部队入城后遇到了少数的抵抗，主要是蒋经国的青年军二○七师，在沈阳苏家屯一带继续顽抗拒不投降。11月2日，十六团参加了围歼残余敌人的战斗，在浑河桥接受了敌二○七师600多人投降，收缴枪械后将其押至亚洲电影院集中看管。
11月2日，沈阳守敌13。4万人全部被歼灭，沈阳城宣告解放。在解放沈阳战斗中，二纵共歼灭敌人31537名，六师共俘虏敌人14000余人，其中将校级官员206人，缴获大批枪炮、装甲车、汽车、电台等军用物资。十六团共俘虏敌人4000多人，活捉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随从军官数十人，缴获各种火炮22门，各种长短枪900余支，轻、重机枪21挺，汽车19辆，马30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著名三大战役的第一个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人，其中毙、俘敌人将级军官106名。至此，东北全境解放，3000多万人民脱离苦海，夺取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中国最后胜利的进程。
1948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各大战略地区的主力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二纵队改称为中国人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原辖第四、五、六师，分别改称为步兵第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师。一一七师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副师长彭金高，副参谋长杨启轩，政治部主任吴书。十六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步兵第一一七师第三四九团，薛复礼任团长，杨弃任政委，康应中任副团长，赵先顺任参谋长，陈洁任政治处主任。
第六章 平津战役立头功
挥师入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三四九团随主力撤出沈阳，在郊区小新民屯休整。打锦州、辽西会战、打沈阳，部队没有得到那怕是一天的休息，真该好好休整一下了。正在忙火休整工作时，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11月中旬，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对华北战场的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判断，认为敌华北集团可能的行动有三：一是全部坚守华北；二是全部南逃；三是蒋系部队南逃，非嫡系部队西逃。敌人第一行动方案当然对我军最为有利，但是敌人如果采取第二、三种中任何一种，对我军都是不利的。毛主席指出：为了不让敌人跑掉，我们应采取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做法，只要塘沽、新保安打下来，全局就活了。在这种战略构想下，毛主席指示东北野战军“应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挨冻受饿”，立即入关，“入关后，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务使敌人不能逃跑。”待完成部署后再行休整，然后按照塘沽、保安、唐山、天津，最后北平的顺序，从容不迫地各个歼灭华北的敌人。
三四九团接到入关命令后，于沈阳郊区小新民屯紧急进行了补充动员。原拟要在新民屯休整一个多月，部队思想、物质都准备不足，指战员思想反映不一。大多数战士认为过去老同志从关内到关外解放了东北，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进关解放全中国；家在关内的干部战士则盼望早日进关作战解放自己的家乡。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存在厌战情绪，认为东北解放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解放关内地区是关内部队的事；东北籍部分战士乡土观念浓厚，不愿意离开家乡；有的居功自傲，认为我们解放了沈阳，应该喘口气好好吃点喝点。总之，思想不够统一。尤其是长期艰苦作战，部队老战士大多牺牲，新进成分复杂，解放战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思想工作比较难做。此去关内千里之遥，要做到部队不减员，继续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就成为各级指挥员此时考虑的大事。
按照军、师党委的统一安排，三四九团在驻地抓紧进行了思想动员教育工作。康应中和其他团领导都分头下到连队，宣传毛主席关于在一年左右解放全中国的指示，讲解全国解放形势，使指战员们都明确我们的任务不仅要解放东北，还要解放全中国，不打倒蒋介石，东北的太平也不能长久和巩固。还通过以老战士、积极分子为骨干的群众自我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康应中还建议采用当年从苏北挺进东北前的办法，与地方政府和部队家属联系，请他们来部队协助动员。地方政府向部队宣布了照顾军人家属的保证，给解放战士颁发了“光荣家庭证明书”，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通过一系列教育，稳定了思想，激发了斗志。三四九团在驻地召开了誓师大会，千余名指战员齐声宣誓：“迅速入关，夺取平津，解放华北人民！”
12月1日，三四九团在军师编成内，由小新民屯出发，沿北宁线浩浩荡荡向关内开进。离开沈阳时，各界人士来到部队慰问和欢送，打着“热烈欢送东北大军入关作战”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部队唱着歌儿前进，气氛十分热烈。
12月15日，三十九军通过山海关。原来毛主席曾要求东北解放军秘密入关，林彪认为数十万大军，飞机在天上飞过就看得一清二楚无密可保，因而也就让部队直接通过山海关。为了扩大军威，三十九军在山海关举行了入关仪式。以师为单位，打破团营建制，按照武器装备分类组织。步兵、炮兵、骑兵、车辆，步兵又按照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重机枪由二至四人抬着依次编队，师、团宣传队军乐队和全师各连号兵，集中起来高奏凯歌鸣锣开道，雄赳赳气昂昂向山海关挺进。
关内关外群众几万人，在十多里长的道路两边夹道欢迎。一路上彩旗招展，鞭炮锣鼓震天，掌声、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汇集在一起响彻云霄。沿途欢迎的乡亲们高呼口号：“向东北大军学习、致敬！”部队战士则齐声高呼：“感谢亲人们的慰问！”“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腰鼓队、秧歌队和龙灯狮舞一齐又唱又跳。大爷、大娘、大嫂、大姐们个个手捧大碗茶，非要战士们喝上一口水不可。还有的把煮熟的鸡蛋、炒好的花生以及新做的布鞋、袜垫等直往战士们手里塞。广大指战员被人民群众的热情深深感动，尤其是新解放的战士看到这些动人的场面，与对国民党军队的痛恨相比，感到很惊讶。
曾经担任过宣传队长的康应中，对组织这种场合很有经验，被安排负责全团并协助师部组织乐队。仪式过后，他又到行进的队伍中，抓住机会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让大家深刻理解广大人民对我们部队寄予的热切希望，体会到肩负的任务光荣和伟大，坚定入关作战的决心和信心。
三四九团随师经过19天的徒步行军，行程650公里，于12月19日抵达河北滦县，然后乘大马车，于12月21日至塘沽附近的芦台，准备配合兄弟部队围攻塘沽。至此，三四九团顺利地完成了入关的行军任务。在进军华北中，部队开展了创“三无”活动，即整个行军路上无掉队、无生病住院、无开小差现象。由于三四九团政治工作扎实，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好，纪律严明，军分别授予三四九团警卫连、侦察连“进军优胜”，八连“钢铁般的巩固”锦旗。一一七师共获得军授予的锦旗四面，除师山炮营迫击炮连（后划归三四九团120迫击炮连）被授予“巩固模范连”锦旗外，其余三面锦旗均为三四九团获得。一、二营无非战斗减员，被师各记集体功一次，师授予五连、二机连、七连、九连“党军堡垒”锦旗各一面。
全力做好战前准备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迅速多路穿插，切断了平津、津塘、塘唐的联系。华北野战军杨得志兵团已歼灭了新保安的敌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杨成武兵团正在围歼张家口的敌人，“两头”的西头已经打下，按中央计划该打东头的塘沽了。但是部队经过侦察，认为塘沽并不好打。如果硬打，不但我军伤亡可能大，而且抓不住敌人，反而会把敌人赶到海上的军舰上去。三十九军军长刘震和四十四军军长邓华研究后，向平津战役前委及中央军委提出意见，打塘沽不如先打天津。理由是打天津同样可以断敌海路，而且震动更大，对迫使傅作义接受和谈的威慑作用极强。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改变了原部署。拟定由四十九军及一个炮兵团封锁塘沽；以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军包围天津。
12月30日，三十九军奉命撤离塘沽移至天津南运河南岸的杨柳青、上河头一带集结待命，进行周密的攻城准备。天津位于渤海湾，是华北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枢纽和工业重镇，是我国四大商埠之一，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市区南北长约13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地形极其复杂。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海河和运河分割为数块，河渠纵横交错，易守难攻。
1949年1月2日，三四九团团长薛复礼和政委杨弃参加了师作战会议，回来后向副团长康应中和参谋长赵先顺、政治处主任陈洁作了传达。军令一一七师、一一五师为第一梯队，在运河以南和平门南侧500米的地段上，与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并肩突破敌人城防，尔后经花园大街向老城南门鼓楼大街进攻，一一七师担任主攻。一一七师以三四九团、三五○团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任务。具体部署为：三四九团在九、十号碉堡之间地段突破，尔后沿小西关大街向东南进攻，和兄弟部队会师于金汤桥；三五○团在和平门南至九号碉堡之间突破，尔后向金汤桥发展进攻；三五一团担任打外围和纵深战斗。
3日黄昏前，三个团的领导随师首长去前沿勘察地形，康应中和薛复礼团长、杨弃政委一同前往参加。和平门位于天津城西，北邻南运河，西依宽10米、深4。5米的环城50公里的护城河（墙子河）。其西侧地形开阔，和平门地势较高，两河为其天然屏障，确属易守难攻。守敌为敌六十二军六十七师二○一团一营，敌人从1947年秋即开始设防，构成了以堡垒为骨干的坚固防御体系。护城河外设有二列桩、屋顶形、蛇形铁丝网各一道，铁丝网内外均有断续的布雷场。城墙高10米，宽3米，均被泼了水，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墙下有稠密的地堡群和掩体。敌人为了扫清射界，还制造了纵深10华里的无人区，城内密布地堡。敌城防司令陈长捷曾自吹天津是堡垒化的城市。
三四九团在召开党委扩大会反复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又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传达了师赋予三四九团突破和平门的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