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陕北军区于1949年下半年调集3个团，在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主要股匪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部展开3次连续清剿，至1950年6月，终于将上述股匪歼灭于内蒙古东乌审地区。至此，陕西地区除川陕甘边尚有小部股匪活动外，主要股匪基本被肃清。
甘肃省剿匪。该省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仇杀事件。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民团”，疯狂围攻县乡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第4军第11、第12师及骑兵团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入匪患严重的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在土墩、牛头墩地区歼灭马保、马八娃、马英贵股匪千余人。1950年5月，匪首马云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由四川窜回平凉，在化平（今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区纠集地主恶霸和惯匪，拼凑起2个旅、19个团，加上被裹胁的群众，共万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在平凉、西吉、海原同时举行暴动。为迅速平息匪徒暴乱，西北军区于5月23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进剿部队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应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应注意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并指示各进剿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甘肃省委和甘肃军区组成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骑兵旅、回族骑兵团和警备第2团等部，进至平凉地区清剿。至7月底，将叛乱股匪歼灭，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以下1200余人。在此期间，第4军平息了临夏股匪暴乱，歼灭股匪2000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地区的第3军，对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股匪发起29次围剿，剿灭匪特2100余人。
宁夏剿匪。1950年初，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骑兵第6师一部，在三边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同心县西南的武当、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作恶的“贺兰剿共总部”、“仁义军”等股匪展开进剿。至3月下旬，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匪首张廷芝。3月，宁夏军区又集中3个多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贺兰山区对股匪郭栓子部展开围剿。经过艰苦奋战，于11月将宁夏地区危害最大的股匪全歼，生俘自称“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
青海省剿匪。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共约6万人，成为西北地区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暴乱，歼匪4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化隆成立“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人民解放军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进剿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匪首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1000余人被迫投降。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在国民党特务项谦操纵下，纠集匪特2000人，裹胁群众6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错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军队，更加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1军1952年4月1日，以3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全歼项匪之任务。”13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力，从5月开始，经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匪首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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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大剿匪（10）
新疆剿匪。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斯满、贾尼木汗、乐博斯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万余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支，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消灭乌斯满匪徒。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人民解放军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万余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2次进剿，在2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投降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万余人，取得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人民解放军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000余公里，歼股匪近7000人，解救全部被土匪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从1951年9月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刹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疆清剿大股土匪工作基本结束，共歼匪特万余人，解救被裹胁557人和群众约11万人。
大部股匪基本被歼灭以后，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952年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伊尔…12型运输机5架），共计126个连，约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1953年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32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3月23日，各进剿部队按计划向预定地区挺进，27日，各部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28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连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望###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据此，西北军区于29日调整了剿匪部署。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进剿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匪首马良，击毙台湾空投特务高尚俭。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300余人，基本肃清边沿地区的股匪。
到1953年7月，西北全境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整个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共剿灭匪特万余人，缴药各种火炮80余门、各种枪万余支。
从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时候起，至1953年，历时4年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共歼灭匪特武装27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468门、各种枪178万余支。至此，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的迷梦。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新的卓著战功。剿匪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正确地贯彻剿匪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和政府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下，英勇善战与艰苦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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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息西藏叛乱（1）
西藏武装叛乱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绝非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1951年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协议”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上层人士的热烈支持和欢迎，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先后表示拥护协议。但是，一心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反华势力却极力仇视这一协议。协议签订不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蓄意进行破坏，妄图加以撕毁。
1952年，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趁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立足未稳，粮食供应严重困难之机大做反对协议的文章，暗中支持伪“人民会议”进行非法活动，叫嚷“解放军滚出西藏”，围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驻地，并准备发动武装骚乱，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西藏，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经中央驻西藏代表提出严正要求，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也作了应变的准备，最后，###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人民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这次流产的伪“人民会议”事件实际上是西藏上层反动派阴谋策划叛乱的一次预演。从此，伪“人民会议”的一些骨干分子从公开转入隐蔽，继续干非法活动。
1957年5月，他们在拉萨又建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958年，青海、甘肃藏区也发生武装叛乱。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叛乱分子纷纷窜入西藏。这些叛乱分子在“四水六岗”的统一组织下，暗地酝酿在西藏进行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叛乱分子狼狈为奸。他们在支持和参与各种叛乱活动的同时，积极扩充藏军，使藏军的人数由1951年的1400多人，增加到1959年3月的3000多人，并不断从国外运进武器弹药，装备藏军，使藏军成了叛乱活动的骨干力量。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将各处发生的武装叛乱情况及时向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通报，要他们负起责任，平息叛乱，并防止叛乱的再次发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把中央仁至义尽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散布“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平叛”，“他们不敢动一下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等等。他们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其暗中给叛乱分子充实人员、武器，纵容、支持、鼓励叛乱。当叛乱武装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外国势力会给予有力支持，条件已经成熟时，便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喇嘛准备到西藏军区看戏之机，挑起事端。2月7日，###喇嘛主动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负责同志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尔后他又确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戏。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都是知道的。西藏工委和军区为此次演出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喇嘛的副长官帕拉·土登维登等人，却利用此事阴谋发动叛乱，并挟持###喇嘛出逃。
柳霞等人的预谋是，先向###喇嘛灌输汉人要消灭宗教、杀活佛的“消息”，使达喇嘛产生恐惧心理而自动设法逃走。若此种办法不能奏效，则在拉萨搞起骚乱，利用骚乱活动使驻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自卫的机会，采用强制的手段，把###喇嘛弄走。
3月9日晚上，朗子辖（拉萨市旧政府）的墨本（市长），根据噶厦的指示，向拉萨市民煽动说：###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会上毒死###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