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伊曼纽尔当年那样，曾在先前发展了他的“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侵犯的方法”。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写道：“假如说有一种工业部门应该完全不依赖国外供应的话，那么，它就明显地是国防部门；由于在瑞典有着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们的脚印走。”
在他所经营和负责的一切事务里，诺贝尔要求的是最好的劳动、原料和产品。在博福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提一下，他此时对博福斯命运攸关的领导，是这座工厂整个发展的转折点，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车间建筑、机器和生产方法都被扩大和现代化了，产量也由于采用新的方法而增加。与此同时，这家企业的财政地位，也通过新的投资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诺贝尔曾以股票的形式贡献了二百五十万克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博福斯在后来六十年间所经历的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条件，都是由诺贝尔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当他的一名助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要求别人行动精确、语言明了，而且总是很急迫。人们必须十分注意领会他十分活跃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经常突然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的可惊的一刹那间的念头。
目前，这家公司改名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独家拥有的一些附属公司在内，是一家有着一万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约五亿克朗总资产的大型公司。除了制造著名的军用材料以及由附属有“博福斯诺贝尔克鲁特公司”生产的炸药外，近几年来切变化和过程，和物质不可分离。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它还补充制造其它化工品和医药材料，这些都完全符合诺贝尔的兴趣。
诺贝尔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处在大路旁边。当他还能够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总有一种如在家乡的感觉。
诺贝尔在给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是金钱和方案。”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使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和平静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状况，现在要来算帐了。尽管他不断表示相反的愿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对于“那些迫切要求改变和完善的事情”来说，的的确确是其一切图谋、规划和期望的进程中大变迁的年头。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种语言在日记、报告、草图和信件里，在诗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数字和统计表里，亲手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在他生前最后的两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几周时间的间隔，那是由于他从圣雷莫到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柏林、汉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博福斯进行没完没了的巡视旅行，以及由于到埃克斯累班和卡尔斯巴德等休养地而中断的。在这些休息所里，他由于病症日趋恶化而去瞧医生和专家，然而，他对他们的劝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还证明，他对于一项为了“很好地休息和关心我的健康”的决定，也从未照办。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这位现在将近六十三岁的人，几十年来那种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无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围的人感到惊佩。似乎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坚忍精神竟然能将被他无情使用的这艘破船维持得那么长久。
诺贝尔在一八九六年同索尔曼一起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夏天和秋天。当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懂得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胶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伊曼纽尔，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象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的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杆菌发明专利权》。这是两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十月份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象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
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诺贝尔是在两个星期前到达那里的。这封信就好象他在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的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当我能够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您忠实的朋友，阿·诺贝尔。”
从他那通常一样清楚、易懂与端正的笔迹中，看不出他正处于崩溃的时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曾经使这位才气焕发、精力旺盛的人终生感到兴趣的题目上去了。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写完信后的几个小时，他便得了脑溢血症；经努力抢救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时，结束了他那多事与非凡的一生。
拉格纳·索尔曼说过这样的话：“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最后几个小时，是非常悲惨的。他在信里曾多次表示的不祥预言终于成为事实。在他临死前的几天，果然‘周围只有雇佣的仆人，却没有任何一个身旁的亲人；这种亲人有一天会用他那轻轻的手将我的眼睛合上，并且会小声地说上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他遭到严重不安的打击，并且不让他站起来。他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儿童时代的语言外，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无论如何，他的主要女仆奥古斯特说，他说了许多仆人们感到莫明其妙的话。他们看来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并且通知了他的两个侄儿伊曼纽尔和亚尔马·诺贝尔，以及索尔曼。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他临终前赶到那里，而他正象他生前那样，孤独地越过了人境。
这位曾在现代景物方面留下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这样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他奋斗的一生。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大富豪，并由于他用最不寻常的方式起草了遗嘱，因此，另外一场奋斗，也就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奋斗，很快便开始了
第二十二章 遗嘱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身后财产处理留下的遗嘱的来源故事，特别是它长期受人注意的执行情况，以及其复杂和有趣的细节，可以根据现有文件写出几部书来。但在这里，只能略述其大概。
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内，诺贝尔曾先后三次立下过非常相似的遗嘱。头两次立的（于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三年），由于有了一八九五年写的最后遗嘱而作废。
这位发明家长期忧郁的状况，有了缓慢的改善。这一点，自一八九四年以后，例如从他的通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造成这种改善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因素：通过最后断绝他与索菲的关系，并且使她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从而解除了痛苦，对圣雷莫以及对在瑞典购买博福斯与那里的安排感到满足；对他的新助手拉格纳·索尔曼也感到满意。当他书写最后的遗嘱时，由于索尔曼整天跟他在一起，因此，他的观察是当时最好的记录。索尔曼写道：
“在他生前的最后三年内，诺贝尔与他的祖国有了新的接触，也许还由于他已经对自己的财产用途作出了决定，因此，尽管他不断发作的心脏病日趋严重神存”之论。，这一切却给了他的生活以巨大的平衡和满足。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深感兴趣的新生活目的；他想找到一处归宿的美梦，也得到实现，他的这一处、或者勿宁说是两处家庭，是在远离喧闹的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环境里；他还交结了一帮新的朋友，并且完全同情他们。他先前那种孤立的压抑感，明显地有所减轻。在他的最后几年我同他的亲身交住中，我从未看到他的神经衰弱症发作，过去，他常把这种病叫作‘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在圣雷莫的时候，我曾经常看到他犯这种病。”
一八九五年晚秋，诺贝尔在巴黎度过了两个月；在马拉可夫大街寓所里，他写出了遗嘱的细节，这份遗嘱，成为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奖金的基础。这份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他亲手用瑞典文写的四页纸的文件，是在没有诉诸一位律师的情况下起草的。正因如此，它在法律上的缺陷，曾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纠纷。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病逝于他在圣雷莫的别墅里的。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在那里火化以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用隆重的礼仪安葬的斯德哥尔摩北方公墓的一座家庭墓穴里；在这座墓穴中，他的父母和弟弟埃米尔已先入葬。
这份由遗嘱人用瑞典文写成并存放在斯德哥尔库一家银行里的遗嘱，于一八九七年公之于众，译文如下：
“签名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
……”
在列举了特定的私人遗物之后，原文继续写道：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五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作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作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与和平会议作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自然科学院授与；生理或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与；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的科学院授与：和平战士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与。我明确的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受奖金。”
他指定两名瑞典土木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和鲁道夫·利烈克维斯特作为执行人，他们同他自己一样是地国外工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索尔曼，已在巴黎、圣雷莫和博福斯作为他的雇员达三年之久；而对四十岁的利烈克维斯特，他则只见过两次面。因为索尔曼被第一个指名，而且对这份遗嘱有着更直接的了解，因此他在落实这份遗嘱主面，显得更为积极。
索尔曼说过，由于这两位执行人对法律事务感到不熟悉，他们指定当时在斯维亚上诉法院当陪审推事的卡尔·林哈根作为瑞典的法律顾问。这对于最后实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基本思想，是非常幸运的一着。林哈根采取气量大的态度来处理引起的法律问题，而不仅仅拘限于形式；他对贯彻执行遗嘱人的思想很感兴趣，并且巧妙地请求被反指定作为奖金颁发机构的瑞典科学院等以及与这份遗嘱有关的瑞典国家当局参与接触和合作。他实际上变成为经管这份财产的共同执行人。执行遗嘱的主要推动者，是拉格纳·索尔曼。
从一开始发表这份遗嘱，就引起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对其基本原则和法律缺陷的批评，曾被认为将使整个的遣嘱失效。报界公开地鼓励亲属上诉反对它，并且试图取得这样一种妥协性的方案，即这份财产将由直接继承人和遗嘱中指名的机构来共同分享。它被非难说，一个瑞典人不注意瑞典的利益，而去偏袒国际活动，那纯粹是不爱国的；瑞典的奖金颁发机构将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将会扰乱它们个真正的工作，并且使它们处于企图舞弊的境况；至于把颁发和平奖金的任务交给一个由挪威议会指定的委员会，将要严重损害瑞典的利益，破坏瑞典与另一个联盟国家挪威国之间当时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这种指责，就更不用说了。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所积累的财富，即使以当代标准来计算也是很大的，——总共有三千三百多万瑞典克朗（合二百多万英磅）。根据他的财产所在或存放的国家，其地理分布情况如下：
瑞典……5，796，140．00
挪威……94，472．28
德国……6，152，250．95
奥地利……228，754．20
法国……7，280，817．23
苏格兰……3，913，938．67
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