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基本思路，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通过集约经营和转变身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惟其如此，才要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才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才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才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才要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如此看来，这一套“剑法”可谓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既有“防身术”，又有“突破口”。开个玩笑，无妨借用成都境内青城山，戏名之曰“青城诀”。
疑问与忧虑（1）
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后退
成都靠着“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这套“剑法”，一路舞将过去，虽非所向披靡，也是初见成效。不过实话实说，我可是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他们的“剑”是怎么“舞”的。毕竟，我不是“武林中人”，只能鹦鹉学舌般将那“青城诀”念了一遍。除此之外，就是“眼花缭乱”。
不过有一点总算是弄明白了，那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有两大难题，一是“人往哪里去”，二是“钱从哪儿来”。我们知道，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直接的动因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成为问题，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症结则是地少人多，因此必须“精简农民”。这才有了“三个集中”，包括“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也叫“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由于是规模经营，农民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或者说，“富余”出来了。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农民就是“解放”。解决得不好，弄出许多“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那就是“富余”，甚至是“多余”。这就违背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初衷。
于是就有了“农民向城镇集中”，有了“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有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及“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和“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人往哪里去？不能留在农村，只能“向城镇集中”。集中以后，要有出路，要有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产业要发展，又有两个条件，一是成本要降低，这就要“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二是竞争要公平，这就要“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不过，农民向城镇集中也好，工业向园区集中也好，都必须做好规划，所以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些事都要钱，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钱从哪儿来？”这事我请教过许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大邑县委书记的蔡亦如。蔡亦如帮我算过一笔具体的小账。他说双流县文新花园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农民只出500元，政府补贴200元。农民的钱从拆迁安置和青苗补偿的费用里来，问题不大。开发商也有10％的利润，属于微利，但是不打广告，没有风险，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农民买得起，政府给得起，开发商也有利可图。当然，一个县政府，拿个几千万还是心痛。农民也可以请建筑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钱出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但规划和监管是统一的。不过蔡亦如也承认，反正不管什么模式都要钱。“钱从哪儿来”始终是个问题。
成都市委、市政府认为，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主要还得靠市场。一方面是财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在经济上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融资平台，能够把资金筹进来，运转好，又不给今后留过重的负担，这就要点本事。具体地说，就是要“经营城市”。当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经营的，但城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经营。比如打造一个公司，通过银行来筹集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来，按照规划来实施。将来土地升值了，卖出去，除了还贷甚至还可以再赚一点。只要形成这个机制，就可以良性循环。他们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人没有经济头脑，算不过账来。这套办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说弄不清楚，还是留给懂行的人讨论吧！
其实，“钱”的事很不简单。不但有“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还有“钱往哪里去”的问题。所谓“钱往哪里去”，一是用来干什么，是投资，还是挥霍，或者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资，也有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这两个问题在基层又尤其重要。如果说高层（省、市）、中层（区、县）主要考虑“钱从哪儿来”和“钱往哪里去”，那么，基层（乡、镇、村）就必须重点考虑“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特别容易出问题。青羊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杨林兴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以前村上都是会计、出纳一肩挑，这就不大说得清楚。现在的办法是“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也就是说，村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包括上级的拨款，都由街道代管，说白一点就是街道充当会计，村委会只是出纳，这就从制度上防止了腐败，也解决了“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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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与忧虑（2）
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
我们知道，公推###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推会”，既非上级党委，又有党外人士参与，岂能越俎代庖实质上指定书记？因此，“公推会”（公开推荐大会）绝不能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机关，即不能只产生一个正式候选人。这样一来，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就只能差额，不能等额了。所以“差额”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知道，民主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寡民”的地区，大国就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这是屡试不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在总体上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度，但不排除在乡镇这样的范围内试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能够让基层民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家做主”，从而获得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也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另外，基层直接民主是“熟悉的人选择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监督熟悉的人”，这就有可能比让不熟悉的人来选择和监督好。显然，这里的关键是范围的大小。比如村，就没有必要间接选举；区县和区县以上，就不能直接选举；乡镇，则不妨两制并存。
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
疑问与忧虑（3）
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谁选谁”，更在于“怎么选”。成都市在进行这项改革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的产生设计了一整套程序，其中环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可谓千方百计，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比方说，《试行办法》规定，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在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实中也有意义，那就是如果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的人选不当或不理想，还可以通过组织推荐的办法来弥补。但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上级党委和组织部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当，就会挫伤基层党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改革试验实质性流产。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这就两难。
其实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就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然后依法或依照党章选举产生。这在民间，被戏称为“组阁权”，准确的说法是“提名权”、“推荐权”或“建议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保证乡镇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保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带领群众谋发展、奔小康；弊端则是有可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乡镇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独立王国”。
总之，在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意义最大的是公推###，问题最复杂的也是公推###，不可不小心谨慎。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能坚持，不能退缩。要知道，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成都方式（1）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