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还死心塌地做那大清的平西王，竭尽全力剿杀南明，其凶、狠、坚、硬，皆令人叹服也。唉，原来一个人是可以变化这么大的，难怪有人说，这世上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了。
先把三藩逐个看（2）
如果说清人入关靠的是当时东亚军事界的“梦之队”——满洲铁骑（确切说是满蒙铁骑）的话，那后来*华夏大地抗清之火的中流砥柱，就是先后降附的汉军了，而吴三桂便是那柱中柱。
不管追剿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以及其他抗清武装，西北、西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辽阔大地上，无处不见平西王吴三桂那立马横刀的伟岸雄姿，特别是攻灭南明最后一个永历政权时，他更是居功至伟，首功一件呢。
最后逃入缅甸的永历帝朱由榔，就是被吴三桂索回并绞杀的，南明抗清擎天柱李定国跟着也忧愤而死，华夏大地抗清之火至此（1662）基本熄灭；待到两年后残存的夔东十三家败亡，全灭也。
征战终于结束，立此大功，怎能不受主子的奖赏？康熙元年（1662）六月，清廷正式晋封吴三桂为亲王。
大清最高的爵位，按规定，只有宗室积大功者方才能得，可他吴三桂，一个汉人竟破天荒享受这等崇高的荣誉，实在令人仰慕！要知道，有清三百年（包括后金），总共也才两个汉人有过此殊荣，另一个还在他后面。
还有实的呢。云贵大地尽在其脚下，军事财政皆归其所有，不仅是朝廷的亲王，更是货真价实的云贵王。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再一次改变其命运的根本之所在。
有关吴三桂奇诡人生的最后一段，咱们先放一放，卖个关子，先来说说那其余的二藩吧。
话说有清三百年，汉人被封为王的只有五人，吴三桂便是其中之一，孙可望（见《摄政卷》）也算一个，其他三人则是大名鼎鼎的“三顺王”了，前文已多次提及，这里再次隆重推介一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与“智顺王”尚可喜。后者就是老吴之外那个仅有的汉人亲王了。
要说他们仨投靠新主子后，功绩比不上吴三桂，但也卓著得很呢，特别是坚决贯彻执行了清廷“以汉制汉”政策，为*南方“乱党”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顺治六年（1649），“三顺王”们改了封号。孔有德做了定南王，出征广西，顺治九年（1652）被李定国围困于桂林，*而亡，因无子承袭，爵除，后女婿孙延龄据广西加入了三藩之乱。
尚可喜作了平南王，随大军再征两广，后镇守广东二十余载；耿仲明作了靖南王，南下途中因部下隐匿逃人畏罪自杀，其子耿继茂袭爵镇守福建，病死后孙子耿精忠再袭了爵位。这两支加上吴三桂，便被时人合称为清初“三藩”。
且说这孔有德三人，投清后忠贞度绝对高于吴三桂，死心塌地得很。孔有德战败自杀，耿仲明因部下犯法畏罪自尽，都是喜欢自行了断的主；后尚可喜也是坚决抵抗吴三桂起义的，只是最后被儿子软禁，古稀之年忧愤而死。三人一个字，“忠”。
虽然他们的民族气节令人唾弃，但他们能够甘心为异族而死，却不愿忠于本民族之举，也由不得不让人深思呀。大明之亡需要检讨的东西多矣。
走狗迟早要被烹
南方抗清之火扑灭后，三藩们征战沙场二三十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汗马功劳在手，又封疆裂土一方，朝廷倚为镇守南方的基石，荣华富贵哪能不滚滚而来，享用不尽呢？
他们是为数极少的真正能与满洲贵族比肩的汉人，尤其吴三桂，都是最高级别的亲王了（尚可喜大乱爆发后才是），实力又最强，权势俨然已进入帝国最高阶层，够令人叹为观止的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人呀，毕竟不是机器，大半生连轴转下来，也该停一停休整休整了。孔有德、耿仲明没赶上，吴三桂、尚可喜身体还倍儿棒，之后尽情享受他们开国王爷、封疆大吏的幸福生活去了。耿精忠？第三代的小字辈了，三十岁左右，年轻得很，生活之状况，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是不是就应该这样美好下去呢？有人想，有人却不愿意，当政的满洲贵族岂能放心得下？
历代开国之初，立威疆场手握兵权的功臣们，都是帝王严防死守的重点，为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嘛，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当然害怕他们也照葫芦画瓢学了去。于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地上演着。除了刘秀、赵匡胤等少数手腕高明之主，君臣之间无不是两个字，“杀”与“血”。
何况这些兵权在握的功臣，又是他族分子呢？作为被征服且需要最严加防范民族的一员，朝廷要不常惦记惦记他们，倒还怪了，不正常了。
所以康熙拿下鳌拜亲了政后，便把处理三藩问题作为第一要务，从维护满洲贵族统治、大清安定团结的角度看，一点都没有错。不管三藩们有没有谋反之心，是否蠢蠢欲动，隐患总是有一点的吧，还是妥善解决为好。
毕竟他们要地盘有地盘，南方云、贵、两广、福建数省呢；要兵马有兵马，还是经历过无数次风雨考验的呢；要反心好像也有，他们可是才统治不久的、内心还有点不甘心的、又比主体民族人数多了好多倍的汉人中的一员呢（其实完全不然）。
关键是何时解决、怎么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就需要考验当政者特别是最高领袖康熙的水平了。是“雄”还是“熊”，拉出来，真刀真枪下见高低，光吹牛皮可不行。
可咱们的康大帝又是怎么做的呢？唉，简直就是崇祯的翻版，无论性格上还是手腕上都是如出一辙，只是幸运指数不同罢了。
虽然即位之初同样面临权臣问题，解决后又有更大问题在那儿等着，但崇祯的形势要更严峻，任务要更繁重，也就更加棘手难搞一些。
不像康熙，崇祯接手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要处理的矛盾和问题实在太多。当务之急，外有满洲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来起义，他一个都怠慢不得；再看康大帝，面临的只是个需要解决却又可以从长计议的事儿。不过结果都一样，一心想把事干好，到头来却是一笔糊涂账。
不要说具体事宜的处理了，大方向先就搞错了，你说这事还能办得漂亮吗？崇祯他老人家始终未能把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搞清楚，终被两线作战的泥潭淹没，而咱们的康大帝，却忘记了历史上已用无数经验教训浇灌筑就的“戒争用忍”的人生警示，急吼吼地上路，每一步又那么轻率浮躁，怎能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事后还文过饰非。什么《圣祖实录》之类，出于对伟大圣君的爱和对乱臣贼子的恨，把那所有的脏水都往老吴的身上泼，所有的屎盆子都向老吴的头上扣，反正他已经脏过了，也不怕脏得更厉害些。
封疆之内专擅大权、惟我独尊；广殖货财、崇奢纵欲；一己之私、边疆构衅；轻财好士、广收人心；蓄养甲兵、整军经武；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他吴三桂早已包藏祸心，谋反在即了。
多亏圣祖英武，明察秋毫，雄健威猛，果敢凌厉，早发现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仅及时揭露吴三桂们谋反的真相，还坚决将其一网打尽，不留后患，为大清王朝的和谐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创造了更佳的环境，功在千秋，泽被后世啊。
再加上有些后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不仅随声附和，还添点油加点醋，于是一个很简单很明了的事就这样被搅和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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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想过要叛乱（1）
看那三藩，尤其吴三桂，哪是什么有大志向大出息的人，更非胸怀国家民族、有高尚情操者。能够拥有现在的一切，再理想不过了，充其量也就想同明代镇守云南的沐英家族一样，在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中，受着中央王朝管，却把子孙代代继。
没有熬到做三藩之一的定南王孔有德，顺治时就已两次上疏，请求北归安享余生了；只是南方*抗清斗争依然艰巨，朝廷没有同意，结果就在最后一次上疏的那年，被李定国败困于桂林，城破*而亡。
平南王尚可喜，顺治时也两次申请北归而不得，以后不要说大乱前，就是乱中也坚决不反，对大清一直忠贞有加，赤诚一片。反的是他儿子尚之信，且根子还在康熙身上（以后再讲）。
靖南王耿仲明与儿子耿继茂早已逝去，孙子耿精忠乱前两年（1671）才承袭爵位，要是早看到反相不是扯淡，还能扯什么呢？
再看吴三桂，以后大乱的核心人物，如果就指认其谋反的一件又一件被润色得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加以反驳，不累死才怪，且也没这个必要。事实面前，只要不带有色眼镜，大体看一下便知。
老吴真要反，当年扑灭南明绞杀永历帝时（1662），才是最佳时机。功业辉煌到了极点，人气极端高涨，声望攀至巅峰；手下都是跟着他西讨南征、百战锤炼过的主儿，兵精将勇；更难得的是，战争的尘迹还未洗尽，锋芒还未有丝毫销蚀，仍保持着骁勇威猛的惯性。
就老吴个人来说，年龄刚届五十，身体健康，精力仍然充沛，领袖水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皆处巅峰期，远非十一年后垂垂老矣时可比。综合一看，帅、将、兵，皆处顶峰也。
相反，大清这一头，正值新老君主交替之际，咱们的康大帝也才八岁，四大臣帮着辅政，虽说朝政稳健，根基牢固，但总比国家历经战后九年（从夔东十三家败亡算起）休养整顿，根基进一步打牢，且康熙已经亲政、正值年富力强时差些吧。这样此消彼长，形势变化就大了。
可他老吴哪有什么反心，一心只想舒舒服服做他的亲王兼云贵王呢。问题是你想，别人不干。反过来，你还得经常把心提着点，生怕做错了什么。
于是，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便处在了一个很有趣的相持平衡阶段。表面上，君臣和睦，俨如一家，彼此毫无芥蒂；私下里，又各怀心事，互相猜忌，暗中较着劲。
朝廷严防吴三桂势大甚至谋反，威胁大清统治，处心积虑想削弱乃至剪除他；而吴三桂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用尽一切办法想打消朝廷的疑虑，同时欲世代守着云贵，担心朝廷不履行诺言，撤其藩地。
双方你来我往，明和睦、暗斗法，不知有多少回合。大体上乱前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朝廷举措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康熙亲政前的四辅臣时代（1661—1669），采取拉与打、放与制相辅相成的稳健之策。一方面，对整个三藩，不仅对吴三桂，百般笼络，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广袤之地，严防大陆抗清之火死灰复燃，以及对付海上台湾郑氏及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土司。
另一方面，时不时用一下杀威棒，敲打敲打他们，尤其对吴三桂，从而逐渐削夺其权力。比如把吴三桂的心腹爱将们调离云贵，异地任用；对其精心建置的忠勇、义勇两营来个釜底抽薪；等等。当然，做得肯定会柔和一些，总得让老吴有台阶下吧。
啥时想过要叛乱（2）
你还别说，这一招还真不错，效果很显著，朝廷越来越占据了上风。毕竟位置不一样，只要你措施不过激，不把三藩特别是吴三桂逼反，后者终归是臣下，还是只能被动接招的。
再来看看老吴又是怎么接招的。你不是担心俺有兵马吗，好吧，俺就裁个五千来人给你看看；你不是害怕俺权力过大吗，好吧，俺就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并交出用*。
有人认为吴三桂是欲擒故纵，不足为信。太高看老吴了吧？不错，他的基础仍在，不然以后也造不成反，但年复一年下去总有枝不繁叶不茂、触及根本的时候，他老吴不会不知道这个理吧？但这么多年依然老办法照旧，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吴三桂到底有多少无奈与反心了。
如果朝廷就这样稳健下去，和平解决三藩应该不是问题。也许吴三桂这一代不行，毕竟是他自己打的“江山”， 根深叶茂，坐得当然更稳当些，但人总在老去，你看后来的结果，就是不反，吴三桂又能活几年？
待下一代上来，威望、实力、根基什么的，可就差多了，解决也更方便些；要是还有下下代，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事物的发展哪有想得那么好？康熙时代正式开始（1669）后，当朝政策便迅速改变了。告别了稳健，迎来了冒进，三藩之局很快动荡起来，和平解决之路渐行渐远，铁血之决马上来到，短短四年，战争便爆发了。
从大顺军余部李来享等夔东十三家于1664年败没起，安定不到十年的国家与民众，再一次卷入血与火的狂暴之中，其规模之大、破坏之巨、国难之重、民创之深，比起大清入关后的战争与杀戮，又差了几许？
而这，人们往往把责任推给了吴三桂们，实则康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的意气用事，草率轻狂，才挑起了战争。吴三桂即使处于最佳时机亦无反心，十一年（1662—1673）下来，就是到了康熙一再放出手段时，起初也还是没有谋反之意的；只是后来被逼得实在无路可退了，底线被完全突破，才反戈一击，发动了所谓的“三藩之乱”。
比如康熙十一年（1672），也就是大乱前一年，当吴三桂举办六十大寿庆典时，朝廷准许他在京实为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偕妻与子世б煌蠢ッ髯Ｊ佟２凰愣嗔瞬黄鸬氖掳桑匆美衔飧咝酥良孕母姑撬担骸翱杉⒉灰晌遥忝瞧绞币欢ㄒ咏魃餍！保ㄋ镄瘛镀轿饴肌罚┌Γ鲋凶涛叮闹档猛嫖叮�
需要声明的是，这样讲绝不是同情吴三桂，更不是为其奇诡背叛史翻案，只是觉得历史就是历史，绝不能为了某种目的，任意揉捏把玩，甚至曲意篡改之。怎么，难道他康大帝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再愚蠢的事到了他头上，都变得伟大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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