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无异于是要舍弃他们的肚脐。｛31｝
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的艺伎社会，集中体现了现代化与欧美化对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影响。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和新闻记者在探讨传统日本和传统价值观的变化时，常常以艺伎作为实例。人们对艺伎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展开激烈争论，而艺伎的命运其实正隐含了传统文化的命运。
激进的改革论者认为艺伎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时代错误，这个职业应该寿终正寝。更温和一点的观点则认为艺伎必须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怀旧的作家认为艺伎的改变或者消失都会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损失，日本社会应该像从前那样，给艺伎提供一片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对艺伎抱有某种倾向，或是斥责她们为封建余孽，或是寻求保护她们的办法。那些关心社会变革走向的人们，也喜欢以艺伎作为事例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而当时的花柳界同样非常困扰，艺伎自身也不清楚在现代社会中，她们的艺术到底应该怎样发展。不过，由于艺伎是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无论如何，艺伎社会决不会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枯萎。
艺伎读本
公众意见的一面镜子
1935年，一本名为《艺伎读本》的书在东京出版。｛32｝书中搜集了商人、饭店老板、诗人、政治家、演员以及文艺爱好者对于艺伎的评论，为当时花柳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生动多样的答案。看来，这本书的编辑者几乎为所有对艺伎抱有想法的人都做出了贡献，唯独没有考虑艺伎群体本身的想法。1935年，日本的74200名艺伎，成为了这些评论与建议的读者。
艺伎被人们告诫要仔细阅读这本书，并将之视为“公众意见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话，她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许多名人都收到了问卷调查，内容是列出他们所认为的艺伎的优点与缺点。可想而知，答案五花八门。在艺伎的缺点这一栏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既保守又乏味”；“她们变得和妓女、女给没什么区别了”；“她们过于追求现代，忘却了过去的岁月”；“失去了风度礼仪”；作家小岛政二郎写的是“艺伎不爱读书”。而在艺伎的优点这一栏下，有这样一些观点：“她们比以前更容易理解了”；“现在想跟她们睡觉更方便了”；“坚守着责任与荣誉的象征”；“保存了珍贵的传统”。可见，一个男人认为是艺伎缺点的部分，也许另一个男人反而认为是优点。我们可以想象，可怜的艺伎们为了提升自我而阅读这本书时，该是多么的迷惑和混乱啊！
幸福的艺伎
不管怎样，这本书还是会给萎靡的花柳界注入一些兴奋情绪。很多文章都为艺伎职业描绘了一幅光明灿烂的蓝图，认为艺伎是女性最理想的职业。在第六章“为什么艺伎会遭遇僵局”中，大阪饭店的老板坂口助三郎这样写道：
现在的经济现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都比较艰难，更不用提女人了。一个女孩子就算毕业于最好的女子大学，她也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即使她找到工作，她的工资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连想向父母表示一点孝心都不能够。如果她决定做一名演员、女给或者舞女，那么不管她的初衷是多么纯洁，她都可能被不好的风气所影响。这确实很不幸，但这就是事实。我对这些“新职业”见识得越多，就越坚持以上的想法。
所以，艺伎们，你们要记住，你所拥有的职业是非凡的。你可以学习各种艺术课程——舞蹈、唱歌、三味线——而且有人会欣赏你的表演。要知道，如果你是业余爱好者的话，你得花多少钱才能举办独奏会呢？而作为艺伎，你不仅不需要花钱请听众，你还能从听众那里得到报酬。
一旦你掌握了艺术技能，你就拥有了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大火烧不掉，地震也毁不了，而且你这一辈子都可以靠这些技能谋生。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常常练习，保证宝刀不老。
艺伎的工作也不像其他工作那样辛苦，大部分时间你只需要陪伴那些显赫的客人。同样，如果你不是艺伎的话，你大概永远都不能和这些人物同席，你甚至要花钱才能获得这种机会。
任何认为艺伎属于下等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看看“艺伎”这个名字——靠艺术谋生的女人。仔细想想吧，艺伎们，你们应该为自己而骄傲。不要与那些薄情的客人坠入情网，还是与艺术共浴爱河吧！｛33｝
社会的学校
艺伎们读了下面这篇文章后，大概会因为得知自己的职业承担着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而更加振奋。新桥艺伎协会的主管河村德太郎认为，在日本的所有职业女性中，艺伎是最富有学识和艺术修养的，因而应该被授予最高的社会地位。
艺伎和富士山、樱花、武士道一样，都是日本区别于欧美的主要象征，那么艺伎难道不应该和其他几种事物一样，被尊为日本的特殊荣誉吗？
按照河村的观点，花柳界不仅是传统日本唯一的公共社交领域，还是社会的学校。艺伎是日本社会潮流的领导者，对于社会最新的发展动态也最为了解。
在江户时期，艺伎造访豪宅丝毫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富有的商人在宴请朋友时，绝对不会忘记邀请艺伎；武士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艺伎与这些家庭的主妇关系融洽。有了这么多经历，艺伎在对社会的了解上，比她们所款待的客人都要懂得更多。
在没有报纸和杂志的时代，茶屋就是各种社会信息的中心。父母们会把自己成年的儿子送到茶屋，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让艺伎在社交方面给他指导。而在乡下，艺伎们不经意流露出的文雅姿态，当地的农民可能都从未见识过。｛34｝
艺伎在看到她们所承担的社会使命时一定倍受鼓舞。在封建日本时期，艺伎是时代风尚、社会信息、社交礼仪的承载者，在1930年代，她们依然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论述得出的结论就是：艺伎应该是精于世故的，并且代表1930年代的风格。于是，我们发现艺伎们被怂恿学习现代艺术、穿着西洋服饰、剪去一头长发、阅读新闻报纸，以跟上时代的脚步。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是艺伎在时代变化中保护自己职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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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更新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人们并没有自觉将艺伎奉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珍品。当时的艺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属于当前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人们对于艺伎的社会功能与艺术风格进行着严肃的讨论。在1980年代，如果艺伎穿着哈斯顿礼服跳迪斯科，人们会觉得太滑稽可笑了；但是在1930年代，人们会将之视为相当正常的事情。那个年代，真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历史时期。
诗人■原朔太郎对艺伎问题持有态度鲜明的见解，他在1927年写了一篇题为《新艺伎论》（Shin geisha ron）的文章，后来《艺伎读本》也将其收入。
“与艺伎寻欢”属于老年人的活动了，在现代年轻人的眼中，艺伎乏味而令人生厌，所以他们宁愿去咖啡馆，而不是去茶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非常明了的：年轻人更喜欢俏皮的短发，而不是过去流行的岛田发式；他们更爱好西洋音乐，而不是凄哀的三味线；现在的年轻人甚至都看不懂歌舞伎表演，他们更愿意到电影院欣赏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作品。艺伎同样属于这些过时的事物，年轻人对她们丝毫提不起兴趣。
而在江户时期，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艺伎在那个时候是潮流先锋——服装、饰品、音乐、歌曲、小说——所有这些全都以艺伎的风格为中心。艺伎是江户时期当之无愧的“文明之花”。
现在的艺伎则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典型事例。是谁掀起了短发和卷发的潮流？当然不是艺伎；现在引领潮流的人变成了女大学生和女电影演员。昨日的“文明之花”已经在荒路边凋零。
■原以不容置疑的笔调解释了艺伎日趋衰落的原因。乏味、厌烦、过时——因而艺伎吸引不了年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艺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她们无法再通过愉快的谈话给予男人安慰，而这恰恰是艺伎职业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原进一步阐述道：
妻子们在家中都专注于烹饪打扫和照顾孩子，所以男人们与妻子的谈话都是非常刻板的，大部分都关乎家事。因而在家庭之外，男人们需要另一种全新的伙伴：能够一起探讨世界大事、艺术风格、人生理想的女人；能够既使男人开心，又有着丰富学识和良好教养的女人。而这就是艺伎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么艺伎做到了这些吗？完全没有！大部分艺伎既无知又没有文化，一个知识贫乏的女人怎么能够奢望成为男人的同伴呢？如果我听说某个人要去找艺伎，我相信只有一种可能——艺伎既然不是精神上的伴侣，那自然只能是肉体上的伴侣。
如果艺伎被认为是高级妓女，那真是太可悲了。可是事实上，她们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我对于封建时期的日本有着深切的怨愤，可是涉及到艺伎这个群体时，我却感到封建时代的她们更为令人景仰。那个时候的艺伎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们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在教养、品位和智慧上都能配得上她们的客人。她们是男人的“非肉体伴侣”——这种品质在今天的艺伎身上已经消失不见了。
对于花柳界的堕落，■原朔太郎毫不留情地一一揭露，不过他并没有鼓励废除艺伎职业。相反，他认为艺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认识到艺伎职业的本质内涵，并且再度实践这一内涵。其中一个必要手段就是接受现代化教育：
所有的艺伎至少应该具有女子高级中学的教育水平，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她们自然会更加理解现代文明的概念……
江户时期的艺伎在品位上是最新潮和前卫的，现在的艺伎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摩登和时尚的一员。从现在开始，艺伎要穿着西洋服装；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她们的三味线，学习钢琴或者曼陀林。这样，不用太长时间，茶屋会逐渐变成咖啡馆。
由于整个社会都在向西方文化风格靠拢，所以坚持过时的行业规范只会造成艺伎职业的灭亡。现在的日本真正的艺伎只有大阪的“交谊舞艺伎”，她们不穿和服穿洋装，而且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成为客人们精神上的伴侣。她们是在现代社会成功地演绎了江户时期艺伎风尚的典范。｛35｝
成本效益 职业女性
除了各种怂恿艺伎步入现代化和说服她们淡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之外，也有人警告艺伎会因为追寻新奇而毁灭自己。另外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是：艺伎是否应该被视为职业女性。职业女性这个词涵盖了有组织的劳动力、事业、商业以及职业意识等多方面概念。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成为一名职业女性是一件既现代又大胆的事情。
对艺伎的工作抱有如此商业性的态度，与日本传统的“人情”概念颇为矛盾。支持者赞成将“新艺伎”视为职业女性，反对者则宣称这样会使艺伎丧失原有的浪漫外表。把工厂女工看作“职业妇女”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艺伎身上就不太合适了。日本社会已经有太多地方都过于商业化了，所以很多人还是希望艺伎社会保留一些浪漫风貌。“时代在改变，现在的日本已经很少有过去那样既勇敢又新潮的艺伎了，这令我莫名失落，”演员市川久三这样写道：“如果再将‘职业意识’置于艺伎身上，更会让我感觉忧郁。”｛36｝
成组服务
《艺伎读本》中的某些作者将焦点集中在完善艺伎体制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如果艺伎服务能够变得更直接、更便宜、更让人易于接受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雇佣艺伎陪宴。这些改革者将注意力第一次放在消费者对艺伎的花费上。
艺伎的工资从来都是一个隐讳的话题，毕竟人们都不愿意承认一次欢欣的宴会是用钱换来的。尽管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但谁会希望这一点表现得那么赤裸裸呢？所以付给艺伎的钱往往都用委婉的词语表达，如：花代、玉代、香代，或者祝仪。总的来说，都包含有酬谢的意义在里面。
改革者们想把这一切花哨的代称全都一扫而光，并且为艺伎工资确立统一标准——当然，这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希望按艺伎人数和服务时间来计算花费，所有细节都遵循理性原则。有人建议建立一个艺伎等级系统，越是多才多艺的艺伎，就能挣得越多。同时所有的小费都应该被废除，各个花街都要统一价格标准，茶屋和男仆不得侵占艺伎的工资。
还有一个旨在使花柳界变得更加民主（主要指针对客人来说更民主）的计划：雇佣“成组”艺伎陪宴。艺伎被分为固定的几组，茶屋可以任意选择某一组艺伎前往侍宴，所有艺伎也要遵从茶屋的安排，每个艺伎每小时的报酬是一日元。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对客人来说，雇佣艺伎的总体价格更便宜了，而艺伎们也不至于闲着没事干。（这个计划在柳桥进行过实地试验，但是很快被废除，因为艺伎们对此相当抵制。她们习惯于陪宴两个小时得到将近五日元的报酬，而且更喜欢自主决定参加哪个宴会。）
其他一些人认为雇佣艺伎陪宴的高消费应该归咎于那些中间人，如：饭店老板、置屋主人、艺伎馆以及其他仆人。新闻记者铃木文四郎语出惊人：“首先必须把艺伎从这些人的剥削当中解救出来，花柳界难道就没有希特勒吗？”——意思是，1935年的日本，难道就没有一个救世主（在当时即将成为法西斯同盟的日本，国民自然将希特勒视为救世主——译者注）来扫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惩罚那些剥削弱者的人吗？
艺伎体制的所有环节都被人们仔细审视，看看是否可以使之变得更具备成本效益。为什么艺伎只在晚上工作呢？何不把下午也变为艺伎的工作时间呢？和服的开支太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