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被崇祯拿下后，洪承畴与卢象升开始负责陕西剿贼事宜。两人虽然以杀人盈野闻名天下，但“流寇”四起，杀了一个，又冒出了十个。两个人虽然殚精竭虑，但也只是稍稍稳住陕西形势而已。过不久，河南“盗贼”蜂起，接着就是山西，总之，各地纷纷以“起义”的名义开始与大明帝国对抗。
帝国内部，“刁民”惹事；帝国外部，满洲人也不安分，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满洲铁骑像鬼一样出现在长城内。兵部尚书张凤翼咬着牙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与满洲人交战。但是，一战而败，再战再败，三战三败。张凤翼慌得只好选择喝药，据说是每天服用少量大黄。当该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掠夺完毕退出长城后，张凤翼也退出了人间。其实，他即使不死，也不能逃避下狱论死的结局。同时自杀的还有与此次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
兵部尚书张凤翼一死，朝中已无一位大臣可担此重任。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人可以担当，也不会担当。崇祯皇帝的多疑与焦急让主掌兵事的官员恨不得把兵部这一扎眼的部门撤除。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了杨鹤，他想起这位失败者并不是因为他想用，而是这个失败者还有个儿子，已任宣大山西总督两年的杨嗣昌。
此时，杨鹤已死去一年，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根本顾不得当时惯例，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是孝子，人所共知。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最后，他略带“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大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其内心的激动。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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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2）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在没有消灭“流寇”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在他看来，所谓收复已经失去的辽土，不过是几个傻子在说疯话。早在崇祯五年（1632年），他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谈‘复辽’称为时尚，但这时尚早已经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启初年还尚可，那个时候如果能复辽也就复了，但如今到处都在用兵，复兴辽东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他站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时间，大明朝的武将们用尽浑身力量也解决不了“流寇”和满洲人问题，他们东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杨嗣昌给了他们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义，那么，应该这样来做。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个聋子叫周元忠的去沈阳找皇太极，周元忠到达沈阳是该年四月初四，当时，皇太极正在外面打仗，周远忠并没有见到皇太极，但清朝的大学士希福却对周元忠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讲和之举，否则夏秋间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杨嗣昌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并建议关宁五万兵马撤回关门去剿灭“刁民”。但崇祯皇帝犹豫了，他把皮球踢给了边臣，让他们决定是否答应皇太极的条件。皇太极的条件在平时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其实并不苛刻。他无非是想要明朝给自己点钱花。杨嗣昌见崇祯皇帝居然不做决定，十分着急。果然，崇祯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愤怒，他们直接指向杨嗣昌，弹劾他，认为他是奸臣，顺势推出奸臣正在卖国。
杨嗣昌冷冷对道：“当初张凤翼死时，诸位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坐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因为你们都害怕见到生灵涂炭，但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你们却跳出来帮助此情况的发生。皇上英明，当以慧眼识之。”
崇祯皇帝立即睁眼，打击了弹劾杨嗣昌的官僚，并提杨为东阁大学士。他本以为有了这一官衔和权力，与清军的议和会进展顺利得多。但他错了，首先跳出来攻击他的就是以右中允黄道周为首的东林党。八年前，袁崇焕也与皇太极议和，他们支持。八年后，他们对同一举动却进行了否定乃至打压。
黄道周一天连上三疏攻击杨嗣昌丧服未满不应入阁，又驳他给满洲人银子是千古罪人。杨嗣昌大怒，向崇祯告状，崇祯将黄道周贬出了朝廷。黄道周虽然离开了朝廷，但他的伙计们却仍旧攻击杨嗣昌。在正面攻击得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又捏造了一些谣言来中伤杨嗣昌。
杨嗣昌就仿佛是坐在一个大熔炉上，他感觉到危机四起，因为那些谣言把他传成了投降辱国的罪人。崇祯这个时候也不想帮杨嗣昌了，这个爱面子的皇帝很担心自己一旦出来帮杨嗣昌会被臣子们骂成卖国贼。
于是，皇太极所要求的银子并没有送去，该年九月，皇太极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崇祯把一直反对杨嗣昌与清军议和的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是明帝国一位难得的内战专家，他靠镇压农民武装发家，崇祯四年（1631年）升为按察使。在皇太极此次入侵前，崇祯皇帝召见他，问他有何良策。他说：“我只会打仗。”崇祯就让他去打仗，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对他极为不满的杨嗣昌分了他的兵，他才在巨鹿被清军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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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3）
崇祯慌乱之下，急调正在剿“刁民”的洪承畴、孙传庭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杨嗣昌的议和计划由此失败，而等着他的是农民武装。
杨督师之死（1）
由于中原洪承畴、孙传庭的兵力全都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崇祯皇帝又没有及时向中原回防，致使中原空虚。一时间，在湖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并且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喜欢把人往监狱送的崇祯立即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倒不如称为笨熊，如果不是洪承畴与孙传庭以及左良玉在中原，胆小懦弱的他就被扔进监狱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想到了推荐过熊文灿的杨嗣昌。杨嗣昌也明白这个道理，自己推荐的人出现了问题，自己肯定要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要他亲自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当初，杨嗣昌提出的“安内”现在就需要他自己来亲自实现了。
杨嗣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预见到任何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在他面前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他是必须要去“安内”的；第二，现在提“安内”似乎有些晚了；第三，他此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因为即使不被农民武装打死，也会被朝臣们骂死。首先是农民武装开始蓬勃发展，其次是他推荐的笨熊失败，最后，他当初曾主张增加的剿饷、练饷招来朝野上下许多人的反对。这一切都让他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很久。于是，头脑清醒的他不等崇祯开口，就主动要去湖广，代替熊文灿那只大笨熊督师。
早先他刚与崇祯见面时，他就提出了增加剿饷、练饷、增兵事宜。事实上，他增兵增饷是为了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他当时就向崇祯保证，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杨嗣昌是个人才，一年后，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造反大军已扑剪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了了。
但是，也只有他自己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前提条件是与满洲人议和成功。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满洲人的议和并没有成功。当皇太极挥师南下，崇祯皇帝把中原大半兵力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顺理成章地破碎了。
但是，崇祯皇帝似乎还不知道杨嗣昌理想的破碎，他在与杨嗣昌探讨“安内”的方法时，杨嗣昌只能凭借想象了，第一，对李自成部要用离间，第二，布置兵饷运输，第三，希望他能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以鼓舞士气。
最后，他决定把督府设在襄阳，然后又重申对满洲人还是以招抚为上策。虽然，他知道此时的满洲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要大明的银子了。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崇祯听，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活着就应该把正确的方法传授给皇上。
该年九月初六，崇祯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他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当杨嗣昌读完这首诗，他几乎想哭出来，“盐梅”是调味之品，喻指整治国家所需之贤才。崇祯的意思太明显了，希望他能马到成功。
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这一调味品是苦的。
二十多天后，他到了襄阳，第二天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他的思路很清晰，在各路农民武装中，张献忠最难对付。为了全力对付张献忠，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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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督师之死（2）
张献忠立即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气得死去活来，三钱银子就想买自己的脑袋，自己也太贱了。虽然他也知道，张献忠的人不可能取了他脑袋，但在这种心理较量中，杨嗣昌觉得自己吃亏了。
张献忠喜欢领着队伍乱跑，大概是他经常给官兵追着跑，所以，经历了大江大浪的他跑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了。杨嗣昌在襄阳督师的半年时间里，张献忠就领着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上川。
张献忠本以为自己是在耍弄杨嗣昌，谁想到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七日，他被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在玛瑙山，几乎全军覆没。但就在他逃出去的时候，计划中应该追击的左良玉并没有追击。
事实上，这都是杨嗣昌的错。当初他向崇祯皇帝请为左良玉“平贼将军”，屡屡请示下，崇祯终于答应了他，正准备要发出将军印时，杨嗣昌觉得左良玉这厮屡违节制，就又向朝廷建议封另一位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可玛瑙山大捷后，杨嗣昌又觉得贺人龙这个人也不怎样，就告诉他须再等候成命。贺人龙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