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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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1）
“各守旧业”，是金国汗、贝勒进驻辽东以后对汉民采取的重要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它延续、演变为“民复其业”，对安抚汉民、稳定全国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各守旧业”的“业”，是民间习惯用语，用来称呼“百行百业”、“各行各业”的业，泛指农、工、商等各方面。
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最早的一次，是在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四月初一，即攻下辽阳后第七天，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来的。他下达汗谕说：
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
同年五月初五，第二年七月二十八，第三年四月十二、六月十五，以及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又多次宣布和讲述“各守旧业”政策。从这些汗谕和督堂的告示，表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金汗、贝勒实行各守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佥派力役，而并不是为民着想，让辽民安居乐业，保障他们的田园财产。汗、贝勒拥有精兵十万，能对辽民大肆屠杀，可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尽杀以后，虽能席卷辽民所有财产，掠得大量金银财帛土地房宅，但以后怎么办？抢来之物，能用多久，“瞬时亦尽矣”。民皆杀戮，谁来耕田，谁来建造房屋，谁来贩运货物经商行贾，谁来栽植果树养花种菜，谁来养猪饲羊牧马放牛，米谷从何而出，菜蔬由何而生，棉衣从何而产，肉禽蛋瓜果从何而至，衣布又由何而成，就会如努尔哈赤所说，将辽沈人民的劳动果实——“口粮”，全部丢弃了，而各守旧业，让辽民继续耕田种地，修建房宅，贩运货物，却能获得“长远之利”，能够长期征收国赋私租佥民赴役，永取于民。
清朝兴起史第七章“各守旧业”与“计丁授田”第二，这项政策，保护归顺新汗的汉族地主、官绅和财东的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各守旧业”政策，强调各自保有自己的祖业（如田地、房屋、店铺等）。过去这些田宅为谁所有，今日仍旧物归原主，不得变更。辽东地区，本来贫富已很悬殊，广阔田地，主要为地主霸占，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昔日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金军进驻以后，汉族地主豪绅，既怕新君没收庄田霸占祖产，又怕劳动人民乘机反抗，夺取土地，抗租不纳，惶惶终日，坐卧不安。现在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后金不没收民田，各人保有原来所有的产业，他人不得侵占。这首先是禁止佃农、长工、劳苦农民侵占田土，已经占取的，必须退还田主，尚未占夺的，不准再占。
当时，汉族地主、官绅和富商大贾，不少人死于战乱之中，许多人逃入关内，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田”、“无主之宅”、“无主之谷”和“无主牛马”。仅在辽阳地带，以及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无主之田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亩，与明朝嘉靖年间辽阳五卫、沈阳中卫和金复海盖四卫屯田额数一百九十四万余亩，相差无几，为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军屯总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亩的一半，可见，相当多的汉族官绅地主遗下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和无主财谷”。兼之，此时金军新入，统治还不巩固，八旗官兵主要聚居大城要塞，边远州县，尤其是乡村，戍兵很少，很多屯堡村寨，后金政权的势力还未达到，正是“叛、逃甚多，乱”的形势，这为贫苦人民夺取田地财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农民占耕地主庄田被迫退回原主的直接材料，但下述一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天命六年（1621）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谕令副将刘兴祚说：“查明盖州、海州属下无主谷、草，从速计量，给与我等兵士。”十六日谕佟驸马说：“佟驸马，尔告八游击、二都司：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给与未给饲料之马。此事若不从速料理，无主之阿哈，将擅自卖尽矣。”又谕令新城游击说：“边境各处无主之谷，与其弃之，不如令欲取之人拾取。”《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六。
这三次汗谕，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出现无主之谷、草的地区相当广泛，不只是盖州、海州和新城，而是整个辽东地区。因为，佟驸马是努尔哈赤委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总兵官佟养性，八游击、二都司是进驻辽东以后新任之官，专门具体负责辽民之事，汗命他们清查无主之谷，就是让他们在所有汉民地区进行这一活动，足见出现无主之谷的地区是何等广阔。
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清查，可见，在相当多的州县村屯里，地主富绅或死或逃，许多佃农、雇工、奴仆摆脱了业主、家主和东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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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2）
其三，这些“无主之阿哈”将主人的谷、草占为己有售卖与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致如不从速清查禁止，则将被他们出卖罄尽了，故努尔哈赤在八天之内，连下四谕，责令八游击、二都司赶紧清查和处理。
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1622）正月二十四日金兵进入广宁，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内居民说：“无主之财物、人畜，以及店库所存之金、银、闪缎、蟒缎、帛、布、翠蓝布，各种物品，尔等所得甚多矣！今令尔等拿出，尔等取一半，另一半给予我等之有劳兵士。”《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三。
贫苦农民既能夺取无主之谷，就更有可能占耕死于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庄田，何况这些田地本来就是他们佃种佣耕的，当然不会抛荒不耘，一定会照样耕地种田收割庄稼，只不过是没有主人鞭责催租罢了。
劳动人民的这些反抗行动，打乱了旧统治秩序，破坏了原有制度，引起地主的极端仇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现在，后金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强迫劳动人民将无主田宅退出来，不许再占，帮了汉族地主的忙，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后金汗、贝勒从推行“各守旧业”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从前屈居偏僻山区的小邦之汗努尔哈赤，已经一跃而为辽东的最高统治者，对各行各业都有权支配，有权调拨，可以让拥护新汗之人“各守旧业”，也可以将反金之人祖业全部没收，一切皆由汗安排，辽民俱为汗臣仆。后金辖区，尽系汗土，全为汗民。
其次，汗、贝勒拥有辽东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权，霸占了全部无主田土。汗、贝勒可以迁民分地，可以赏赐臣僚庄田，也可以籍没罪人田产，当然更可以调拨土地，设立汗、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绝之人留下的“无主之田”，皆归汗有。新君可以让逃亡的地主回来以后，根据规定的条件，归顺金汗，手持银钱，向督堂叩首乞求，从而领回自己的府宅、庄田、粮谷，收复旧业。汗、贝勒也可以令无田之民分种无主田土，纳赋服役，听汗驱使。
再次，拉拢汉族地主，为建立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新的满汉统治，提供物质条件。要想统治以汉民为主的辽东，必须依靠和利用汉族上层人物，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区区数万丁的“满洲”，是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的，更不能长期统治下去。而要使汉族地主中的多数能够归顺金国，只靠汗谕的劝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汉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产、府宅、银钱等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保障他们的所有权。“各守旧业”政策，使未逃的汉民地主，能够继续占有祖产，重收租谷，收回丢失被占的田宅财谷，当然会减少他们对新君的不满，促使他们拥护金国的统治。一度逃过河西去往广宁的人，返沈以后，只要投顺新主，也可依凭“各守旧业”政策，交纳一些银钱以后，领回祖业。这样，“各守旧业”政策第一次把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连接起来了，为二者的联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又次，打击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强了拥金地主、官绅的势力。“各守旧业”政策，使降金的官将、豪绅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遗物，确保祖业。但对反金之人，则从重惩办，没收田宅财谷，斩杀家主。这样一来，反金的地主、官僚势力大为削弱，拥金的官将、地主则实力犹存。而且，在这样的威胁利诱之下，有可能促使许多观望犹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当顺民，至少暂时不叛不逃，拥护金国。这就使汗、贝勒有了不少的忠顺臣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金国的统治。
最后，“各守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业主认真经营自己的产业，役使佃农、雇工耕垦已荒之地，修渠开沟，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贝勒实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强使辽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耕田种地，筑造房宅，这对改变当时田园普遍荒芜的局面，是有利的，也为逼令辽民纳赋服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各守旧业”的政策，为后金统治者所想收到的“长远之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各守旧业”是为后金统治者和降金汉民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是奴役劳动人民，特别是束缚贫苦佃农、雇工的政策。从这一点看，它与历代王朝初期推行的“招民复业”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可是，它也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满族贵族成为辽东的新主。因此，“各守旧业”就包含了民族歧视的因素，对反金的汉族地主严加惩处，对降金的地主、官绅则予优待。“各守旧业”的政策，还意味着辽东新主金国汗，承认了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和旧的经营方式，而且还使一些旧制度暂时被冲垮、被打乱的地区恢复了原状。
第二节“计丁授田”
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实行了“计丁授田”政策。这和历代王朝招民垦荒、授民以田，有很多相同地方，与明代辽东的军屯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二十七载，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说：
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征田三十万日，给与我等驻居该处之人马，至于我等之众百姓之田，仍令在我等之地方耕之。尔等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人之田，荒芜者甚多矣，将该荒芜之田，入于我等所取之三十万日田内，亦可足矣。设若不敷，可取自松山堡以东之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地耕之。如此，若仍不足，则可出境耕地。……今年耕种之谷，准其自行收取。吾今计算田亩，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垧，植棉之田一垧，均行给与。尔等勿得隐丁，隐丁，则不能得田矣。嗣后，原为乞丐者，不得乞食，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
第一节 “各守旧业”（3）
同年十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
降谕汉民曰：明年征收兵士之食粮、饲马之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亦同样令种无主之田十万日。
从这两次汗谕，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行“计丁授田”的主要内容。其一，从法例角度说，用来分授的田地，不是有主之田，不是将现存辽民耕种、占有的土田没为官地，用来分配。而是明朝“诸贝勒、大臣、富人”即逃亡、死绝的汉族官绅、地主遗弃的田地，是没有业主的田土，是“无主之田”。其二，这些无主之田，既授予满族兵丁，也分与汉民。已经进入辽沈的八旗官兵，计丁承领无主田地，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亦即辽沈地区的多数汉民，也计丁领地，每丁六垧，五垧种谷，一垧植棉。其三，辽民皆须首报人丁数目，清点编制，不许隐瞒，不得遗漏，均应固定在土地上，按丁承领无主田地，开垦耕耘，不准弃地不耕，四处行走。其四，授予田地，并不是白送，而是为了征收国赋，勒派差役，佥民当兵。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满汉各阶级各阶层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阶级获利甚多，有的阶级则遭害极大，对于降金或不反后金的汉民地主来说，由于用来授予之田，是“无主之田”，不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因而他们的庄田，照旧归他们所有，祖业并未遭到损害。而且，地主富家丁多，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辽东贫富之间，人丁不一，悬殊很大，有的“一户有四、五十丁，或一户有百丁”，而有些户只有一两丁。富人既有自家的老爷、少爷，又有雇佣的工人、家奴和佃农，原有人丁已经不少，开战以来，许多农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