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麦克上轻敲了3下,通知埃胡德准备就绪,等埃胡德回应五下敲击时,三个小组将同时引爆。爆炸声会通知海上的指挥部行动开始,其他的特种部队将分头开始进攻。
话筒中传来五下敲击声,兹维卡立即启动了引信。从引发到爆炸大约需要5秒,就在这时楼下的街道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终于有人发觉了他们,但已太迟了。
门“轰”的一声被炸开,穆基和兹维卡冲进阿布·尤素福的公寓,那张相片上的脸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逃进了卧室,两支冲锋枪隔着房门将他打倒在地。在那片弹雨中,阿布·尤素福的妻子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贞和勇气——她冲上去想用身体挡住丈夫,但子弹穿透了她的身体,她最后和丈夫一起丧生。在参加行动的队员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向公众讲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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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15)
突击队员在巨响中冲进房门时,纳赛尔正坐在写字台边,台上放着打字机,他正在准备明天的一篇发言稿,几串子弹永远剥夺了这位诗人的发言权,他身后的沙发也被打得着起火来。
阿德万就不同了,即使是在家里,他的手边也永远放着一支装满子弹的AK-47冲锋枪,在葬身于弹雨之前,他还是来得及搂了一梭子,打伤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腿。
暗杀完成得异常迅速和顺利,突击小组用原先装炸药的箱子装满了在三间屋子里找到的文件(情报部门说在那些屋子里找到的任何一张纸都可能是宝贵的)迅速回到了街上。突击队员来的时候疏忽了街上停着的一辆“雷诺”轿车,巴解的警卫其实就坐在车里。队员们在公寓门前的举动引进了他们的怀疑,就在三个突击小组在楼上分别装好炸药的同时,一个保镖从车里走出来,看样子是对埃胡德他们产生了怀疑,伸手去掏枪,埃胡德他们立即用“贝雷塔”无声手枪将他打倒,但这种枪的杀伤力不强,那个警卫没有立即死去,打出了两枪报警。枪响后不到2分钟,一辆黎巴嫩警察的吉普车就赶到了现场,埃胡德他们躲在阴影里,直到三四米的距离才突然开火,这辆车又挣扎着开出几米,终于失去控制,一头撞在路边着起火来,两三个受伤的黎巴嫩警察爬出来逃掉了。这时,完成任务的穆基·约尼和罗尼已经回到街上,正好赶上第二辆增援车冲到十字路口,车立刻被从几个方向来的交叉火力打得满是窟窿,四名乘员被纷飞的子弹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
街上突然沉寂了一下,然后,远处又传来枪声、警报器的尖叫声和巨大的爆炸声,那是沙哈克的伞兵们开始进攻巴解民阵总部了。利用这一间隙,阿米拉姆和穆基去检查警卫们坐的那辆雷诺车。刚才第一个警卫被打倒后,阿米拉姆就扫射了那辆车,但他突然想起来有可能没干彻底,这时车里打出了一枪,子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柏油路上,证实了阿米拉姆的疏忽,他俩立刻弥补了这个漏洞。
与此同时,摩萨德的特工们飞快地把车开到路口,急刹车时,路面咬得轮胎吱吱作响,突击队员们迅速地钻进前两辆车。埃胡德和穆基走在最后(这是这支部队,也是整个国防军的惯例,撤退时指挥员永远留在最后),这时那辆被打着的吉普车油箱里猛地爆出一片火焰,映亮了第三辆前来增援的吉普车。穆基拉开一颗手榴弹的保险,那车戛然刹住,一个警察跳了出来,穆基向他打了一个点射,但没打中,那人连跑带跳地逃进了路边的楼里。在开枪的同时,穆基投出了手榴弹,弹体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形落在吉普车蓬上,手榴弹到地上炸开,四个警察从车里掉了出来。
穆基和埃胡德转身上车,三辆车像风一样飞驰而去。摩萨德的特工们这几天已经把这个城市摸得滚瓜烂熟,拐弯抹角地向前猛冲,车上的突击队员们全神贯注地警惕着可能的追击。
出了几个街区后,车子慢了下来,用正常速度一本正经地向海边走,在离海岸撤退点约半公里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的装甲车,它正在巡逻,用探照灯查看着海滩。突击队员们怕装甲车发现海滩上的橡皮艇和突击队员,就没有超车,而是在装甲车后不耐烦地大按喇叭。到了向海滩转弯的路口处,三辆别克车悄悄地拐弯溜了下去。
突击队员们跑上橡皮艇,摩萨德的司机也丢下车上了艇,就让摸不着头脑的黎巴嫩警察去查那几个租车的外国人吧。紧张忙乱中,一个队员发现他把装文件的箱子忘在车上,但埃胡德禁止他再跑回去取。
橡皮艇又在漆黑的夜色中离开海岸——从登陆到离岸,整个任务用了29分钟。
在整个“少年之春”行动中,喀土穆大街上,巴解民阵总部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沙哈克中校的队伍比计划早到了5分钟,立即在对面的街上设立了前指。中校、军医官和摩萨德的司机留在那里。然后穿得花哩胡哨的队员(从嬉皮的T恤到雅皮的西服革履应有尽有)分成了4组,每组2人。第一组若无其事地走近大楼,向卫兵借火。四名粗心大意的卫兵丝毫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他们头上拍打翅膀了,几秒钟后,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打倒在地,2人被打死,但另两个人仅受了伤,来得及挣扎着发出了警报——联想到前面维尔丹大街上,和后面我们还能看到的战例,在一场要求干净利落的战斗中,这种枪的杀伤力实在是个问题。
反恐行动、战例(16)
喀土穆大街上一下子开了锅,巴解战士们涌到窗前向下射击,12.7毫米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泼到街上,两名突击队员在倾刻间阵亡。但伞兵们立即稳住了阵脚,用FN FAL步枪上的反坦克枪榴弹和短促准确的点射回敬。突袭在转瞬间变成了强攻。几个突击队员冲进楼内,向楼梯间里投进了几发烟榴弹,这样,楼上的人要想下楼就只能用电梯。不一会儿,巴解的人果然如突击队所料坐着电梯下来了。但电梯门刚刚打开一条缝,早就埋伏好的伞兵们立即向里射击,里面的人还没来得及出枪就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扑倒。伞兵们把尸体拖出来,又把电梯放上去。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楼上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乘电梯下来,好像没看见里面的血迹。伞兵们守在电梯口,里面的人一个也没能冲出来。
激烈的交火大约进行了5分钟后,沙哈克中校下达了炸毁大楼的命令并准备撤退。由于他的人有两个阵亡,三名重伤,他不得不用无线电呼叫空军要求支援。不一会儿,一架涂着蓝色大卫星的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飞过贝鲁特的夜空,接走了伤员和阵亡战士的尸体。很多贝鲁特居民看见了飞机,此举使以色列政府原来处心积虑地要否认这次行动与他们无关的计划泡了汤。
巴解民阵总部大楼随着一声巨响倒塌下来,巨大的火光和烟尘成了突击队撤退的最好掩护。正当喀土穆大街上的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沙凯德将军命令海军突击队投入行动。这一下子非常成功,使巴解分不清以色列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1时40分,泽夫中校的部队到达目标区:“法塔赫”位于奥扎伊的军工厂。
这个行动包含两个要同时打击的目标:
瓦尔达A:由克若勒上尉带领水下连的15名蛙人,摧毁“法塔赫”和“黑九月”领导者之一阿布·哈桑的办公室。阿布·哈桑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指挥他的手下在加沙地带进行袭击和情报搜集活动。这一队人在行动前接到了严格的命令——在炸毁办公室前必须确保那里没有平民。
瓦尔达B:由舟艇队指挥官马莱克上尉率领一部分队员去炸毁巴解的军工厂。
阿布·哈桑的办公室离军工厂不远,正好在防波堤的上面,潜水连的队员在堤上架起自制的折叠梯,队员阿萨夫第一个爬了上去,借着绑在AK-47步枪上的射灯光,他立刻发现了一名卫兵,一个点射将他干掉了,枪声引来了更多的卫兵,但蛙人们在黑暗中当头向他们打去了一片子弹,至少打死了七个人。清除了卫兵后,突击队在办公室里安放了炸药,将它夷为平地。
马莱克的部队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小队卫兵,但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一队人,还用苏制RPG火箭筒炸毁了一辆用欧宝轿车改装的土制装甲车。清除障碍后,队员迅速在军工厂里安好炸药,然后在夜色中安然撤退。
这是海军突击队“攻击、摧毁、脱离”三部曲的典型体现,齐夫中校的不厌其烦和严酷的训练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当晚行动的各支分队中,这支部队是最后一个参战的,也是最早撤回导弹艇的。
海军突击队的另一个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一艘“达布尔”巡逻艇悄悄地将几名潜水队员送进贝鲁特港,蛙人背着防水包装的炸药经过一段短短的泅渡,摸进了港口北部的弹药库,当爆炸声响起时,蛙人们已经回到巡逻艇上返航了。
亚侬中校的伞兵们在西顿市北部的牵制行动也完成得非常成功,他们从另一条路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在西顿至贝鲁特的公路上撒了无数的路钉,防止任何巴解力量从这条路上驰援贝鲁特。之后,伞兵们轻易地摧毁了附近一座防卫松懈的弹药库,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战斗。
第二天清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海法港热烈地欢迎了归来的部队,但沙哈克中校为他那两名死去的战士感到非常难过,没有参加随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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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17)
事后,贝鲁特出版的报纸沸沸扬扬地将这次事件嚷了好长时间,有的报道说,目击者看见有两个美丽性感的女魔在维尔丹大街上指挥战斗,这当然是指埃胡德和他的战友。
这位年轻的营长后来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人物。大约1年后,他改名为埃胡德·巴拉克。17年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999年,巴拉克出任以色列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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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种部队历史悠久(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月21日,第5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一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一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
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