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1589），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特遣“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属实，“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议准升为都督佥事。
这些史料表明，觉昌安、塔克世确是竭尽全力，为明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效劳，在促成姻家阿台惨死的事件中，起了不应该起的可耻的恶劣作用。他俩本来想通过这一活动讨好明朝，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阿台固然被斩，自己却也“并死兵火”，重振祖业的幻想毁于一旦，努尔哈赤家族再次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二、 十三甲兴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死于古勒寨，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固然是一大不幸，然而，如无其他变故，照说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觉昌安父子之死，是为明向导，攻打王杲、阿台而死于战乱之中。王杲、阿台先后为乱三十余年，掳掠人畜，击杀军民，戕官毙吏，为明大患。万历三年（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晋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海西塔山前卫都督王台加授勋衔，特封龙虎将军，二子并进都督佥事。阿台之灭，明帝御皇极门宣辽东大捷，祭告太庙，群臣欢庆。宁远伯李成梁岁加禄米一百石，荫一子为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巡抚兼右佥都御史周咏升总督兼右都御史，总督吴兑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周咏、吴兑还各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巡抚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辽海东宁参政张崇功升按察使，开元兵备佥事靖四方进右参议。大学士亦缘功奖赏，元辅张居正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次辅张四维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从征官兵，亦各赏银币。觉昌安、塔克世既向导有功，而且“有殉国忠”，理应得获重奖，海西酋长王台可封龙虎将军，二子荣授都督佥事，觉昌安的子孙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职，领取奖银，至少也可当个都指挥乃至都督佥事。如果这样办理，努尔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赏擢升和支持，他们几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便可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称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可喜图景并未出现，相反，努尔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险遭灭门之祸。
第三节 癸未起兵（4）
《武皇帝实录》卷一，对努尔哈赤家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曰：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边臣曰：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终怀恨不服。《武皇帝实录》的这段叙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谓“诏下”，“给都督敕书”，等等，并无其事，叫场、塔失当时还是人微资浅，其名未能载于奏疏上达帝君，亦无授予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后努尔哈赤才因功、因势、因祖和父“殉国忠”而由都指挥进封都督佥事。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努尔哈赤一家处境的表述，还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第一，它载明努尔哈赤得罪了明朝边臣，栽下了祸根。当时，辽东大捷，强“酋”就擒，明朝君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蔑视“东夷”。在这样的气氛下，明边臣承认是“误杀”，送回叫场、塔失之尸，给予敕书、马匹，允许努尔哈赤袭封都指挥，这对天朝大帅来说，算是念其向导之功，从优奖赏，恩赐够为隆重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小小女真努尔哈赤，竟然要求执送尼康外郎（又写为尼堪外兰），以报杀害父、祖之仇。
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努尔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误会，还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为，总是死于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报，有何颜面生于世间。但是天朝“圣皇帝”威严无比，辽东守臣，“自视其身，如在霄汉”，直到三十一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时，致书辽东巡抚郭光复，仍尊郭为“地方之主”，比为“太阳”，自居阿哈。这样贵贱悬殊强弱显异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长努尔哈赤，他敢向明帝索报父仇吗？那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屈于威势，置父仇不顾，而谄事明帝，图求个人安乐，升官晋爵，当一个不孝之子无耻之男，还是不畏强暴，挺身而起，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阵，浴血奋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做一个有血性、有骨气、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笃孝的义子？或者是既要牢记大恨，誓死报仇，又要讲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时，暂时克制，不把矛头指向明朝，而将怒火引及次要之敌，一则略释心头之恨，二则尽可能地避免明廷的敌视，从而蓄积力量，待机而动？刚毅聪睿的努尔哈赤采取了第三种方针，向明朝讨索仇人尼康外郎。不料，这一正当的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他们视为无理取闹，严词训斥，一口拒绝了。真是，祸不单行，父、祖既死，又开罪于明帅，不仅得不到天朝的恩赐和支持，反将受其打击迫害，努尔哈赤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第二，敌人引明为助，乘机威逼归服。尼康外郎之名，明、朝文献未载，难知其详，据《武皇帝实录》等书，他乃苏苏河部内的秃隆城主（《满洲实录》记为图伦城主），即建州左卫一个候袭官职的头人。尼康与明将关系密切，为李成梁引路，击灭阿台有功。他又曾向抚顺游击献谗，责治苏苏河部撤儿湖城酋长瓜喇。尼康原来的势力并不大，部众不多，观其后来屡逃，不敢与努尔哈赤交锋，即系明证。但是尼康向导有功，努尔哈赤又为明臣所厌，因此明将气势汹汹地对努尔哈赤宣称：“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武皇帝实录》卷一。寥寥数言，震动极大。当时，王杲父子齐遭斩杀，同死者三四千人，建州各部酋长伤亡不少，叫场、塔失双双丧命，另一强“酋”王兀堂亦惨败遁逃，“建州部益弱”，明威大振，“东夷震慑”。在这样形势下，明臣的讲话，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说要为尼康筑城，要让尼康主管建州女真，谁能怀疑，谁敢抗命，一下子就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乘机“又迫太祖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又是一大威胁。
从永乐三年（1405）猛哥帖木尔第一次入京朝贡受封指挥使，到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父子去世，在这一百七十九年里，努尔哈赤家族历经盛衰，三起三落，遭受了三次大灾难，而尤以最近父、祖冤死，祸害更为严重。宣德八年（1433），虽然猛哥帖木尔及长子阿谷死于“七姓野人”之手，董山与母被掳，家财尽丧，损失不为不大，但毕竟是因忠于明朝而遭难，明帝特予优待，立即敕令“野人女真”归还人畜财帛，升凡察为都督佥事，不久又授董山为指挥使，连续晋升至右都督，袭父故职，掌建州左卫，凡察掌建州右卫。正是由于明帝的擢用和支持，董山才能由一个孤苦幼童一跃而为“雄长诸夷”的强酋，重振父业，名扬各部。成化三年（1467），董山因乱被斩，明军攻剿三卫，杀掠人畜，为害甚烈，但董山业已称雄多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余势犹盛，故不到两年，其子脱罗“悔过来朝”，明帝即令袭封都指挥同知，掌左卫，随即晋为都督，家道又复中兴。这次觉昌安之死，却形势迥异了。觉昌安、塔克世仅系普通酋长，官衔不尊，业绩不显，部众不多，牲畜不旺，器仗较少，努尔哈赤弟兄得到的遗产寥寥无几，史载只有遗甲十三副。兼之，明朝边臣恼怒，支持仇人尼康，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局面的险恶，灾难的深重，远逾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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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癸未起兵（5）
尽管身陷绝境，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却没有被敌人吓倒，坚决不向尼康屈服。他不顾寡不敌众、强弱悬殊的恶劣形势，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率领少数人马，猛攻秃隆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三甲起兵”。
第四节 削平各部（1）
一、 群雄争长
清太祖努尔哈赤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当时的女真各部是什么样的局面？这是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兴亡的重要问题，不能正确观察、掌握形势，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便难以战胜敌人，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非常聪明，十分重视，判断异常准确，收效也特别显著。
《满洲实录》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译为汉文如下：
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满洲实录》将万历年间的女真分为“满洲国”、“东海”、“呼伦国”三大系统，“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女真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以住居黑龙江流域而得名）。
建州女真内部，陆续演变为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鸭绿江部、纳殷部、朱舍里部，等等。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浑河部包括杭嘉、栋嘉、扎库穆、兆嘉、巴尔达、贝欢等寨。由于王杲、阿台、阿海大败被杀，王兀堂重创溃逃销声匿迹，建州女真各部实力大损，一般都是人丁稀少、甲杖不全，尚未出现一个智勇双全、兵强马壮、威震各部的新首领。才虽平庸，势虽不盛，可各部之长却互不相下，称王争雄，甚至骨肉相残，干戈时起。栋鄂部诸酋长曾经###商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