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象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在法国勒克勒佐市开设施奈德公司）说，诺贝尔于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象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学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诺贝尔从来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在此后的年代中，一直认为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有力的集体干预，是防止战争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从他给伯莎·冯苏特纳最后的两封信里摘录几行光辉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也就足够了。他的思想与后来作为国联与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时，这些思想对于他在遗嘱中关于和平奖金的规定，也起了预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写道：“仲裁法庭将从所有的中立国得到一项关于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进行制裁的保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什么都比战争好。一切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发表一项宣言说：任何侵略者都将遭到整个欧洲的反对。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裁军，我甚至不晓得现在是否值得希望裁军。从最低层来的一种新的恐怖势力，正在使自己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狂暴，人们好象能听到发自远方的空幻的隆隆声。但是，由联合部队的力量来保证的和平，将使一切和平的破坏者们懂得尊重，并将很快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将会看到，各国的常备军将怎样逐年减少，因为各国将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杀人犯、另一半则是他们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写道：“我很愿把我的部分财产留作一项基金，以便用来每隔五年颁发一次奖金（比方说发六次吧，因为如果在三十年内，人们还不能成功地将现今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到野蛮中去），奖励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我讲的不是裁军（因为我们只能慢慢与谨慎地达到这一理想），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仲裁。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至少很快达到这样一步，即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承担义务，来共同干预对付和平的破坏者。这将是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手段，并且是迫使最残暴无理的国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静的一种办法。如果三国同盟能够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个国家，那么，和平将会在今后几个世纪内得到保障。”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异常尖刻、并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观主义者，竟然在他心灵的深处是一位他从来不曾是过的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多少是一个梦想家，相信一般开导的高贵力量，相信科学使人类幸福的能力，并且相信持久和平将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纪的遗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传播教导就是传播繁荣——我指的是一般繁荣，而不是个人致富。而有了繁荣，作为黑暗时代遗物的多数邪恶将会消失。征服科学研究和它不断扩大的领域，唤起了我们这样的希望：那些细菌从灵魂到肉体将会逐渐被消灭，未来人类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反对这些细菌的战争。”
他也相信妇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写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而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真正伟大进步的使命，将会唤醒一切善良与真诚的妇女们的思想感情，而她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传播到后代身上。将来的年轻一代的头脑，将要受到它的鼓舞。”
这几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写的。它表明他对和平的热烈兴趣一直怀抱到那么久，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发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遗嘱里所表达的最后形式；这种和平热情，，一直陪伴着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阿·诺贝尔生活中的女性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终生是个单身汉。在一些关于他的书里，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对于这位不平常的、拘谨的人来说，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就是他的妈妈安德烈特·诺贝尔，她的母家姓为阿尔塞尔。我们知道他的亲密朋友很少，而他又总想远离人群。他对女人也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丑陋，没有吸引力，但他重视知识妇女的社会，每当有时间就到那里去。在他那些经常是妙语如珠的书信里，他曾对投合他的兴趣与经历的妇女，作过很多精辟的评论。
他从他那位不平凡的妈妈那里，继承了她的貌相和很多优良品质，他显然也是她最得意的一个孩子；在这位母亲的一生中，都受到他巨大的尊敬和孝顺。他们之间的相依为命使得他们的生活无论在幸福或逆境中，都过得很充实。
最近的研究，以及某些无法得到现在已经死去的人同意因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不能发表的文件表明，那种认为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没有别的女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有另外三个女人曾经进入他的生活。
前面已经引用过他的那首自传诗《一则谜语》。这首诗是在一八五一年他第一次到国外进行学习旅行期间或此后不久写的，在这首诗里，他曾传记性地描写了巴黎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从这首诗里，我们还知道他在那里逗留期间，曾包括着他的第一次热恋。当他深切感到孤独的时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位姑娘回报了他的爱情，并且给了他直到那个时候“一直象枯燥的沙漠一样”的生活以爱情，使他第一次尝到着迷的幸福感。他们成为“彼此的至福”，但是，他们的幸福不幸为时不长。当他还在巴黎的时候，她突然死去，这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辛酸的失望。他对年轻时代这一强烈的悲痛作了描写，说这种悲痛使得他“这个在繁忙世界里的孤独行路人，决心把他的生命献给高贵的事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曾享受到人间的欢乐。……但是，我已经懂得去研究大自然的知识，去领悟它的篇章，并从它的深邃里，来为我的忧伤汲取一种安慰”。
这个不知名的姑娘，早就消失在时间薄幕的背后，但这件事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敏感的脑海里的长期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
就我们所知，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的希望之火再次燃烧起来。不能否认的是，在一八七六年春天，当他录用漂亮、聪明和迷人的伯莎·金斯基女伯爵作为他的秘书时，他几乎马上就对她发生了兴趣，满希望她能在他那个美好的家庭里，成为一位虚席以待的适宜的女主人，并曾为她可能成为他的妻子这一想法捉弄过。我们知道他曾问过她：“你的心是不是还自由？”诺贝尔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回答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打击，但它却导致了彼此相互尊重的终生友谊。当她已经成为著名女作家、和平旗手以及伯莎·冯苏特纳的时候，这两位和平主义者仍然讨论与酝酿着对于世界和平的观点。
在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后，伯莎·金斯基突然离开了她的秘书职务去结婚，孤独的魔鬼再次偷偷地走进马拉可夫大街的这所房子里。这段经历，可能为后来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开了路，那就是诺贝尔最后试图驱除这个魔鬼，并且设法找一个愿意与他同甘共苦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很清楚，他现在感到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来作为伴侣和给予他爱情，最好这个女人能象他那样聪明。他写道：“我象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到孤独的沉重压力；在多少个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在他与之通信的那些人里，的确有几个女人，而诺贝尔也确实有着能以各种语言向她们表示最大恭敬的技巧。
第三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他的巨大爱情和后来他的巨大失望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对他的生活影响很深，因此应该给予以叙述，即使只是简单地讲一下也好。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他那种经常出现的沮丧的思想状态。这个故事对于这位发明家后期的情况，提供了很多解释，否则，这些情况就会是阴暗不明的。因此，它对于整个一部传记，对于诺贝尔作为一个人的完整形象，都是重要的。
一八七六年秋，诺贝尔到奥地利去进行一次商业性的旅行。在巴登贝文疗养地的一家花店里，这位四十三岁的男人结识了索菲（1856—1919）；索菲是位个子矮小的二十岁的犹太血统的美女，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简朴的中下层家庭里；因为她的继母对她不好，这个无人理睬的没娘的小家碧玉，从她的家里跑了出来。
他们经常相见，当她把自己年轻生活中的悲惨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为之感动、感到兴趣并且迷恋上了她。他们的大量通信和其它文献材料对于他们长期的交往作了完整的说明。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爱情故事，男方是一位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和自我修养的人，但却是经常生病、神经过敏和猜疑嫉妒的有钱人，他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气氛轻松、整齐舒适的家庭；女方则是一个迷人的、随和的、但却并不聪明也相当没有教养的、典型维也纳模特儿式的年轻美女，她所追求的是生活享受。这场爱情故事包含着一些令人感动的事例，表明诺贝尔每天象叔父那样地关怀、指导和给钱花，多年来他付出很多代价和花费很多心血，来对她进行训练和改造，以求使她接近于自己的性格和教养水平。这个爱情故事还表明，在开始的时候，她曾试图使他高兴和对他进行鼓励，但后来她却希望摆脱这一切她无法忍受的训练，并且很自然地要去享受合乎她的口味的那种更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类似萧伯纳的《窈窕淑女》的故事；也是一位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形象的年纪较大、心情烦恼孤独的男人，与一位以其小巧而贪婪的双手抓住机会猛要渴求的东西——金钱、衣服和娱乐，认为为此必须戒掉年轻人爱情念头的年轻快活的维也纳女孩子之间进行的一场拔河赛。
当然，这种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在这场悲剧结束之前，十八个年头过去了，其中既有阳光与幸福，也有纠纷与不和。在诺贝尔两年内经常访问维也纳后，我们发现索菲被安置在巴黎的一座华丽的公寓里，过着有各种物质享受的奢侈生活，并且有一些仆人侍候；但在诺贝尔经常出差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却过着寂寞冷清与不知所措的生活。诺贝尔在原则和对生活的态度方面，对人对已要求都很严格；并且在他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良好品德和教养方面，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他感到孤独，而且陷入情海。他在用言语和书信进行劝导的同时，又以他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