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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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4）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入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
明军四路，以西路最为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两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复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来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一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两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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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5）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努尔哈赤所使用的甲胄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克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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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1）
一、 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可是，从此就按兵不动，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此时刻，不够英明，不太聪睿，决策上出了差错，贻误了战机，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给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这时明朝的窘困局面，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费多少代价，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能轻取沈阳、辽阳，可以说是乘胜前进，势如破竹，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畏敌如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勉强凑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开原之陷，损失又逾万数。七月铁岭失陷，八月叶赫被灭，明兵更加怯战思逃。八月底，辽东经略熊廷弼题报辽阳、沈阳情形说：
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冉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五。
熊廷弼后又补充说，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没法运送粮草，致使全军严重缺粮，兵仗器械亦荡然无存，“军无片甲，手无寸铁”。沈阳重镇，能战之兵只有一两千。辽阳要城，残兵两三万，且无甲无马，无将无粮，“可谓无兵”。一向被誉为兵强马壮的辽东军事重镇，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可悲。兵少将缺，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被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实录》卷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