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课堂:军阀总统- 第4部分

　　　　徐世昌心中，溥仪始终是“正统皇帝”，尽管嫁女儿一事没有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溥仪在徐世昌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据记载，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前，溥仪曾经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三百多万元供其活动应酬，为徐的当选出了不小的力。现在，既然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自然要先经过溥仪的“恩准”，这个大总统才能当得名正言顺。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之前，溥仪为其设宴庆贺。在筵席上，徐世昌公然表示自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此举对溥仪来说显然很受用。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溥仪派载润前往祝贺，第二天，徐世昌便带着礼物前去答谢，在养心殿朝拜溥仪，这一系列的举动，似乎说明徐世昌骨子里还是清室的大臣，而非民国的总统。但无论如何，徐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国家确实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按照溥仪的说法，“紫禁城内外又兴隆起来”。
第13节：
　　　　徐世昌以和平、统一、发展为治国原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他反对武人政治，坚决提倡依法治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内学界、社会名流纷纷支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片和平的景象。

　　　　外交方面，徐世昌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方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徐世昌组织了以顾维钧、王正廷等优秀外交家为代表的五十四人代表团，试图通过巴黎和会，夺回山东的全部主权、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利、结束德、奥等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弱国无外交，中国外交团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呼声越来越高。1919年6月，徐世昌发表总统电文，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不过，在权衡利弊之后，徐世昌最终还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直接导致后来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袁世凯逝世后，黎元洪、冯国璋均以代总统的身份短暂任职，到徐世昌一任，大总统的人选才算稳定下来。因此，徐世昌算得上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在任五年，尽管在动荡的时局背景下没能挽回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败局，但他在争取和平和主权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

　　　　闭门编书，著作等身

　　　　任职大总统期间，徐世昌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麻烦。

　　　　在《凡尔赛合约》的签字问题上，以徐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政府进行了深思熟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签字比不签字损失小。徐世昌总结出不签字的六大弊端：第一，胶州湾已经在日本的实际掌控下，如果不签字，和约中日本归还山东权益的相关规定等于一纸空文；第二，国际社会之所以重新考量胶州湾归属问题，是因为中国在“一战”中是参战国。如果拒绝签字，各国解除调停山东问题的责任，山东问题最终将由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中方十分不利；第三，胶州湾问题经过各国调停，如果日后日本再挑起事端，中国可根据《凡尔赛和约》内容向国际社会求助，其他国家也有理由介入；第四，中国参加“一战”的初衷在于希望通过战争求得解放，摆脱列强的控制。如果拒绝签字，将会影响中国以后加入国际联盟，不但解决不了山东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第五，对德和约中还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内容，如果不签字，中国将无法获得这些利益；第六，经过大会表决，日本已经声明将胶澳地方全部主权归还中国，这也是日后各国用来限制日本的依据。如果中国拒绝签字，就等于间接否认日本关于山东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相比之下，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弊端只有两个：其一，日本可能找到新的借口，继续在山东扩张势力；其二，日本在山东势力的发展，将会成为远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隐患。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坚持维护主权并迫使各国承认中国权益基本不可能，因此让损失最小化就成了执政者的唯一选择。于是，徐世昌通电各省，称经过与两院议长及段总理的商议，最终决定两害取其轻，同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对徐世昌而言，这个决策不仅能把当时中国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还能避免将来很多外交上的麻烦，应该能得到国人的认同。令他没想到的是，签字不久，他就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第14节：
　　　　在和约上签字带来的弊端立竿见影。如徐世昌所料，巴黎和会之后，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被日本掠走，日本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没有通过巴黎和会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反而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在广大民众看来，是北洋政府没有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进行的妥协。

　　　　1919年5月4日，中国民众对日本、西方列强以及混乱无能的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这一天，北京三所大学的几千名大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旗号，痛斥北洋政府的妥协行为。

　　　　不签字，中国可能丧失更多权益；签字，则沦为卖国贼。尽管徐世昌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但他仍然感到了作为民国大总统的无奈——究竟是时局使然，还是自己能力不足，徐世昌越来越搞不清楚。

　　　　不久之后，受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矛盾激化，双方为了夺取北京政权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直系军阀获胜、两派议和结束。让徐世昌感到悲哀的是，当初自己在冯、段之争中被推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今天，当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之后，自己又被指责“不合法”。1922年5月，各方呼吁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位，31日，六十八岁的徐世昌通电全国，表示愿意束身退位，结束了自己五年的大总统生涯。

　　　　尽管对大总统之位仍有些许眷恋，但对文人徐世昌来说，辞去大总统之职更多的是解脱。去职之后，徐世昌搬到天津租界居住，不再参与政治，著书立说，吟诗作画，真正过上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徐世昌一生著作等身。他将自己从政以来的奏议、说贴、条议、电文等分类归纳，编辑成《退耕堂政书》五十五卷，是晚清到民国初期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编纂《东三省政略》、《欧战后之中国》、《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等书，“隐居”之后，在僚友门客们的协助下编纂书籍二十余种。

　　　　除了著书立说，徐世昌在诗词、作画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作诗以明志，有《徐大总统诗集》十二卷，还将自己的诗、书、画作编纂成册，有《归云楼题画诗》六卷、《归云楼集》十六卷、《退园题画诗》十六卷、《葵园诗草》四卷、《海西草堂集》二十四卷、《海西草堂题画诗》六卷、《拣珠录》二册，这些诗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徐世昌的为人、修养也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隐居后的徐世昌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一直关注时局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世昌对政治的关注更加密切。当他听说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曾不无担忧地表示蒋介石“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算数”。1937年，天津沦陷，这年冬天，徐世昌曾经的得意门生金梁、章祲突然造访，劝说徐世昌出山和日本定立“亲善条约”，遭到徐的痛斥。第二年春，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企图约见徐世昌，再次遭到拒绝。1938年冬，徐世昌膀胱癌病重，医生提议让徐转到北京医院进行手术，徐担心路上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第二年6月，八十四岁的徐世昌在忧愤中离世，遵照他的要求，子女们把他安葬在辉县老家，仅竖碑为记。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后的合影

　　　　徐世昌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