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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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性格-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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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魏权臣高欢礼聘儒生卢景裕当家庭教师,教授诸子。有刁难者对卢老师的学问提出质疑,甚至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卢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迹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经日端严,如对宾客。
  我读史书,极喜遇到这样的人物,即如雨打在暗夜的水泥地上,枕上听来亦是可喜。
  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南朝之齐,后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萧衍年少时和他就有交往,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手敕招之,陶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不急急于功名,只做认为当做的事,韬光养晦也好,和光同尘也好,潜龙勿用也好,总之是知足本分,箪食瓢饮。
  后赵石勒既灭王浚,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争相去巴结石勒,馈赂交错。唯独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这二人傲性不来。石勒很生气,把他们找来,责让说:“王浚暴虐,孤灭他是正义的,诸人皆来庆谢,就你们二人不来,什么意思,想找死吗?”对曰:“我等世仕晋朝,吃晋朝俸禄,王浚虽是大老粗一个,但还是晋之藩臣,奉晋朝正朔,所以我等追随他,不敢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德义,专事威刑,那我们只有甘愿受死的份儿,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两人扭头就走。石勒连忙把他们追回来,赶紧赔不是,待以客礼。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个个家赀巨万,唯独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第二章 治乱因缘(21)
如此人臣,何代无之。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篡位,却搞起禅让的花样。禅让当天,朝廷百官都来捧场,唯独侍中谢朏一人在那美好的日子里砸场。
  那天恰好谢朏当班,按侍中的职责,当解下宋顺帝的玺绶,上奉萧道成。当吉辰到时,谢朏却假装不知道,看见傅诏盯着他看,反问说:“有什么事?”傅诏说:“解玺绶授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把枕头拉过躺下睡觉。傅诏替谢朏担心,让他装病。谢朏说:“我没病,怎么装!”遂朝服步出掖门,登车还宅。
  陈婴母与王陵母
  陈婴在秦末时是东阳县的令史,平素为人诚信而严谨,很得人心,称为仁厚长者。陈胜王一举旗,东阳县也呼啦响应,聚众两万多人,杀了县令,公推*陈婴为王。陈婴回去跟母亲商量。母亲告诉他说:“自打我嫁进陈家,没听说你们祖上有出过王侯将相的,现在突然得此大名,是一件很不吉祥的事。不如找一个人投靠,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治乱因缘(22)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皆适合骑兵作战,而魏军多骑兵,要与之决战,战马自然不可缺少。
  综上考虑,诸葛先生决定出兵祁山,而不是抄近路出子午谷。
  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当年,孔明未出隆中而计定天下,后人传为神奇。尽管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只要攻占荆、益两州,俟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以向宛、洛,一路自益州以向秦川(今陕西南部),两路夹击达到灭曹复汉的目的。但孔明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在前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治乱因缘(23)
当鼎足之势已成却要六出祁山攻打魏国,意图光复汉业,按当时的情形来讲,蜀之国力未足以并吞吴魏而尘定天下,这不明摆着不自量力么?诸多疑问,在读了魏纪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给后主的上言中才找到答案。
  诸葛亮在上言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按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北伐固不足以取胜,坐守却也仅是苟延残喘而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臂而起,或许尚可一搏。至于成败,只得听天由命了。
  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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