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权臣高欢礼聘儒生卢景裕当家庭教师，教授诸子。有刁难者对卢老师的学问提出质疑，甚至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卢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迹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经日端严，如对宾客。
我读史书，极喜遇到这样的人物，即如雨打在暗夜的水泥地上，枕上听来亦是可喜。
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南朝之齐，后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萧衍年少时和他就有交往，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手敕招之，陶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不急急于功名，只做认为当做的事，韬光养晦也好，和光同尘也好，潜龙勿用也好，总之是知足本分，箪食瓢饮。
后赵石勒既灭王浚，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争相去巴结石勒，馈赂交错。唯独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这二人傲性不来。石勒很生气，把他们找来，责让说：“王浚暴虐，孤灭他是正义的，诸人皆来庆谢，就你们二人不来，什么意思，想找死吗？”对曰：“我等世仕晋朝，吃晋朝俸禄，王浚虽是大老粗一个，但还是晋之藩臣，奉晋朝正朔，所以我等追随他，不敢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德义，专事威刑，那我们只有甘愿受死的份儿，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两人扭头就走。石勒连忙把他们追回来，赶紧赔不是，待以客礼。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个个家赀巨万，唯独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第二章 治乱因缘（21）
如此人臣，何代无之。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篡位，却搞起禅让的花样。禅让当天，朝廷百官都来捧场，唯独侍中谢朏一人在那美好的日子里砸场。
那天恰好谢朏当班，按侍中的职责，当解下宋顺帝的玺绶，上奉萧道成。当吉辰到时，谢朏却假装不知道，看见傅诏盯着他看，反问说：“有什么事？”傅诏说：“解玺绶授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把枕头拉过躺下睡觉。傅诏替谢朏担心，让他装病。谢朏说：“我没病，怎么装！”遂朝服步出掖门，登车还宅。
陈婴母与王陵母
陈婴在秦末时是东阳县的令史，平素为人诚信而严谨，很得人心，称为仁厚长者。陈胜王一举旗，东阳县也呼啦响应，聚众两万多人，杀了县令，公推*陈婴为王。陈婴回去跟母亲商量。母亲告诉他说：“自打我嫁进陈家，没听说你们祖上有出过王侯将相的，现在突然得此大名，是一件很不吉祥的事。不如找一个人投靠，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治乱因缘（22）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皆适合骑兵作战，而魏军多骑兵，要与之决战，战马自然不可缺少。
综上考虑，诸葛先生决定出兵祁山，而不是抄近路出子午谷。
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当年，孔明未出隆中而计定天下，后人传为神奇。尽管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只要攻占荆、益两州，俟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以向宛、洛，一路自益州以向秦川（今陕西南部），两路夹击达到灭曹复汉的目的。但孔明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在前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治乱因缘（23）
当鼎足之势已成却要六出祁山攻打魏国，意图光复汉业，按当时的情形来讲，蜀之国力未足以并吞吴魏而尘定天下，这不明摆着不自量力么？诸多疑问，在读了魏纪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给后主的上言中才找到答案。
诸葛亮在上言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按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北伐固不足以取胜，坐守却也仅是苟延残喘而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臂而起，或许尚可一搏。至于成败，只得听天由命了。
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