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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品构思很认真，但是由于受###的束缚，创作时总是战战兢兢，写起来很不顺利。为了节约时间，我和王兆###师采取了大家讨论完的框架，由我口述，王老师笔录，有争议的地方，停下来讨论，然后继续下去。这样写作，往往事半功倍，后来我们写作就沿用这种办法。经过四天苦熬，终于拿出了“摇头书记”的初稿，名为《战歌嘹亮》。
《战歌嘹亮》这个段子，是我一生创作中，最违心写作的节目。我和唐杰忠排演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排练总不顺利，老唐的词儿和战歌的调门老记不住。排练后先在县城剧院演出，我感到效果不如第一次在桃源演出那么强烈。接着，县委书记和文化局局长陪我们去桃源纺织厂慰问演出。这个纺织厂有职工、家属一万余人，在广场搭台演出。观众热情洋溢，寄予厚望。那天，我们偏偏不争气，老唐唱战歌找不到调门，我也慌了手脚，两人草草演完“摇头书记”一段，为了补救，又演了其他两三个小段子匆匆收兵。后台休息时，我正在发愣，忽听到县委刘书记和王老师在嘀咕：“我感到这个节目没有《老青年》好，为什么硬要写一个摇头书记呢？”
王老师解释：“这是上面交的任务，非写路线斗争不可，不然，他们回去交不了差。”
刘书记忧心忡忡地说：“你给马团长说说，我总认为，少写政治上的东西为好。”
我感到一阵阵发冷，心里不是滋味。
回到北京，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之际，部里、总团听了汇报演出之后，部里的一个负责人说：“这个节目，加加工还是可以的。中央文化组有指示：‘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每一场晚会就是一场战斗，每一个节目就是射向邓小平的一颗子弹！’这样吧，明天，你们演员参加再汇报，我、总团负责人，另外再找几个人，大家集体研究，认真修改！”
引起风波的《战歌嘹亮》（2）
第二天，在总团负责人办公室，我和老唐又去汇报。逐段汇报。因为我们只是写“等、靠、要”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刚说了几句，部里负责人一挥手：“这里停停！这个地方，太含蓄了，你得点名，就点邓小平的名嘛！”我们一听，这怎么改？兴修水利与邓小平有什么关系？
“文艺作品嘛，怕什么呢？这地方点名！后面可以含蓄一些，还保留了他的党籍嘛！”这位部领导非常坚决。
一句一句往下说，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因为节目骨架不好改，这位“领导大人”就是主意多：“开头加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结尾把‘摇头书记’安上一个‘小平头’，让‘摇头书记’哭。”
最后，“领导大人”又得意地嘿嘿笑，说：“这种‘底’，似是而非的，让他（指邓小平）去想，让观众去想，很好！为突出战斗力，题目就改为《战歌嘹亮》吧。”
改！
写过那么多节目，可我从未见广播局的一把手，能这么具体，亲手指导，一字一句，修改节目。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关照”的作品，获奖百分百。当年七月初，“全国曲艺汇演”，它果然成为“优秀节目”，而且《人民戏剧》立刻发表了。
一年以后，总团和广播电视局开展清查运动，检查执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错误。这件作品重新被提起来，有人说：马季曾投靠“四人帮”，《战歌嘹亮》就是例子！
风声传到我的耳朵里，真是有苦说不出。
说我这个段子写错了，没话可说，因为奉命而作。上面错了，我也错了。但说投靠谁谁谁了，太牵强！于是，在广播电视局批判那位“负责人”的大会上。我把这个节目的产生、演出的经过，说得明明白白。这世界上的人们就是奇怪，你越说真话，就有人越是不信。可我的性格决定，我不说假话！
事情还没有完，人们还在继续怀疑。这个时候，有好心人提醒我说：“能找到原稿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马上去找原稿。我写作有个习惯，改过一稿，就把前稿扔掉、毁掉。自己肯定没有原稿了。打电话给王兆元，谢天谢地，他还留着！他说：“你可以把我们当初创作的原稿给他们看，‘批邓’的内容不是我们的原意。”
他立刻将原稿给我寄来，我交到部里，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在这段时间我创作了《友谊颂》、《海燕》、《战歌嘹亮》等在当时来说很流行的相声段子。我不懂得###，我一心一意地爱着相声艺术。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我不怕受委屈，不怕受误解，我努力地创作和表演相声，就是想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要为相声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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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团长职位（1）
1985年，我正式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职务，并推荐姜昆当上了团长。
说实在话，这个团长我早就不想当。1978年，我与唐杰忠、赵连甲在海南体验生活，团里去信，正式任命我为广播说唱团团长。这个团长权力不大，但事情不少，大到传达文件，组织演出，小到添置一把笤帚、报销2分钱存车费。上面还有总团领导、老艺人坐镇，我没有官瘾。当时我就表示干不了，但上级领导说你虽然是名演员，但也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勉强上了任。但这个团长实在牵扯精力，而上面配的书记、副团长等人又对说唱团的业务不太熟悉，我感到当团长已经影响到了创作。
辞去团长后，我调到总团创作组，除参加说唱团必要的演出外，平时在总团专心创作。当时我痛感到相声表演越来越走形，打打闹闹、哼哼唱唱、胡拼乱凑之风日益严重，缺乏严肃认真的创作。也许是我保守，对这样的“新事物”不能理解，但是我感到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在减弱。于是，我有了举办专场相声演出会的想法，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相声的看法。演出前开了新闻发布会，我公开宣称这场相声演出会就是让观众看一看，真正的相声是什么样。
1987年3月我成立了“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创作班子，在团中央招待所集中创作、排练。这次活动得到青岛一家企业赞助的八千块钱，就有了创作费用。创作排练是全国政协开会期间，我请假到招待所集中。3月17日全队人员到齐，演员有11人，除我之外，有赵炎、王金宝、刘伟、冯巩、王谦祥、李增瑞、戴志成、郑健、刘惠，还有工作人员五人。总团团长亲自召开动员会，紧张有序的集中创作、排练开始了。12天，我们创作了一台节目。
在集中之前，我有了不少素材，也写了几个初稿，刚集中之时，王兆###师因为拍电影的事到北京找我，我就请他帮助我创作。在短短的十二天中，我们写出了《笑的探讨》、《老少乐》、《无名者》、《婚丧嫁娶》等新节目，修改了相声小品《买表》。大家抓紧时间排出新节目后，又排了原来演过的《五官争功》、《一仆二主》、《四字歌》、《美》、《百吹图》等几个节目，这样可以拿出群口、对口相声十五段，相声小品两个轮流演出。这台节目运用了相声的多种形式，比如说《五官争功》，五个演员合作演出。刘伟、冯巩演出《婚丧嫁娶》，说农村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债问题，办喜事、丧事往往变成捞钱的机会。王谦祥、李增瑞表演的《无名者》说的是虽然有很大贡献却始终默默无闻的人。新创节目还有相声小品。这些段子创作出来后，政协会还没有结束，我就给政协委员来了一场汇报演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受到一致好评。我对演出组的人员说：“要发财，不要到这个剧组来，我们这个集体是相声探索的集体，从我开始每个演员每场只有补助50元，工作人员30—40元。”
我向团里打了报告，征得说唱团领导的同意，说唱团请示电视台，电视台同意作为演出单位之一，这台节目就是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艺术团主办。因为当时明星“走穴”风很烈，有些报纸已经点了我的名。为了避嫌，我坚持让团里领导带队，并要求派专业会计。4月5日我们开始出外公演，这次巡回演出共计7个省21个市，演出120场，行期两个多月，总收入16万元。其间，不管名演员还是青年演员，报酬是一样的。直到现在参与相声晚会的人都很怀念那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感到那是纯粹为了相声艺术的合作，那种思想境界，那种其乐融融，是一次没有瑕疵的合作。我们不计回报，每天过得紧张而充实。
这次演出小队人员虽然来自几个团体，可大家志同道合，亲如一家。装台、卸台、搬运、卖节目单等，都是演员、工作人员齐动手，从不误事。记得在深圳演出时，车到得比较迟，大家连夜装台，干到凌晨5点，刚装完台，一个个倒在后台呼呼大睡，不管地板干净不干净。看到这种情景，我自然而然想到乌兰牧骑、轻骑队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演出队伍，我们这支团结可爱、战斗力强的小队，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这支队伍不仅台风好、作风好，政治素质也很高。在深圳演出时，听到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大家异口同声地表态：“在深圳演出的两场收入，全部捐出救灾！”虽然数目不大，但队员们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是可贵的。这次演出锻炼了年轻演员，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我们深入到工厂、农村、海岛、部队，把演员们的艺术感觉与广大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连接起来，艺术是要接“地气”的，人民大众是生我养我的大地，离开人民大众，艺术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辞去团长职位（2）
演出后，我们向广电部领导作了演出汇报。然后我叮嘱剧组人员到税务局登记纳税，他们都纳了税，我比他们纳的税多一些，因为我的底薪高。然后我准备继续筹划一场“马季相声小品演出会”，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税务局首先打击了我们的热情。在南京演出时，当地税务局不许剧场跟我们结账，随团的财务人员跟他们解释，这不是个人组团演出，而是艺术团和电视台的演出，不存在分钱的事，也不需要个人纳税。南京税务局不理睬，写了一份报告给北京市税务局。北京税务局展开调查，据剧场经理告诉我们，他们不问剧组结了多少钱，而是问马季从剧场拿了多少钱。结果剧组挣的钱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开始我就担心人误会，特意想出来的那些办法都没起作用。税务局领了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团里查账，团领导积极配合查账，为我开脱。团领导还主动解释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在广州演出时用演出费买过一台音响，有些剧场音响不好，影响演出效果。另一件是买音响时顺便又买了一台录像机，也是为了工作上方便，我们买之前都请示过有关领导，得到批准后才买的，而且是由广州文化局批条，在文化局下属的一个音像公司买的。此外除了各项费用开支，剩余的全部上缴团里，这些现在都有据可查。税务局咬住不放，说我们没有集团购买指标，违反财政规定，罚款三万。团领导为了息事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团业务处处长到税务局交罚款时又遇到麻烦，罚款单上写着付款单位是“马季”，交涉无果，团里给我打电话，让我通融一下。我立即表示不同意。如果现在我同意了，十年后我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这是小事一桩，但是原则问题。出了这样的事，小品演出会就没有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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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与“走穴”（1）
对于演员的“走穴”，社会上有很多的议论，褒贬不一。我是这样理解的，所谓“走穴”是演员的一种演出形式，旧社会叫跑码头。演员要尽到他的职责就得演出，这也是他的生存方式。80年代，文化成为了商品，演员的“走穴”风异常强烈。我们身处这个潮流中，也跟着上当受骗。
1988年的大年初二，我们接到总团批来的演出通知，是河北邢台市政府的邀请，举行新年老干部联谊会。团里派我和赵炎、王金宝、殷秀梅，还有外团的王景愚组成了演出队。我们乘火车天蒙蒙亮时到了邢台市。两位彪形大汉来接站，只有一辆后开盖的老式吉普车，于是7个人挤在车内。我问接站的人：
“这是什么演出？”
“工厂俱乐部。”
“不是市里组织的吗？”
“那是市政府开的介绍信，要不你们不来。。。。。。”
我知道上当了。但既然来了也只好如此了：
“演出怎么安排的？”
“今天3场，明天4场。”
“这怎么演啊？”
“马先生，这还是少的呢，上次姜昆来，一天7场！”
我们听了心里一凉，但也没有办法。我们被直接拉到了剧场的后台。接待的人推开一间休息室说：“马先生住这里，这是单间！”
我一看，屋里有四张床，到处脏兮兮的。床下脸盆里有尿，还有扔的烟头！下午2点就要演出，只好将就着忍一觉了。中午，来人招呼吃午饭，到对门工厂的职工食堂。春节放假，食堂只有两个大师傅值班，煮了一大锅面条摆在那里，天冷早已没有了热乎气儿！同行的王景愚身体较单薄，生活比较仔细，看着一锅糟面条实在没有胃口。我们只好到街上寻找饭馆，但节日期间没有开门的。最后找到了一个卖大饼的，再卖些猪头肉，回到宿舍凑合吃了午饭。
坚持着把7场演完了。最后一场演出完，我正在后台卸妆，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马先生辛苦了。一会儿吃完夜宵我们还要赶路。”
“去哪儿？”
“鹤壁。”
“没听说还有鹤壁的演出啊？”
“这都是一个合同的演出，我们早已交费了。”
“为什么当夜就走啊？”
“白天黄河桥堵车，一堵就是7、8个小时……”
我愤怒了，这简直是不把我们当人了！这些“穴头”为了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