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体制的所有环节都被人们仔细审视，看看是否可以使之变得更具备成本效益。为什么艺伎只在晚上工作呢？何不把下午也变为艺伎的工作时间呢？和服的开支太庞大了，为什么不用制服来替代呢？而且，艺伎在正式宴会上必须中途更换服装的惯例，也应该被废除。
很多人都认为，艺伎既然被称为艺伎，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她们的职业技能。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建立明晰、固定的消费标准。可是，妓女就是妓女，女给就是女给，艺伎却是艺术家。当你希望在严肃安静的环境中用餐时，你可以不召唤艺伎相陪；当你想要好好放松一下时，你可以去剧院或者舞厅。艺伎并没有强制人们消费。尽管许多建议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古怪，但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花街，这些建议几乎都被实施过，而且结果多为彻底失败。也许，那些欣赏艺伎花街的人，恰恰就是被这里的非理性、纯感性、慢节奏和怀旧风格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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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言慎行指导规范
那些多多少少对艺伎体制抱有欣赏之心的人，也同样期望艺伎提高自我修养。在《艺伎读本》的最后一章中，有一篇对艺伎进行谆谆教诲的文章——《艺伎的日常生活》。这篇文章提供了艺伎从清早起床到夜间工作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何具备职业素养”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副标题。这种文章也许会令现代读者哑然失笑，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决不是简单的玩笑。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一些作家（如永井荷风）大声疾呼：这个社会没有“人情”的存在吗？艺伎就不能有浪漫的幻想、人性的弱点和自主的意识吗？｛37｝如果艺伎们要按照以下规范完善自我的话，那么一切感性的思想都必须无情地抹去。
第一，你必须在十点之前起床，整理衣装、打扫房间、洗脸刷牙（要特别注意清洁牙齿）、梳理头发、向佛坛鞠躬、向同住的人（尤其是主人）问候，然后享用早餐。永远都要记得父母和你身边的所有人为你的成长所做的贡献，时刻怀有感恩之心。
第二，你的工作需要你酬唱宴饮直至深夜，所以至少在一天初始的时候，你应该稳重严肃。
第三，再一次，我要强调牙齿的清洁，因为任何时候你都要绽放自信的笑容。
第四，如果你自己没有主动学习的愿望，那么你的功课永远不会长进。很不幸的是，对学习的热情往往在二十岁以后才高涨，但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从八岁开始修习功课。孩子们总是贪玩的，但是你必须强迫她们学习功课，这样才能帮助她们成长。艺术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老师对你越严格，你就应该越感谢她。
第五，当你到美发师那里做发型时，不要和别的艺伎闲聊，更不要背后指责客人或妈妈桑，也不要大声咀嚼你在街上买的小吃。邋遢的艺伎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消磨时间，所以她们永远不会得到成功的人生。在等待的时候，你就练习唱歌、吟诵诗词。
第六，外出的时候，请不要带假发髻或者捣鼓新式发型，那会使人们误认为你是女给，甚至是比女给更低劣的人。遵循艺伎风格，把头发简单地束起来就好了。
第七，在夏天炎热的天气里，你当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出汗，但是请保持头发的清洁。散发着异味的头发是艺伎的耻辱。
第八，每天下午三点沐浴。
第九，沐浴后仔细上妆，随时等候召唤。尤其注意不要在脸上留下手指印，耳朵上也不要残留污垢。如果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收到召唤的话，妆容就不可能整洁了。｛38｝
按照这些谨言慎行的建议，艺伎在白天应该勤奋学习、仔细理容、系统有序地处理家务杂事。这九条规范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二十五条规范更进一步指导了艺伎的待人接物与职业修养。艺伎应该对每一次宴会都充满激情，而不挑剔顾客是什么人。在赴宴的路上，艺伎不应该与帮闲——帮助艺伎提三味线箱子的男仆——亲密交谈，以免被人看见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街上的某个人也许就是潜在的顾客，所以艺伎必须注意在外的形象。
在宴会厅，艺伎首先应该向老板娘问好，并且了解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宴会。谁是主人？谁是被款待的人？艺伎都应该心里有数。然后，她要对下座的客人格外热情，因为这个客人往往是付帐的人，而且将来也有可能再次召唤她前来侍宴｛39｝。
“守时、不赊帐、不讨价还价、端庄、有教养、支持国货”；这种稳重尽责的艺伎会声名远播。这是在1935年，日本领导人动员全民备战的前两年。在这些建议中，业已透出新型道德规范的风味。这种新型道德规范即将被介绍到学校、军队，并将很快席卷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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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艺伎
西方国家发生的愚蠢事件，在日本也同样出现了。1930年代后期的日本，军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英语被日本人视为敌国语言，甚至连用了很长时间的外来语也被官方从日语中抹去了。1937年，日本的军事新闻办公室提倡道：“日本必须提升自己的独特文明。”｛40｝于是，1935年急促怂恿艺伎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呼声，在两年之后悄然沉寂。由于艺伎是“日本独特文明”的显要代表，变幻无常的公众喜好此时又一次将艺伎送上了浪尖。
德田秋声在1941年创作的小说《世界的缩图》中，对艺伎所经历的变化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掩蔽在小街之中的花柳界，有时候似乎会被新时代的潮流所冲走。一战后席卷全国的欧美时尚和波浪卷发，几乎淹没了艺伎的精致礼仪与传统发式。在正午阳光下，一位从银座路过的艺伎，常常让人们觉得有些可笑，认为她们的存在是时代的错位。
可是，明治时期的艺伎拥有当权者和商界大亨的青睐，艺伎文化牢牢地根植入日本传统；艺伎和富士山、樱花、歌舞伎一样，都受到人们的赞美，即使是外国人也将之视为日本文化的精粹。
最近，随着对真正日本品位的再重视，艺伎又重新获得了以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政府对战时经济的特殊控制，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偏爱茶屋的上流人士频繁进行的社会交际活动。即使重新容光焕发的艺伎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但这至少清晰地表明艺伎文化与社会结构及民族命运都有着无法解开的联系。｛41｝
在战争期间，艺伎依然可以款待客人。不过，到了1944年，除了东京的九千名艺伎可以继续工作之外，其他地区的茶屋、艺伎馆、酒吧都被下令关闭了。此时的艺伎受到工厂招工的号召，不过据岸井良卫看，许多艺伎都只是在旦那的公司职员名单上虚挂了个名字而已。｛42｝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签署了战败投降书。10月25日，所有的酒吧、茶屋、艺伎馆获准重新营业。
退回原位
战后的艺伎放弃了对新潮前卫的追逐。关于艺伎文化是否应该包含现代性、西洋艺术是否应该成为艺伎技艺一部分的问题，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否”。在封建日本时期形成的艺伎形象，将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1975年盛装打扮的艺伎，看起来和1875年的艺伎几乎完全一样——这就是艺伎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改变，艺伎不再是时尚的引领人，而是传统的守护人。
在京都有一家特色酒吧，装潢是典型的1920年代的风格，酒吧里的留声机永远播放着那个年代独有的音乐。招待客人的女人都穿着和服，外面系着棉质围裙，完全重现了1920年代女给的形象。但是人们不会认为这家酒吧是对传统的一种保留。女给的真正后裔是吧女，她们的数量至少二十倍于艺伎；她们接过了女给手中“现代与时尚”的标语，而这正是艺伎在1930年代选择了放弃的东西。如果艺伎当初坚持继续做时代先锋的话，那么今天的她们将与吧女没有区别。或许，也会有一家酒吧装潢成一栋古老的茶屋，提供一些艺伎打扮的女服务员吧。
五十年以来，艺伎都被用来作为日本传统的象征，而艺伎也终于意识到，日本传统是她们的希望所在；她们不仅希望生存下来，还希望活得很成功，所以她们必须扎根于传统。对传统特色文化的保存是艺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而且也是艺伎不容易受到其他艺术和娱乐形式威胁的原因。“只要日本还有榻榻米，就一定会有艺伎的一席之地，”一位《艺伎读本》的投稿者这样写道。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先斗町狭窄的长街挂起了红色的灯笼，灯笼上绘着先斗町的千鸟标志，这意味着歌舞盛典又要开始了。艺伎和舞伎们在各栋屋子之间穿梭来去，赶赴不同的宴会，完全不在意街上目不转睛的游人正用摄像机进行拍摄。茶屋里面的客人大多是阔绰的商界人士，一般都是公款消费。不过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掏钱，这些人到花街来并不是为了招待客户，仅仅只是为了享受茶屋的氛围。
观光客是不会踏入茶屋的，能够在街上看到盛装的舞伎，他们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传统文化在这个狭小的地区依然鲜活地保存着，这一点让他们感觉安心而满意。那些既富裕又有教养的客人，坐在茶屋里一边享受着艺伎的服务，一边俯瞰鸭川河的美景；他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去一家奢华的现代酒吧，但是事实上，这个选择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可以在享受了日式风格的情调之后，再带着艺伎一起去现代酒吧狂欢。
万事从头
新年万事从头的观念，几乎成为了日本人的虔诚信仰。虽然新年的感觉集中表现在1月1日，但新年的庆祝活动却会持续一段时间。人们在一月初的假期中，会登门拜访亲朋好友。新年中的许多“第一次”也被人们重视：第一次日出、第一次沐浴、第一次对镜梳妆，甚至是第一次见到屋檐下叽叽喳喳的麻雀。主妇们赶在年末做好的凉菜，将是这段时期的主要食物，这样的安排使女人们终于可以暂时免受厨房的牵绊了。
岁末的艺伎花街人声鼎沸，特别是在12月31日，酒吧和茶屋里上演着无数“告别过去”的宴会。而一到一月初，花街顿时安静异常。不过，这种安静只是暂时的，从1月3日开始，“新年聚会”又让花街逐渐热闹起来。
为了让新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日本人在年末的最后一周必须抓紧了结各项事务。家庭主妇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人们会尽最大努力偿还未了的债务；所有的人都要准备“御岁暮”——年终礼品，造就了百货商店一年当中最红火的销售高峰。
在京都的艺伎花街，早早地就开始了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12月13日是“事始”，在这一天，所有艺伎都要拜访她们的老师和妈妈桑。每一个人都为年终的生意旺季埋头苦干，可以说，除了为歌舞庆典彩排的时节外，12月13日至31日是艺伎花街最忙的时候了。
问候
京都的人们因为在新年礼仪上不拘小节而名声不佳，所以艺伎花街特别强调对各项礼仪的严格遵守。京都的艺伎几乎随时准备着向其他人表示敬意。她们每天都要拜访前一天晚上工作过的茶屋，不过这样的简单拜访只需要她们推开拉门，探进头去对妈妈桑说：“昨天真是谢谢您了，请您以后继续关照。”对京都的艺伎来说，这些礼节早已经扎根在她们的心中，所以履行起来就和呼吸一样自然。
就像对新年的重视一样，每个月的第一天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艺伎在这一天同样要拜访茶屋的妈妈桑，通常这种造访更加正式，也更加重要。艺伎要步入玄关，在屋子里面郑重致敬。
围绕艺伎的身份变化而举行的活动也非常重要。舞伎的入门仪式、舞伎成为正式艺伎、艺伎学成出师、或许还有退出艺伎行业，这些活动当事艺伎都要告知所有茶屋。艺伎是为了自己和花街而举行这些仪式，并不是为了客人。先斗町的六十家茶屋在这种场合都会出现，她们每一个人会庄重地坐在玄关前，接受新舞伎或者新艺伎的问候。
在12月13日，艺伎的问候仪式是最为正式和隆重的。每位艺伎要带着佛手柑和两块镜饼拜访实习茶屋。｛43｝这个时候的茶屋搁板上，摆满了艺伎们赠送的镜饼和柑子。整个下午，妈妈桑都在接受艺伎们的问候。艺伎要以最正式的方式行礼；但是上茶之后，她们就会放松下来，或许还会聊聊家常。｛44｝凑巧的是，我在先斗町踏入艺伎之门的那一天，就是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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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的诞生（1）
我在京都已经住了三个月了。其实最初我是从东京开始进行艺伎研究的，而与三叶屋旅店老板娘的幸运相识，促使我搬到了京都。所有人都赞赏我的这个决定，认为在京都可以遇到最正宗的艺伎。（实际上，东京和京都的艺伎一样历史悠久，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京都的艺伎、尤其是瓷娃娃一般的舞伎，更加传统一些。）三叶屋每个星期有两三个晚上会举行艺伎宴会，住在这里，我能看到艺伎们晚上如何工作，还能见到她们白天向老板娘如何答谢。
当老板娘去先斗町的其他茶屋串门时，我总是陪伴左右。渐渐地我熟悉了她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成为舞伎的地方、遇到旦那的地方，以及现在她经营茶屋的地方。她就像是花街妈妈桑的一个缩影。她没有自己亲生的女儿，也没有附属于三叶屋旅店的舞伎或艺伎，所以在我来到三叶屋之前，她走访朋友、同行时总是一个人。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于见到我们俩同行。于是，后来我去采访艺伎时就会在门外这样说：“我是三叶屋的菊子。”我甚至自然而然地像其他艺伎一样，称呼老板娘做“妈妈”。
12月13日那天，妈妈桑对我说：“今天是‘事始’，我想你一定会对第一茶屋摆放的镜饼感兴趣，何不下午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呢？”在妈妈桑还是艺伎的时候，她的艺名叫“一乐”，自然她也和其他“一”姓艺伎一样，是在第一茶屋见习过的艺�